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民族文化圈层为视角，对西南文化边疆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新的解读，以西南政区的民族文化属性和西南城镇（雏形）的民族文化据点为着眼点，通过对“西南”与“中原”两个上古时段的民族文化圈层格局和互动发展进行论述，归纳民族文化圈层视角下“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初始格局和民族文化圈层互动的发展趋势，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体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为后世王朝国家西南政治边疆的塑造发展准备了厚重的文化积淀。中国历史上边疆与中原民族关系的核心是文化的关系，以文化圈层的视角解读西南与中原的民族关系，凸出了民族文化互动的作用和民族文化融合的规律，为其他区域边疆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互动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西南民族文化圈层;多元民族文化融合;中华文化边疆

【作 者】李宇舟，云南警官学院基础课程教学研究部副教授，博士。云南昆明，650223。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142-0010

一、研究缘起

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9月27日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时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文化是民族的特质，中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居民的边疆地区，其开拓和治理是以民族文化的融合为前提的，即政治边疆的形成和发展通常以文化边疆的开发拓展为前提，最终融入到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当中。

对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边疆政区史、城镇史的研究都脱离不了特定时期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背景和地缘政治格局，而大多数王朝的政治制度史即是这个王朝的民族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特定的中原与边疆民族聚居区域的历史地理分野，在边疆作为少数民族分布区的历史格局始终不变的背景下，边疆政区的划分、形成一般以边疆民族的文化流播范围圈为前提，边疆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也脱离不了边疆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正因为边疆与中原相互塑造的关系，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如此重要，所以对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圈的探讨，无疑将促进中国国家整体形成、西南边疆民族区域的政区和城镇化的研究，裨益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形成和发展的深入解读。

对于中国西南各民族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及路径研究历来是一个较为经典的命题，对于西南边疆各民族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关系、西南边疆各民族社会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自费孝通先生1989年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后，民族史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研究取得了深入、长足的进步。促成了大量民族学者不仅关注“多元一体”的结构层次研究，提升了历史上西南地方民族政权整合的民族“初级统一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而且还关注处于异质文化民族群体之间、起到文化链接作用的“中间民族群体”研究（王明珂，1997、2008）。与此同时，一批民族史学者就西南边疆各民族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中国国家发展史的关系开展了积极的探索，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各王朝国家（包括汉族王朝和少数民族王朝）皆在“大一统”的思想意识指引下，对西南各民族群体别而治之，强调统一的王朝国家与各民族自身的发展构成了“多元一统”的历史格局（尤中，1990、1991;王文光，2015、2018）。文化是民族的特质，西南边疆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核心在于民族文化的治理与融合，其历史进程与西南边疆纳入中国国家疆域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边疆“内地化”仅指涉制度一体、文明趋同，而并不能否认边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边疆民族向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罗勇，2019）。无论是古代的“官方”史志文献（二十五史），还是现当代学者的研究论述都延续了中国史学的传统，都把古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文化治理归入了“国家正史”的记述研究范畴（任乃强、刘琳、缪鸾和、方国瑜、尤中、林超民、蓝勇），一些学者已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西南历史上的民族社会治理（方国瑜，1987、1990;尤中，1990;林超民，1984;郭声波，2018），其中或偏重于历史地理沿革（夏光南，1935;胡嘉，1939），或侧重于行政治理（张锡禄，2006;周芳，2009），目前虽已有学者对元明清的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史做过较为翔实的研究（罗贤祐，1996;周智生、周琼、李晓斌，2019），但对西南历时性的文化融合总体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民族与文化具有对应的关系，“没有归属的文化和没有文化的民族都是不存在的”[1]导言，7。因此，民族演進与形成的历史背后必然隐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和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史即是历史上多种民族群体、多种民族文化圈层交叉辐射，相互影响融合，涵化互补，分层链接而造成共同文化维度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特质，民族的划分以文化的差异为根本依据，民族史的研究脱离不了民族文化发展历史的演进。“文化是研究民族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当今文化人类学中至今尚有影响的几个学派——经典进化论、历史学派、结构功能主义、双重进化论。”[1]48～51无论是苏秉琦先生的“文化区系理论”1，还是童恩正先生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2，都同时强调了中华文化的多元起源特征，不但否定了“中原文化中心论”，而且，两种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中华文明在其起源时期，由于人类生产力低下的原因，文化的生存生境对文化特质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不仅如此，两位学者还进一步推演出不同的文化生境产生的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融合的发展脉络。[2]119～127 [3]383～385

