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结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日本经历了社会民主化和经济腾飞的过程，国民生活和教育进入现代化阶段。日本教育学者田浦武雄借访学之机了解到美国教育人类学，后通过专著《教育人类学——文化取向与教育》介绍国际教育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和成果，分析哲学教育人类学和文化教育人类学的性格、意义及课题。田浦武雄试图以此促进日本教育研究与人类学视角相结合。著作以日本名古屋市和爱知县的初中和高中为案例，揭示日本教育被应试战争裹挟，深刻影响青少年社会化和个性化发展的教育问题，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希望借助教育人类学视角来获得改善教育的启发。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文化取向;文化濡化;日本教育

【作 者】黄宁宁，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广东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G4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115-0008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日本已经经历了“二战”战败后的社会结构调整和经济恢复期，工业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经济腾飞使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统治社会的思想从战前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思想转变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且渗透至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之中。然而，日本传统的家元、集团中心等文化因素仍旧根深蒂固地支配着日本社会的运转和日本人的社会化。田浦武雄的《教育人类学——文化取向与教育》一书出版于1979年，是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时期，标志着教育人类学在国际和日本的发展进入较为深入的阶段。同时这本书反映出日本社会和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为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应试战争对青少年及其家长的裹挟，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教育对青少年社会化和个性化发展的不利作用等问题，而教育人类学恰好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撑。书中以日本名古屋市及爱知县1的初中和高中为研究对象，旨在从宏观层面分析日本社会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从微观层面分析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价值意识与教育的关系，提出在青少年社会化和个性化平衡方面的教育目标。

将该部日本教育人类学著作作为教育人类学基本文献进行引介，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拓展中国研究者对教育人类学在日本的发展历史的认识，加深教育人类学在教育研究领域之重要性的理解;二是强调对特定社会文化、社会原理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剖析有助于理解现代教育现象和问题，帮助改善现有教育;三是介绍高度工业化和经济繁荣的历史背景下，日本社会、青少年和教育的实况面貌，以期从中获取有益的思考借鉴。

一、作者简介

《教育人类学——文化取向与教育》一书的作者田浦武雄（Taura Takeo）于1923年1月出生于日本，是日本知名教育学者，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名古屋柳城短期大学校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哲学、约翰·杜威（John Dewey）哲学思想。田浦武雄194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教育专业，1951年肄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教育学专业，最终在名古屋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1961年8月至1962年6月，田浦武雄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开始关注布拉梅尔德（Theodore Brameld）1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和研究，回国后撰写《文化与教育——教育人类学的动向》等教育人类学相关文章。1979年《教育人类学——文化取向与教育》一书出版。1951至1986年，田浦氏在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工作，并获得教授职称，后在爱知学院大学和名古屋柳城短期大学工作。田浦武雄活跃在日本教育学界的多个学术组织，曾任教育哲学会、日本杜威学会、美国教育学会理事，以及日本教育社会学会评议员。

田浦武雄著作颇丰，出版的著作有《教育入门》（1964）、《教育价值论》（1967）、《教育改造的思想》（1968）、《杜威研究》（1968）、《大学的功能》（1969）、《创造性的教育》（1970）、《杜威与那个时代》（1984）、《学校的人化（学校の人間化）》（1985）、《现代教育的动向》（1987）、《教育学概论》（1990）、《现代教育入门》（1995），以及编著《现代教育的原理》（1990）和《美国教育的文化结构》（1994），另外田浦武雄还翻译出版了杜威和布鲁纳的相关著作。

二、写作背景与问题意识

《教育人类学——文化取向与教育》这部著作是田浦武雄学术生涯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处于日本关注和研究美国教育人类学的早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田浦武雄已经出版了教育学和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教育事业和教育学发展由学习欧洲逐渐转向学习美国的民主教育，因此产生留美热潮。1961年8月田浦武雄获得了去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研究美国教育学现状，被美国教育学者布拉梅尔德的教育人类学理论所吸引。教育人类学由此引起田浦武雄的兴趣和关注。布拉梅尔德的著作《教育的文化基础》（1957年）在教育人类学领域受到关注后，1962年为了提高教育尤其是教师教育的水平，布拉梅尔德提出价值哲学和教育人类学的必要性。这些给田浦武雄留下了深刻印象。1964年布拉梅尔德到日本开展关于日本文化与教育的教育人类学调查，并于1968年出版《日本——两个地域社会的文化、教育、变化》一书，其后田浦武雄在此研究的启发下开展了“价值取向与教育”的调查研究。该书的共同执笔岛原宣男曾经是布拉梅尔德在做日本研究时的助手，其后以教育人类学教授的身份活跃于美国大学教坛，曾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任教育人类学教授。

