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承雄

入乎其内

一、明确读者对象

阅读书信类文章，首先要立足语境，明确读者对象。《谏逐客书》和《与妻书》都是“书”，但对象不同。前者写给皇帝，是随事谏诤、议论政务的奏疏;后者写给妻子，是传寄亲人、吐露心声的家信。《谏逐客书》中李斯面对秦王，以“臣”自称，深表效忠之意。文章开头指出自己听闻其他大臣提出逐客令，先将自己放在与大臣的对立面，避免直接对抗秦王，为秦王后来收回成命做铺垫。如此劝谏，避免了自己与秦王的紧张对峙，又争取到进谏成功的机会。《与妻书》以“吾”称自己，以“汝”称爱妻，以“意映卿卿如晤”起笔，既追忆往昔的美好，也谈到现在和未来，吐露自己不能见证孩子成长的遗憾，表述因自己的选择而致日后妻儿生活清贫无依的隐忧，更有对自己献身革命的不悔，以及对妻子理解与信任的宽慰。全文理性与情怀交织，从中可以窥见作者家国难两全的纠结，与最终做出舍家为国抉择的艰难。

二、分析言说技巧

阅读书信类文章，还要细读文本，分析言说技巧。《谏逐客书》一文是写给秦王陈述政见的奏疏，目的是劝秦王收回逐客令，重在论辩说理。李斯采取“攻心为上、避重就轻”的说理技巧。开篇单刀直入，亮明主旨：“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当时朝廷上下都主张逐客，而李斯力排众议，振聋发聩。“臣闻吏议”四字，避实就虚，把责任推给大臣。当时秦王已下逐客令，但李斯佯装不知，给秦王留下收回成命的“台阶”，为秦王最终接纳其建议创造有利条件。为什么逐客是错的？李斯先以秦国史上四位明君（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能够承前启后缔造伟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凭借“客”的力量。再反面推论，指出如果却客疏士，则秦国霸业可能落空。两相对比，证明逐客有弊无利。接着将秦王取物之道与用人之道作对比：面对并置眼前的外国货物与本国货物，秦王“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但是“取人则不然”，若不管是否有用、才能优劣，非秦人一律驱逐，如此必然危及秦统一大业，实非“跨海内、制诸侯之术”。这番陈说，醍醐灌顶，让秦王觉醒。纵论古今、痛陈利弊之后，李斯还用喻证法升华观点。如“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强调欲成就大业，须广泛利用一切力量。最后，以古之五帝三王“地无四方，民无异国”而无敌于天下的帝王之术，与今之秦王“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的事实作对比，进而揭示其后果：“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谏逐客书》虽关乎自身命运，却处处以国事为重，高屋建瓴，观点直接，说理婉转，语气恳切，最终成功说服秦王。全文综合运用事实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方法，层层深入，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彰显了高超的劝谏艺术。

三、体会深挚情感

阅读书信类文章，要含英咀华，体会深挚情感。《与妻书》一文是写给妻子的诀别信，重在叙事言情。文中回顾了自己与爱妻相处的四个生活片段：一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倾诉对发妻的挚爱;二是婚后生活情景，追溯当时的良辰美景、浓情蜜意，满含眷恋不舍;三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暗示自己有特殊任务在身，不便与妻子直说;四是“前十余日回家”，作者自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考虑妻子有孕在身恐不勝悲，不便告以实情，而“日日呼酒买醉”以减难言之苦、永别之痛，这也是对妻子的挂念。此外，还写到对自己死后的想象，表达魂灵“依依旁汝”的希望。贯串全篇的是对妻子的牵挂和不舍，既有对妻儿的眷恋，又有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无限留恋，更有对妻儿未来生活的深忧。其中，“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不能忍受“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的现象，又反映了作者对普天下人命运的关爱;对“遍地腥云，满街狼犬”之现实的陈述，又沉痛表达了作者的满腔忧愤。

通观全文，“爱汝一念”中饱含拯救国家与民族于危难的深情。这种爱妻、爱国、爱民融为一体的爱，铸就了烈士英勇赴死的意志。

出乎其外

上梅直讲书

苏 轼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选自《苏东坡全集》，有删改）

赏析

这是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作者进士及第后写给参评官梅尧臣的信。梅尧臣是北宋著名诗人，时任国子监直讲。当时，苏轼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受主张诗文革新的主考官欧阳修和参评官梅尧臣的赞赏，认为能“不为世俗之文”，录取为第二名。对此，苏轼非常感激。在这封书信中，苏轼用周公、孔子比喻欧、梅二人，并极其热烈地推崇他们，真切表现出旧时代文人为人相知、赏识之后的思想感情;同时，作者自比于圣门之徒，暗示自己有不凡抱负。

文章首段由个人阅读经验入手，展现自己博闻好学之志趣。从自己在《诗》《书》《史》阅读中所了解到的周公、孔子之不遇起笔，借夫子与颜渊的问答，来抒发夫子与天下贤才共处之足乐。此段含蓄地将欧、梅比作圣人周公、孔子，而将自己比作孔门颜渊、仲由之徒，突出知己相乐这一中心，为下文表达感恩之意作铺垫。

第二段自叙少年“始知读书”时即已知闻欧阳公大名之事实。“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以孟轲、韩愈类比，盛赞欧阳公德行;接着点出梅尧臣与欧阳修的交游，侧面烘托欧阳公德高望重;然后陈说自己的成长阅历，诉说阅读先生们文章词赋，想象其之为人，领会其超凡脱俗之快乐的体验，表达仰慕亲近之意，并道明来京师一年多未曾登门拜访的原因。再接着追溯今春参加礼部考试，承蒙执事与欧阳公“亲试”而获“第二”的欣喜之情，表达对执事“爱其文”、欧阳公“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的赏识、奖掖之意的感戴之情。“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表达作者对执事、欧阳公唯才是举、客观公正的可贵精神的赞扬，以及自己有幸遇到知己、大贤的得意、快乐。

最后援引名言，盛赞梅直讲位虽不高而享誉天下，及其为人温和平静，为文宽厚敦朴的特点，表达自己钦敬、学习的诚意。

通观全文，作者纵古论今，直抒胸臆，气魄雄深，委婉有致，不卑不亢，字里行间洋溢着诚挚的感恩戴德之心和春风得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