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的地域分布及自身发展伴随着民族群体的定居、流动、民族融合而具有非常大的流变性。我们不应该把民族学视野框定在固定化的民族上，也不应该将论述焦点集中于地域化的共同体，而应对区域民族的文化变迁史足够重视，重视那些隐藏在各民族自身文化发展背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纽带和链接作用1。研究中国西南的海外人类学家如郝瑞（Steven Harrell）Way of Beij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 2001（华东人类学西行）、沙因（Louisa Schein）Minority Rules：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2000（贵州苗族调查）、缪格勒（Eric Mueggleer）The Age of Wild Ghosts：Memory，Violence，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2001（云南彝族调查）等都以研究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的关系著称。费孝通先生的西南“藏彝走廊”概念比“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早10年提出，可以说“走廊”概念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经验铺垫。[4]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提出的“边缘”与“中心”表征互构论，认为汉、藏、彝将三个民族群体之外的其他民族（如羌、氐）当作各自的“边缘”席卷到共同体的“局面”之内。[5]410～411王铭铭以中国历史上的“世界观”来看今日的人类学，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即“天下”的概念，这个“天下”由核心圈、中间圈及外圈组成。其中核心圈对应汉族文化圈;中间圈对应少数民族分布区，即今天的边疆民族文化区域;外圈对应中国之外的民族文化圈。其中核心圈与中间圈的关系已构成民族研究的主要内涵，[6]53～59从而提供了“从天下到国族”的历史人类学建构视角。相比之下，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华“城市及市场空间结构”理论就基本取材于古代汉族的“内部边缘”，[7]327～417视阈远比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狭小，更没有考虑到“夷夏”关系的动力与局限[8]341～354。

但是，施坚雅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仍有颇多启发。将之与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联系起来，我们得出一个综合的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可以理解为中心高度发达的区位制度与边缘相对松散的行政控制和严密的军事控制制度之间的差异。[6]60所谓“中心”即指中原，随着魏晋以后中原经济文化重心的不断南移，其范畴早已超越了“黄河中下游区域”，而把“长江中下游”区域也纳入到“中原”的范畴。所谓“边缘”即边疆，中国近两千多年来边疆虽然多有变化，但边疆一直作为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区域的历史格局从来没有发生变化。边疆与中原的关系除了少数民族与国家政治关系的政治属性外，还具有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文化连接、互动关系，即民族文化属性。后者构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干。

在以农业文化为主的中原，政区和城镇通常作为农业定居文化的构成因子和农业文化社会实践的方式和结果。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从新石器晚期开始到铜器时代，就凭借农业文化较强的代偿力向中原周围扩张，以文化圈层的方式与周围的各类异质文化接触、碰撞、融合、冲突。这种文化互动的结果往往把农业文化社会特有的各种社会实践带到各个异质文化圈当中。今天中国的西南地区在先秦时期本不属于中原文化圈的范畴，它和西北、北方的文化圈连成一片，即童恩正先生强调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是一个较为独立且内部分散的多元复合文化圈。2由于文化生存生境的相似性，造成了此文化圈内的文化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在中原文化向“边地文化带”不断辐射、扩张的过程中，文化的互动异常频繁和激烈，文化的涵化也充实着整个互动的过程。由于西南历史上存在着不同于中原汉族的异质文化民族群体，不但群体众多而且各自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历史上中原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进程较为典型。