田浦武雄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跨学科的教育研究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把握和研究教育现象受到多种要素影响，教育人类学便是在此背景中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1]3他认为，过去关于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研究总是会脱离文化动态，因而总是不充分的，出于对此的反省，教育人类学开始发展，它要求实践性的教育研究。本书一共有6名执笔，田浦武雄为总编者。本书出版的目的不仅是服务于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还希望能对关心教育改善的研究者有所裨益。

三、著作主要内容

为了全面深刻地介绍《教育人类学——文化取向与教育》一书，有必要梳理和分析全书的框架，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一）全书框架

本书包括前言和正文七章内容。第一章是“教育与人类学研究”，第二章是“哲学教育人类学与文化教育人类学”，第三章是“日本的教育人类学发展动向”，第四章是“作为通过仪式的大学入学考试”，第五章是“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与文化取向”，第六章是“青少年的意识与教育——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与教育”，第七章是“青少年的意识与教育——青少年社会态度的发展与变迁”。整体上，第一章到第三章介绍了教育人类学这一学科在国际范围内和日本国内的发展概况。其中，第一章是岛原宣男的教育人类学理论研究成果。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以大学入学考试为研究对象，在名古屋市及爱知县开展的田野调查案例研究。其中，第四章是岛原氏在名古屋地区开展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这一实践性研究成果，该项研究开始于1976年秋天，为期10个月。第六章和第七章基于对初中和高中的持续调查，分析探讨青少年的意识与教育问题，从而指出当时日本中等教育整体上存在的问题，探讨未来教育的改进。

（二）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田浦武雄强调，人们都在自己所属的文化框架中生活和成长，尽管由于与异文化的接触会导致适应性变化，例如外在的形式或制度会改变，但深层的思想框架却难以改变。比如日本特有的集体中心主义取向就是本书探讨的焦点之一，它已经成为日本的传统之一，化为其民族精神（ethos），在哲学层面上固化为日本的文化取向了。[2]本书的副标题中“文化取向1（cultural orientation）”这一概念受到了岛原宣男的启示，具体是指某个社会中特有价值取向的特殊形态，它能赋予人们行动和思考的秩序和方向，在认知、情绪、确定方向等过程中形成，与人们解决问题的策略相关。[1]4而文化取向会通过文化濡化代际传承，且是超个体性原理的，它有时会抵御社会制度变迁带来的变化，教育则常常会强化这一过程或倾向。同时教育也具有改造文化取向的力量，田浦武雄即重视教育的这种角色。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教育人类学是记述和处理文化取向的学问。谈及教育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创造不能忽视教育现实。[1]5另外，若要促进教育人类学的发展，除了文化人类学之外，还需要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的协助，第五、六、七章的内容体现了这一观点。

首先，宏观上该书从横向和纵向上介绍了国际和日本的教育人类学发展概况与经典内涵，并提出借助教育人类学推进教育研究的希冀。第一章“教育与人类学研究”，主要讨论了美国文化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动向，详细分析了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希望能激发日本在该领域的发展。具体内容上，重点介绍了文化概念的重要性及与日本教育的关系，并指出日本的教育中忽略了文化的概念。另一方面，书中探讨了教育与人类学的焦点包括文化传承、向心型社会与认知和动机形成、学校教育与文化性分析，最后介绍了民族志学的方法论。

第二章根据教育人类学的具体内涵，分别介绍了哲学教育人类学和文化教育人类学的性格、意义与课题，并论述了二者的关系，认为二者不是平行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试图将二者综合以建设新教育学。

