刘彦玲

内容提要:19世纪贝多芬传记家威廉·冯·伦茨(Wilhelm von Lenz)以“作品概念”(后由莉迪娅·戈尔系统提出)为审美基础维护与宣扬《“悲怆”钢琴奏鸣曲》的超越性,也就是承认该作品所占居的经典地位不会因为熟悉感以及演奏家的平庸而被破坏;与此同时,伦茨也间接地表示了该作品对当时听众所能唤起的强大情感能量不是该“作品”的核心内涵。在“作品概念”的主导之下,从《“悲怆”钢琴奏鸣曲》强大的“群众基础”出发探究“悲怆”这个标题所辐射出的修辞意义与贝多芬如何通过音乐的手段来说服他的听众可能是研究者个人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18世纪与19世纪初,作曲家是以听众的聆听经验作为创作的主要考量,因此我们通过18世纪的修辞艺术理解《“悲怆”钢琴奏鸣曲》是如何感动、说服与取悦当时(或现在)的听众是理解该作品内涵的必要路径。本文的目的在于以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这位影响18世纪修辞理论甚巨的修辞学专家的理论为基础,讨论贝多芬在《“悲怆”钢琴奏鸣曲》中如何使用不同的修辞格与动机节奏来平衡情感的涌动与维持“演说者”性格的统一性,并以黑格尔“扬弃”的概念辅助说明对立材料之间的消解与融合,进一步地达至崇高的境界。

一、前言:《“悲怆”钢琴奏鸣曲》在19世纪中叶前的接收

如同舒尔兹(J.A.P.Schulz)所言:“没有任何的器乐音乐比奏鸣曲更能表达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情感。”①奏鸣曲在音乐上具有突出的释义性、修辞性功能。肯尼斯·德雷克(Kenneth Drake)引用美国的谚语“熟悉感带来轻视”形容《悲怆》《月光》《华尔德斯坦》与《热情》等四部钢琴奏鸣曲所受的“盛名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