作为农业文化的产物，政区的划分是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集中统一和中央政权对地方的分层、管理，“分而治之”的政治权力实施形式实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农业文化的有效运行和延续。城镇的设置也是为了有效保证农业文化的文化能量实现增长和延续而集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为一体的社会财富之管理形式和管理设施。筑城堡而镇守之，本质上是一种保障农业文化的有效运行和延续的方式。西南的各个民族群体在秦王朝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经略以前并没有发展出自己成形的政区和城镇，只有作为雏形的民族文化圈和原始聚落，西南正式的政区规划和城镇设置，根本动力源于中原文化向西南的扩展和辐射，规划的标准和设置的依据则部分出自于西南本土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格局和土著部族原始聚落的发展状况。所以，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西南历史上的政区和城镇发展恰恰是中原文化圈与西南本土民族文化圈融合、涵化的外化表现，本质是异质民族文化的融合、涵化，产生的结果是文化内涵上的丰富，体量上的升维，民族文化层级的跃迁等等。这种以族际间文化的结构性互动1带动着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特点之一。

西南民族文化圈，原本并不在中原文化圈之中，而是有相对独立的起源、较为封闭地发展着。但是同其他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圈一样，自先秦时期西南就開始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汉晋以来才逐渐被纳入到中原文化圈层当中，随着两个异质文化圈的涵化程度加深，汉晋以后西南地区逐渐政治内地化，最终，至元代时，成了不断扩展和丰富的中国多民族文化圈层当中的一个文化单元，而这种文化融合发展的动力正是源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形成之历史规律。因此，对于汉晋时期，西南民族文化圈如何与中原文化圈互动、涵化，并更进一步被纳入到华夏文化圈层这一文化运动过程的研究，具有文化溯源的研究价值和异质文化互动的历史学术意义。西南政区的发展和城镇的建置是这种文化互动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现实表现，西南政区和城镇的全面确立和整体发展，其成形是到了南诏政权对西南的全面统治时期才得以实现，而对此前先秦至汉晋时期，西南政区和城镇的发展、演进过程之梳理，恰恰最能够体现出这种文化互动的内涵和本质。

二、“西南”与“中原”——民族文化圈的概念

虽然已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中原的汉族，还是西南地区的任何一个民族，他们特有的文化都是一个个独立完整的体系”[1]218，这些体系构成了一个个文化属性相异的民族文化圈。但是，这些看似独立完整、稳固不变的民族文化体系显然并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些丰富、活跃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史实2。所以，我们认为民族文化圈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较为活跃的、动态摇摆的同时又总是趋向平衡的体系，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以民族本身的社会发展为主导，以民族间的文化互动为辅助，并且受互动影响十分强烈，所谓“文化的变迁一方面是文化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是文化接触的结果”[9]《前言》强调的就是民族文化发展二元动力的规律。正是由于后者强调的那种动态的文化体系之间的发展和互动，相邻的文化区域彼此才有可能逐渐形成链接式的民族文化单元的相互联系。