具体来看，哲学教育人类学是以哲学人类学为基础的教育学。然而，哲学人类学的概念具有多样性，美国哲学家A·埃德尔将哲学人类学的定义分为五种。其中，布拉梅尔德站在第五种定义的立场上应用哲学人类学，即把现代人类学研究中产生的素材和探究模式直接应用于促进系统的自我意识发展这一哲学课题。[1]38第四种哲学人类学定义指明传统的哲学人类学探究人的定义，哲学思辨地思考人作为工具使用者和符号创造者的可能性，该书以此类哲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关联为中心开展研究。[1]38关于传统的哲学教育人类学，O·F博尔诺夫说明了哲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原理。最早的哲学教育人类学研究出现在沃瓦尔德（H. D?pp. Vorwald）《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一书中。博尔诺夫认为书中体现了哲学人类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的交流，然而由于战乱却久未获得关注，博尔诺夫也是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其中的价值。[1]42～43著作总结了人类学中心、教育学中心和综合性三种意义上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其中主要介绍了博尔诺夫的哲学教育人类学的意义与课题，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将教育学研究超越于单纯的教育活动之上，其次是在教育理论方面为教育的规范带去启示。[1]46～47然而田浦武雄指出，哲学教育人类学与现代诸学科的成果和文化现实等的对话尚不明确，因此需要与文化教育人类学的对话。同时他还指出美国教育哲学家认为跨学科性教育课程的现象学也可以对哲学教育人类学做出补充。[1]48关于文化教育人类学，书中重点阐述了其在文化现实的关系中描述性研究教育现象这一特色。最后，田浦武雄总结哲学教育人类学和文化教育人类学不是平行和分离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文化取向的描述性和诊断性的研究课题一定是可行的。[1]61

在国际教育人类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日本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也开始引进和自主开展相关研究，第三章即梳理了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日本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发展进程以及课题展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最早關于教育人类学1的记录出现在1955年出版的《教育学辞典》中，主要记录了教育人类学的定义，包括了从蒙台梭利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到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与教育研究，如玛格丽特·米德、克拉克洪的文化与人格形成的关系研究，哈佛大学怀亭开设的教育人类学课程和芝加哥大学基于教育人类学开设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课程。截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日本教育人类学历史尚短，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的大学还非常少，但是相关的研究已经出现在教育社会学会主编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教育人类学研究包括先驱作品马场四郎和滨田阳太郎的《文化变迁与教育》（1954），武藤孝典的论文《文化与人格（personality）研究的发展》（1956），田代高英的论文《文化与教育——文化人类学考察》（1957），古屋野正伍的论文《人格的研究》（1958）。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出现了以教育人类学为副标题的论文。1964年田浦武雄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文化与教育——教育人类学的动向》一文。文章基于文化与教育相关的跨学科研究，指出教育人类学的重要地位，并介绍了美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概况、动向及问题。1966年滨口惠俊发表文章《〈文化濡化〉的结构与功能——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概念探讨》，重点介绍了教育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包括文化濡化的结构、过程和功能，以及赫斯科维茨等的研究。1967年田浦武雄出版的《教育的价值论》一书中，《社会化与文化濡化》一节叙述介绍了教育人类学，第四章《改造主义的教育价值论》讨论了布拉梅尔德的理论，其中第四节《价值研究的整合与价值论》是该书的中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进一步发展，1977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辞典》中再次包含教育人类学相关的内容。1970年江渊一公发表了《“学习的类型”——关于学习行动的个体差别的教育人类学考察》，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1971年又发表了《教育人类学的动向——现状与课题》，主要介绍了美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及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教育研究。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涌现了文化人类学相关的著作，其中江渊一公和吉田侦吾编著的《文化人类学读本》中收录了论文《文化与人格》，原广子 2出版《儿童文化人类学》（1979），调查研究了印第安人等多种民族的育儿文化、人性的培养及其特色。宫田学在《语言教育的综合研究》一书中发表《语言教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1979），开展了新领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1979年5月岛原宣男出版《日本的顺应与教育》（英文版），该书是第二本以日本教育为研究对象的英文版教育人类学著作。此外，比较教育学开始与文化人类学融合。1975年绫部武雄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纪要第1期发表《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诸问题——文化人类学研究》，提出了文化人类学给教育研究带来的反思点，进而提出推进教育研究的建议。江渊一公也推动了文化人类学视角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发表了《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以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动向与民族文化研究计划的问题为中心》《日本人的异文化适应与教育——东亚日本人学校的调查报告》。1978年日本学者在社会化词条中论述文化濡化，虽未引起过多关注，但是田浦武雄认为文化濡化是教育人类学的重要概念，内涵范围要超过社会化的概念。