现代中国的西南地区自石器时代就是一个相对完备而独特的文化区域实体，我们要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历史进行研究，就必然要对“西南”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进行系统性的考察。因此，单一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手段是难以全面地反映这个系统复杂的历史全貌的。“在当今众多的学科中，文化人类学是以广义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这里的‘文化，几乎涵盖了我们研究西南与中原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1]导言4。选用文化人类学的“大文化”概念可以有效地解读中原与西南的多元文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文化是研究民族1和民族历史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文化对于民族具有单一对应的归属性，没有民族属性的文化和没有文化特质的民族都是不存在的;文化是所属民族开发、改造、利用其生存生境的工具和手段;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具有较为完整的自洽性和平衡延续性。从文化人类学“大文化”的概念来看待“中原”与“西南”这两个概念，不可避免要关联两个区域内的民族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需要关注二者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中原”作为一个地理的表述词汇，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中有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外延流变。中原的核心内涵是指现代汉民族的先民——华夏民族群体（或称古汉族、汉族的先民）的实际历史分布区，但随着华夏民族群体的迁徙和扩散，更重要的是华夏民族群体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群体的历史融合，其分布区不断改变。伴随着华夏民族群体分布区的几次较大变动，其民族群体文化的中心和文化圈层也在不断变化，“中原”的概念也随之不断更新。初略的情形大致是：先秦时期，华夏民族群体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此后逐步扩大到黄河下游及淮河中上游，中原汉文化圈层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延散;秦汉以降，其分布区进一步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并开始向长江中下游及岭南局部地区扩张，这一时期的汉文化中心依然在黄河流域，只是文化圈层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唐末宋初以后，现代的汉民族基本形成，自两晋时期开始的汉文化中心向南转移基本完成定型，而整个汉文化的流播区也扩大到了整个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等地区。“中原”的概念也随汉文化流播区的变动而改变，“中原”这个词汇也从地域的单一概念演进为集地域、民族群体、文化类型及文化圈层辐射范围等多重含义的概念集合。

同理，在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过程中，“西南”一词，不单指涉今天的川、滇、黔、闽、藏等几个省区的地域范围，而需要按照民族文化的历史差异去界定古代百越、氐羌、苗瑶及孟—高棉三大系统民族群体分布范围和这些民族群体文化的流播区域。

就上述这些古代民族群体的分布历史和其文化流播范围情况来看，中原与西南并无固定的地域划分，我们只能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入手大致将其民族特质文化的流播区边缘描摹清楚，原因就在于每一种文化都总是与特定的民族之生存生境相适应，且二者存在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由于古代民族群体的生境与文化之变迁总体上较为缓慢，因此，从民族群体文化的角度去界定中原与西南的概念，相对于其他研究视角更为稳定、准确和客观2，更有利于对比研究，而且还能满足其交叉学科研究方式的需要。

三、民族文化的“圈”与“层”

民族文化的“圈”与“层”是一组相对的概念。

历史上，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存在往往体现为对能量或资源的汇聚和控驭。在族际关系的演进过程中，一个民族群体，总是倾向于在保持自身文化完整的前提下，凭借自己文化的扩张能力——代偿力1去影响临近的民族，推广自己的本民族文化，使之向有利于自己文化趋同的方向演化，我们可将之称为文化的同化冲动;同时，任何民族在受到外族文化影响的情况下，都会力图维护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对文化阐释的权威性而产生一种排抗同化力（简称排抗力），正是由于文化排抗力的存在，才使得各种民族文化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特性。正是由于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同化冲动和排抗力，使得族际间的文化互动演化成一个复杂而持续的长期过程。

一方面，每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它总是对产生这种文化的核心生境以外的外缘生境（即其他非适应生境）有一种自觉的文化能量延伸和扩展之冲动，因此，“一个民族的实际分布范围和该民族的核心分布区，总存在着一定的差距。”[1]285处于一般进化中不同阶段的民族，这种差异也是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别。农业文化在一般进化中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形成富余能量的绝对值较大，代偿力的积累就相对较容易和数量较大。历史上，掌握农业文化的民族往往可以凭借巨大的代偿力积累将其文化展拓到其他非适应的生存环境中，从而造成了中原农业文化的向外拓展、辐射的强大势能，也因此形成了中原农业文化外延广大的文化辐射区和相对较为狭小的文化核心流播区。这种外延的文化辐射效能又随文化生境的变化而逐渐衰减，像落石激起的水波涟漪，又逐层消散一样，呈现出文化辐射区的分层递减结构。每一种文化只有在产生这种文化的生存生境当中才能有效按照本文化的运行规律推行实施，并显示出强大的文化效能，当这种文化被放置到新的环境当中，文化的生存生境发生改变，文化的驭能水平就会被极大削弱，从而大大降低了这种文化的效能。不仅如此，在族际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一种民族文化在接收到外族文化的影响作用力后，往往仍然试图维护自身固有的文化属性、文化独立性、文化阐释的完整性而产生文化的排抗力，排抗力的来源正是外来的文化因子进入到陌生且相异的生境当中的不適应性，当这种不适应性达到最大值时，外来的文化无论在一般进化当中的类型等级有多高都难以存活。这即表现为历史上，中原文化向西南拓展，同时又被机械地复制照搬而屡屡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篑后果的深层文化原因。因此，当汉文化的圈层辐射区域超出了与汉文化相适应的文化生境时，汉文化的推广和施行的方式方法就成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和难题。进而如何跨越民族本位的偏见去看待汉文化对应之生境以外的其他生境之异质文化也就成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一般具有自我培育发展的能力，还具有自我调适与顺应外部生境条件变化的能力，族际间文化的相互作用，只以代偿力的输出效能而生效，而并不会依据一般进化中的所谓文化“高”“低”来引导转移，也不凭借文化形态的所谓“先进”“落后”来指明方向。因此，族际的文化互动不会必然地由“弱”向“强”一方靠拢，不一定造成文化向任何一方趋同，而只能是双向性的相互吸收、影响，呈现钟摆式的文化演进。因而有节制地投入代偿力，有步骤地降低异质文化的排抗力，使得有关各民族享有自我文化调适的时间和条件，可以避免激烈的族际文化冲突。

以农业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先秦时期开始向中原四周扩展，向西南先后开拓了原为“蛮夷”文化的楚国故地和巴蜀地区，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异质文化先后与中原文化发生了文化间的互动联系，由于文化代偿力的悬殊，具体而言是由于中原文化巨大的代偿效能，处于从属地位的楚国文化和巴蜀文化与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原文化先后发生了涵化，最终成了后世中华多民族文化圈当中的一个文化单元。然而，中原文化向西南的辐射、扩张并未停止，随着巴蜀并入秦地，西南各族的异质文化圈相对独处一隅、不通中原的局面宣告结束，中原诸侯各姓的长期战乱分裂也随着秦朝的建立而统一，中原文化开始以“文化大一统”的面貌与西南各族文化圈直接发生全面的接触。实际上，此前早在战国时期，代表局部中原文化的楚国就已经与西南的古滇王国有过官方正式的接触，这是建立在两个不同文化归属的区域之间，民间交往日益密切基础上的结果。然而，应该说：中原与西南，整体上的文化接触还是以秦惠王伐蜀为肇始，此后中原文化向西南腹地的进一步扩展和不断的经略都只是这种文化接触的延续。