在全面介绍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与学科内涵基础上，著作第四章至第七章介绍分析了教育人类学视角下关于日本青少年教育的案例研究，而社会化和文化濡化的概念贯穿始终。第四章“作为通过仪式的大学入学考试”，主要总结了岛原宣男自1976年秋开始为期10个月的“日本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研究对象是爱知县名古屋市相同规模的传统名门精英县立高中A和郊区的新学校B。这项研究主要运用了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通过研究青少年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大学入学考试的功能和负面影响以及改善的方法。在日本社会中，学校是青少年从幼年到青年阶段的手段性社会，学校教育是其迈向成人社会的通过仪式，这种仪式主要表现为大学入学考试。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进入工业社会，成年社会化延期（moratoriamu）出现，即青年被延期获得成人社会地位，其后果是产生社会的紧张和心理的抑制。由于社会制度的参与模式受到限定，生理成熟的未成年人容易被剥夺心理上、社会化成长的机会。然而，十八到十九世纪主导日本社会的家、同族、家元等集团向心性文化取向却仍然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及其流动的一般模式，研究者认为这种文化取向依旧根深蒂固地引导着人们顺应社会变化的独特模式。在日本，大学入学考试是顺应社会的重要形式，日本社会通过这种制度使青年的忍耐力、持续力、智力、记忆力、性格都被测试化，进而将青年层级化，达到维护政治安定、灌输基本知识的目的。同时，日本人也以进入名门大学和进入高社会评价的社会集团工作为最高梦想，因此应试战争统治着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中曾描述了日本考生高度紧张的氛围：

“在一般人看来，大学根据社会评价的高低形成严格的上下等级序列，高中则根据能将多少人送入高评价的大学排列位次。然后，大多数的雇主根据考入的大学和学部判断人才质量，而不是根据毕业生实际掌握的知识与能力。在18岁的某一天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就决定了那个人接下来的一生。换句话说，大学入学考试就是强烈左右未来履历的选拔结构”。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最终导致中等教育在“个体性、社会性以及智力提升等理想教育目的”与“应试教育目的”的双重性下苦恼，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造成教育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忽视青年个性（personality）、创造性、自我意识的充分发展。

第五章“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与文化取向——以高中生的生活意识为中心”，这部分调查研究与岛原宣男的研究同时开展，由田浦研究室和久世研究室共同完成。该研究调查了3所高中，比较研究大学入学考试对学生生活意识产生的影响。1具体研究过程中，田浦武雄与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的教育原理研究室和发展心理学研究室共同展开匿名调查。日本大学入学考试根据大学独自的卷面考试选拔入学者，每年举行一次。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作为考试实施和管理机构包含被政府控制的要素。1945年以后日本曾经一度举行升学适应性测试，但是因加重学生负担以及不敌大学学力测试的重要性而被迫终止。另外，指定校制度2将大学学历与优越的社会工作机会紧密相连。由于经济的繁荣和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都市化现象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日本社会越来越呈現高学历化特点，表现为就读年限延长，相应就读人数增加，带来不同学历的人群分化。除了指定校制度，父母期待是支撑高学历社会的另一主要因素。

研究者试图通过揭示青少年教育的真相以及他们的价值意识，寻求改善青少年教育的方法，具体办法是基于调查结果分析全日制普通高中生的生活意识。分析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度过方式及其相应的感知。总体分析结果显示日本青少年的文化取向被“进入高社会评价的名门大学会深刻影响毕业后的职业生活和生活设计”这种意识主导。青少年高中和初中时代的生活重心全部指向大学入学考试，阻碍了想象力、创造力的锻炼，使得学生的认知和动机形成、人格形成的教养方式以及感情、情绪、情操的发展发生歪曲。尽管1977年《学习指导要领》修订指出要实施宽松充实、丰富人性的教育，然而仍然无法弥补不足。