一个民族的实际分布范围和该民族的核心分布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那么，一个民族之文化分布也必然存在核心区和辐射区，二者也必然存在着差距。对于一个具有较为强大的文化代偿力的民族文化圈而言，其文化的核心流播区与文化辐射区差异异常明显，并且往往呈现出文化主要流播圈与文化辐射层向外递减状态并存的格局。中原文化凭借自己较高的族际文化代偿能力，不断向四周扩展延伸，至秦代时先后辐射、融合了本不属中原文化范畴的楚、巴蜀文化，继而向西南腹地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原文化自身也在逐渐成形，日益强化并强调着自己的文化流播圈和文化辐射层的分野，界限日益明显，以至于从西汉开始，中原王朝不得不开始从政治的角度界定边陲与内地、正郡与边郡的政区层级。于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最晚从秦代开始，处于文化互动活动中主导地位的中原文化逐渐形成了圈层式的对外扩张态势，就像水波涟漪一样向外散延，在面对不同于中原文化生境的其他生境时，中原文化的代偿力的效能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原楚地的江河沼泽、湿地滩涂对于中原文化的流播还有较高适应度，巴蜀四塞之地围构的成都平原、盐铁商业也能有效补偿中原文化代偿力的损耗，那么，当中原文化拓展进入丛山峻岭、沟壑峡谷众多的云贵高原生境时，文化的适应度就大为降低，代偿力的效能也显著地减弱。同样，当中原文化拓展进入满是沙漠戈壁的西北，进入气候恶劣、土质贫瘠的北方草原、西北戈壁，随着与中原文化相匹配的生存生境逐步“恶化”，中原文化辐射的效能和力度就呈现出衰退的态势。因此，中原文化在从中原向四周扩展的过程就构成了文化能量由中心向外延逐渐递减的格局，向石落湖面的涟漪层层减弱，我们可以把这一格局称之为中原文化流播的“圈层”。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对于“高能”的中原文化圈，西南文化圈的效能就显得相对弱势而且分散。通过现有的考古发现，早在人类文明萌芽的旧石器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的独特性和地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及不平衡性，西南就已经分布着大小不一、类型各异的文化系统，即最早的民族群体1。根据凌纯声先生的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进入原始社会时期就可以明确划分为氐羌、百越、苗瑶三大族系，之后的研究者又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囊括布朗、德昂、瓦族在内的孟—高棉族系，同时，西南民族起源“土著说”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可。李昆声教授将云南的民族文化起源概括为氐羌、百越、百濮三大体系及其相互结合的文化融合体系，“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氐羌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氐羌文化和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中氐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滇池地区、滇东北、滇东南及西双版纳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主要是百越族系的先民。同时，在新石器时代，滇池、滇东北地区也有氐羌先民居住;澜沦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是百濮先民”[10]。于是我们可以把西南上古时期的几个民族群体分别归之为后世族系的先民。这些民族先民由于各自的生存生境不同，导致各自拥有相互异质的文化体系，例如氐羌族系的先民以山地畜牧文化为主，百越、百濮族系的先民则以稻作农业文化为主。随着对生境适应度的提高，至晚到了先秦时期，西南地区有些古代的先民群体发展出了自己的王国，例如滇池地区的古滇王国、滇西地区的哀牢王国;有些民族群体虽然因为文化的特殊属性没有发展出固定的政权组织形态，但也已经有自己较为明确的民族属性和文化边界，比如“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嶲、昆明、冉駹、白马等。我们今天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当然不能以古代中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西南这些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孰高孰低抑或谁优谁劣，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评判某些民族文化在相互接触过程当中，其影响辐射之“文化势能”相对的强弱差别。那些发展、形成得较为成熟的文化由于自身文化系统的自洽性较强，文化的影响力也会较为强大。古代的西南民族群体都为了适应各自的生存生境也发展出了一套自洽的民族文化体系，每一个民族群体都依据各自不同的生境创造出自己独特而灿烂的文化样式。但是，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本身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面临着在与其他的文化体系接触过程中表现出的摇摆和互动，都面临着彼此之间产生文化的接触甚至冲突，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恰恰来自与其文化样式相匹配的文化生境发生了改变，文化进入了新的生存生境后，发展出新的文化样式。由于受到来自外部强大的异质文化冲击，在激烈的文化互动和冲突中，一种民族文化才有可能向着更发达的“高级文明”阶段发展。对于先秦时期的西南民族文化圈而言，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不平衡，而且相互之间总体上还较为封闭，虽然局部存在一些不同程度的相互文化交往，但是始终没有发生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实现了文化的跃迁，也还没有融合、涵化出一个更大的文化统一体，各自都较为松散地分布在西南广袤的不同区域，相对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独立性，因此其“文化势能”较为弱小。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发展格局，到了秦、汉时期，当整个西南的几乎所有民族群体都不得不面对中原强大而统一的文化实体时，并不能表现出那种经过了文化整合、统一后才会具备的强大的文化排抗能力。而且，由于松散、互异的文化分布格局，西南各民族之间经过历史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平衡的多元文化格局，造成了它们并不可能排斥、抗拒外来的强大异质文化（如中原汉文化）融入其中，这就决定了西南文化圈相对于中原文化圈层呈现出有“圈”无“层”的文化格局，所以，只能将之称为西南民族文化圈。