具体调查结果主要包括学校生活、应试与烦恼、家庭生活、人生观的形成四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学校生活，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课程？学习和学校仪式活动，影响健全人格和自主性态度的培养。关于应试与烦恼，排在前三位的高中生烦恼是学习成绩、生活方式、学习方法。关于家庭生活，青春期的青少年从知识和理论上的思考逐渐成熟，开始从自己的视角观察和判断社会事物，这种自我的萌芽到高中时期达到实质性阶段。调查结果显示，想要依照自身意愿行动的学生比例逐渐增加，这表示高中生想要脱离依存父母的现状，根据自身判断和责任来行动的倾向增强，因此开始与父母产生摩擦出现逆反现象。但青少年独立的过程在一定情境下仍需要父母的出现与帮助。人生观的形成方面，高中时代对应青年中期，青年期精神发展活跃直到成熟，逐渐确立适合新自我的生活原理与人生观。但是大学应试准备使很多诸如确立人生观等与考试无关的问题都推延至大学入学考试之后，导致很多高中生因为不知将来如何生活而苦恼，成为学校生活中的第二大烦恼。高中生尤其是女生还会直面性别角色的问题。另外，高中生会无意识地吸收榜样的属性，因此，朋友关系会使之获得稳定感、平静感，能够互相学习各种生存方式。调查结果显示，朋友是高中学校生活中唯一令人满意的一个方面，朋友往往是最先倾诉烦恼的对象，因此朋友在其人生观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別分析研究了青少年的意识与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和青少年的社会性态度。研究以名古屋大学附属初中、高中为对象，基于为期6年的调查结果。研究方法上，第六章主要借鉴教育人类学与教育社会学，第七章主要运用教育人类学与教育心理学之间的互补性，且充分运用了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心理学的方法。

关于青少年价值取向与教育的研究中，基础概念是“文化濡化”和“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文化濡化是教育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之一，是指一般情况下，习得特定文化中的行为方式、思考方式、价值体系等的过程。濡化的过程往往被看作是强化或维持文化性传统之束缚的过程。因此，教育作为一种文化习得、批判及再建构的文化方式，更多的是发挥保守的顺应性作用。然而，研究者认为文化濡化是文化传承与修正、变革的过程，因此可以将教育人类学中的文化濡化再定义为“学习与教授的全方面的人的过程”1。价值取向则与文化濡化的过程和整合生活方式等方面紧密结合。研究者从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出发，重点关注克拉克洪和布拉梅尔德的研究方法。克拉克洪通过实际调查诸文化的价值体系，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包括中心价值取向和变异的价值取向。布拉梅尔德在建构其整合了哲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的人类学性教育哲学以及“文化学”的过程中，关注价值取向。研究者在克拉克洪价值取向的概念和调查方法基础上提出I-M-T方法，具体指革新的-中庸的-传统的价值取向（innovation-moderative-transmissive value orientation）。该部分研究主要运用了I-M-T方法调查分析比较青少年的意识。名古屋大学教育原理研究室参考克拉克洪和布拉梅尔德的价值调查研究，向名古屋大学附属中学和高中实施问卷调查，主要考察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关的价值取向、政治相关的价值取向、道德相关的价值取向、教育相关的价值取向。研究通过分析各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呈现了教育的问题和相应的启示。

第七章从青少年的社会态度发展与变化角度分析青少年的价值观如何形成和变迁，进而考察青年时期的发展与教育相关的问题。人生发展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身体和生理方面，还包括社会因素，人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在社会生活中必要的行为方式。个体习得生活于某个集团或社会中必要的知识、技能、倾向的过程称为社会化。书中重点探讨了社会化学习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如何展开。

青少年试图在社会认识和历史认识加深的过程中，不断谋求自身的统一化。然而，现代青少年的社会化存在种种问题。总体上，由于战败后日本社会思想由皇国思想转变为民主思想，日本社会想要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传承民主价值观和人类共存的原理，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面临种种困境。主要表现为父母角色的转变，家庭教育的缺位，青年生活本身的变化，人生发展道路选择多样化等。根据调查研究结果，为了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认识，多种科目均非常必要。研究者认为培养社会和政治认识的方式中充斥着碎片化的应试知识和灌输精神主义等内容，完全是反方向的教育，青年期教育的改善应该消除应试战争。根据既有的社会化概念，研究者提出社会化应该应对多样化的外在作用，每个个体应切实做出判断从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行为，即认为获得主体性、自主性态度是社会化过程最基本的机制（mechanism），这种自主性态度也是培养民主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条件。此外，社会全体成员会基于人类共存的原理逐渐做出改变，这其中也包含着研究者关于社会化和个性化的教育目标。