综上所述，对于“民族文化圈层”的概念可以归纳如下：“文化”是人类学层面的广义概念，它是囊括了相对于社会学中政治、经济的狭义文化范畴的人类文明类型总称;大多数中国古代的民族群体都能根据自己的生存生境发展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圈，民族文化圈一旦形成就表现出独立自洽性、对外扩展及排他性，因此，中国历史当中的民族文化中心和民族文化圈都呈现出多元的格局;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多元民族文化圈当中，中原的汉民族文化圈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圈而言，有较高的驭能能力和文化代偿能力，所以，表现出较强的对外辐射、影响力，从而实现了对本文化产生区域之外的边疆地域的扩展、延伸，并呈现出文化影响力分层递减的格局，因此，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民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的历史发展独具文化圈层的对外辐射、影响进程，而西南的民族文化圈则相对较为弱小，没有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对外辐射力而表现出有圈无层的文化发展格局。文化圈层的客观存在既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人文投射，也是民族群体自然形成、分布的特质表述。因此，文化圈层的覆盖范围和文化驭能的程度就通过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民族群体社会发展的强弱来表达。

四、“西南”与“中原”——民族文化圈层的互动融合

对中国西南边疆形成的历史意义

以“空间结构”为研究内涵的西南疆域视阈研究者认为：“空间结构应是用以探讨西南疆域社会及其关系格局演变的叙事单位。……空间结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弥补了传统开发治理史单向度‘线性历史叙事模式的不足，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可以从中获得有关该区域歷史发展变迁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凸显出以环境、族群和疆域空间为主题的‘复线历史的叙述特征。……把讨论的议题进一步延伸到西南边疆地区如何进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空间的问题上来，进而形成一个具有逻辑性和结构性的叙述框架，为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问题，提供一种‘边疆视角和阐释路径。”[11]在西南边疆的民族空间结构中，民族文化的起源、互动与民族交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内涵之一。

中国国家历史的整体性发展理论是由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由多元逐步向一统演进而总结得出的历史规律，政治的多元一统是以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为前提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形成过程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互为表里，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是多元一体发展规律的历史实践。从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到王明珂的“中心”与“边缘”，再到王铭铭的“核心圈”与“中间圈”，一批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区系视角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视阈的整体建构。但是，其中各方边疆与中原的局部性“汉夷文化圈层”互动关系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就西南边疆而言，提出“西南”与“中原”的民族文化圈层概念将有助于“西南边疆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的文化表述，有益于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历时性解读。

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演进与形成的历史背后蕴藏着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史即是历史上多种民族群体、多种民族文化圈层交叉辐射，相互影响融合，涵化互补，正是文化的“族间性”分层链接才造成了共有文化维度的文化认同历史。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圈”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流播格局，那么民族文化辐射“层”恰恰能反映民族文化流播的势能，辐射的广度以及由此而生的“文化黏合度”。中国历史上，在民族文化圈层相互的辐射、互动过程中，民族文化圈经过区域性内部融合和跨区域全国性的整体融合，往往造成了民族文化圈的文化重塑和文化重构。从而，使得西南复合民族文化圈与中原复合文化圈的融合、涵化不断进入新阶段，进一步影响着西南边疆民族群体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关系，中国古代“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逐渐成形，并不断得到巩固。历史上的“西南”作为一个复合型的民族文化圈，其與中原民族文化圈，甚至与北方民族文化圈（以元代、清代为高峰）在更大维度和更高层次上都不断发生着互动、融合，西南地区的城镇“内地化”，文化治理与中原“一体化”不断推进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水平。中国历史上边疆与中原民族关系的核心是文化的关系，以文化圈层的视角解读西南与中原的民族关系，凸出了民族文化互动的作用和民族文化融合的规律，为其他区域边疆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互动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

多元民族文化圈之间的“圈层”文化互动关系是复杂和渐进的，造成了多元复合型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原文化圈层的发展历史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吸纳包容的特性。所以，在中国多元民族文化圈的发展历史中，始终以中原文化圈为发展的核心，融合涵纳着其他的民族文化，逐渐趋于文化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1历史上，中原王朝往往通过对西南边疆实施军政文化治理、经济文化治理、宗教文化治理、教育文化治理、城镇文化兴建等文化辐射、影响手段来促进中原复合文化圈与边疆复合民族文化圈的相互塑造。在以中原文化圈层为主导，其他民族文化圈为补充的中国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辐射影响及涵化的能力投射到文化生存生境的地理范畴上就形成了文化的疆域及文化的边疆，它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历史上那些王朝政权的政治版图及边界，但却一直影响、决定着中国国家政治疆域的开拓范围和稳固程度。正是由于异质民族文化圈的接触、互动、融合、涵化，历史上的西南民族文化圈与中原民族文化圈不断加强、强化着两个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血缘的联系，促进了两个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共同构筑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文化疆域”。

中国历史上，政治疆域的开拓往往以文化疆域的辐射、拓展为基础，政治边疆的开拓和治理需要以民族文化圈层的互动融合为前提，西南边疆的开拓离不开汉族与西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先秦以降，讫于唐宋，西南与中原的文化融合经历了西南文化圈的逐渐整合成型、中原圈层的扩展与接触、异质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西南民族文化发展主导力量的转换，民族文化的流变涵化等进程。自元至清，西南民族文化圈的“内地化”和“一体化”特征凸出——西南边疆的城镇作为民族文化的场域“内地化”，西南边疆民族社会与中原“一体化”，把民族分布区通过政区划分纳入到国家的政治、文化治理范畴，从而为西南政治边疆的稳固和形成铺垫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西南疆域的开拓是以民族文化的融合和拓展进程为前提基础的。包括中原进入西南的汉族先民和北方游牧民族在内的各西南民族，携带着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共同参与到“西南”与“中原”民族文化圈层的伟大互动进程当中，通过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把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传播、扩展到异质民族文化的流播区域，加深着西南不同民族群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逐渐衍生出、强化着西南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西南民族群体融入中国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与“西南”与“中原”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圈层”互动涵化进程往往是同步的，以民族文化圈层融合的视角审视今天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发展，最能触及中国国家边疆民族群体逐渐“中华”化的历史进程本质。“西南”与“中原”两个不同起源、不同属性的民族文化圈，通过不断强化的文化融合与涵化，形成了两个民族文化圈当中其文化因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格局，从而使得在古代西南地区携带着不同文化因子的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疆域能够成为现实，为历史上西南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疆域的实践提供了厚重的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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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WEST AND THE CENTER： AN OVERVIEW

OF ETHNIC CULTURE CIRCLES

Li Yuzhou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culture circl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west culture frontier. Focusing on the ethnic culture attributes of the southwest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ethnic culture strongholds of southwest towns （embryonic for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ttern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outhwest and the Center， two culture circles formed in the ancient periods， and concludes the initial pattern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and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ethnic culture circles' inte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culture circles， that i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s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unity structure have prepared thick cultural deposits for later dynastic states' building of the southwest political fronti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he cor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ontier and the center is cultural relationship， and to interpret the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uthwest and the Cen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circles highlights the role of ethic culture interactions and the rule of ethnic culture integrations，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 for the culture-interaction studies on other frontier ethnic groups integration into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Southwest ethnic culture circles;multi-ethnic culture integration;Chinese culture frontier

〔责任編辑：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