四、著作分析与评价

将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本体研究与教育人类学视角下的案例研究顺畅结合，《教育人类学——文化取向与教育》一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为日本教育研究开拓了视野，也成为日本教育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里程碑式著作。从历史和现实相交织的视角出发清晰和准确地界定何谓教育人类学，是分析和论述教育人类学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的基本前提。[3]尽管年岁逝去，书中体现的研究意识和教育关怀依旧让人颇受启发。

第一，以现代性来引导发展跨学科的包容性视角。尽管1979年去今已远，但彼时著者已经用现代性的眼光审视自己面对的社会、教育和人，并且通过与历史的对照更加清晰地认识当时社会的特征与变化，厘清变与不变所在，从而才能深刻剖析日本文化和日本人。其次，作为教育学者，对有益的教育研究始终保持敏感，因此才得以将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精华综合运用，得以“综合地发掘文化动态与人的成长”[4]13～19。再者，著者对多种学科的态度是理性地吸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批判的视角下应用和改造。

第二，以环环相扣的逻辑对现实抽丝剥茧地解读。全书结构清晰合理，章节之间在逻辑上由宏观到微观，由浅到深，由普遍到具体再升华至结论，避免了生硬的堆砌。尤其在案例解析部分行文逻辑严密，递进关系合理，体现了著者严谨规范的研究素养和态度，可读性较强。书中由大学入学考试本身的仪式性意义入手，进而分析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和文化取向的關系，再落脚至教育主体青少年的意识分析，最终提出关于青少年社会化与个性化平衡的教育理想。

第三，以流动有温度的眼光看待教育中鲜活的人。本书通篇体现着对教育过程中人的关注，社会与制度的研究均为研究人而服务，将教育中的人看作鲜活的生命个体体现了著者带有温度的教育关怀。为了真实全面地呈现教育中的人，著者多角度、多线索地观察剖析，是为流动的眼光，主要表现在从纵向的历史中观察，从多方面的社会环境中描述和理解，从宏观的群体像中把握，从微观的个体中去感悟。

总体来看，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日本教育研究者看待和应用教育人类学的方式，呈现了教育人类学在日本发展的部分过程，为我们看待和接纳外国研究成果提供了范例。新时代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正拓展至所有人的教育以及各种现代教育问题，应用前景广泛。[5]另一方面，著者用细腻缜密的描写和分析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教育，直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教育的运行和问题。同时，对于同样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能够提供一些教育思考的借鉴。当然，时至今日，日本社会和日本的教育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观察与思考。

最后，书中仍然留下了待思考和解决的课题，比如哲学教育人类学和文化教育人类学将如何进一步深度融合，共同服务于不断改善教育以符合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和人的需要;教育应该如何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平衡。这些课题需要在推动教育人类学发展和跨学科视角深化的进程中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 [日]田浦武雄.教育人類学——文化的志向と教育[M].東京都：福村出版社，1979.

[2] [日]田浦武雄.文化と教育——教育人類学の動向[J].教育社会学研究，1964（19）.

[3] 巴战龙.中国教育人类学传统图景的构建与评论[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

[4] [日]田浦武雄.現代教育学の課題——田浦武雄[J].教育哲学研究，1974（29）.

[5] 黄宁宁.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2020（3）。

EDUCA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Japa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Huang Ningning

Abstract：From 1945 to the end of the 1970s， Japa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social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soar， and people's life and education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modernization. Japanese educationist Taura Takeo learns about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America by the chance of academic visit; then， through his monograph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Education， h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achievement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 significance， and subject of Philosophy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nd Culture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Taura Takeo also tries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al studies in Japan with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book takes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 Nagoya and Aichi as examples， reveals the problem of how Japanese education has been threatened by examination-orient war， which has produced profound impacts on teenagers and adolescents' socialization and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it， and hopes to borrow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to acquire the inspiration to improve education.

Keywords：Educational Anthropology;cultural orientation;Japans education;socialization;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