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儒,卫离东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一、引言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一直在资本主义研究中存在较大争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根据什么标准观察和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即所谓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问题。显然,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时,多维度多视角地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有其合理性,但是依循的划分标准或者观测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差异。因此,要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进一步形成普遍共识和一致看法,就必须尽可能地运用同一标准或者观察视角分析资本主义500多年的历史足迹和未来趋向。最根本的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性标准。

目前,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大体有如下几种主要观点:一是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依据。高放[1]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孕育了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三次科技革命,与此相应,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封建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四个历史阶段。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根本性依据的同时,也特别重视社会物质生产力及其发展状况在区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指示器作用。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210他还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222

二是以竞争和垄断及其辩证关系为依据。这是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比较普遍和主流的依据,为多数学者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采用。一般来说,资本主义从产生到19世纪末处在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第二次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形成私人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迈向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演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垄断资本主义获得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三阶段论”被学界普遍接受,也成为体现在教科书中的官方观点。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形成国际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又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形成颇具影响的“四阶段论”[4]。

三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顺序或成熟度为依据。采用这一划分依据的以国外学者居多,如丹尼尔·贝尔[5]52-54认为,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有学者把上述后工业社会阶段称为“后帝国主义”阶段,指出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以及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兴起,帝国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6]6。20世纪90年代,以历史时期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胡培兆[7]33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分析和阐述的资本主义时代已成为过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与社会主义模式效仿的洗礼,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四是以资本所有制的社会化程度为依据。成保良[8]指出,16世纪到19世纪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个人资本占统治地位;19世纪后期至今是社会资本的初级阶段和发达阶段,社会资本或股份资本占统治地位。2018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本科阶段教材延伸了“资本所有制”的概念,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依据,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9]233-234。

可见,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根源于观察和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依据不同。有些划分依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阐释。当然,我们不可能苛求西方学者依循马克思唯物史观分析问题并得出结论。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应该始终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列宁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变化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根本依循,敏锐洞察和深入分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并由此引致资本所有制由私人资本向私人垄断资本质性嬗变的历史必然,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依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全面推进到20世纪,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划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性标准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成决定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及其变革最根本、最核心的因素,进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性标准,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历史和发展规律。“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1]303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断生成与被取代的自然历史过程[11]1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这一根本观点进行了集中阐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2]2-3。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来看,其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变更及其性质时特别注重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是区分生产方式、判断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最根本的客观依据。早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提出私有财产决定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观点,并第一次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古代时期、中世纪专制时期、人获得政治解放现代时代[1]1-16。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使用“所有制形式”这一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三个发展阶段;同时对私有制与社会历史变迁的辩证关系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1]141-125。到了1847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将所有制扩展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并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综合,而且每一个生产关系分别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1]340。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如何从封建所有制中生成,并得出其终将被共产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历史必然。

此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运用所有制分析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更加成熟。马克思以所有制为依据进一步厘清了原始的所有制、亚细亚的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过程[13]470-50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强调“亚细亚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4]9。尽管文中“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所不同,但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是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2]93。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就等同于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深刻揭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而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的否定”[2]874。在这里,马克思唯物史观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标准的理论得到最充分的运用、证明和彰显。这一理论不仅运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揭示了各种经济制度依次更替的历史进程,还证明了资本主义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形式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表现为资本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资本所有制以不同资本形态存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初期,资本以单个私人资本形态存在,资本家个人出资、个人所有、独自经营。在这种资本所有制形式下,自由竞争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经济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就是以私人资本所有制为分析对象,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从19世纪中期开始,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频繁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集中,推动资本迅速社会化,出现了股份公司和私人股份资本。“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5]494-495马克思敏锐地分析了资本集中引致的资本所有制和资本形态的变化,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范畴,同时分析了伴随资本形态的变化和垄断组织萌芽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开始显现出垄断这一经济现象。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曾指出,垄断者用局部的联合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1]25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预付资本的最低限度也会随之增加,产业资本家持有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促使他们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相互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17]124。恩格斯沿着这一思路,深入探讨了资本形态变化引致的垄断趋势,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伴随生产力的增长,资本家阶级本身采取股份公司的社会化形式经营大量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17]665-666。在这里,恩格斯实质上阐述和揭示了单个私人资本转变为私人股份资本再到国家垄断资本这一资本所有制及其资本形态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趋势。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作了进一步补充,提出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它们更加趋向集中的社会化,促使整个工业部门成为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推动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的国内垄断[17]808-809。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深刻阐述了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依据。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以私人资本所有制为分析对象,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建构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所有制不断社会化的演变历史和资本不同形态的深入研究,初步分析了伴随资本集中的进行和私人股份资本的形成导致的垄断现象及其必然趋势,科学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发展变化。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阶段基础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行明确、系统的研究,但却为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和创立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基本理论依循。

三、资本所有制及其质性嬗变是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

19世纪70年代后,伴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孕育和爆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生产规模快速扩张,资本占有程度和资本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特征和突出的经济现象,垄断组织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决定力量。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型化、集团化和由此引致的垄断现象,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西方经济学认为这仅仅是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把资本主义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四种市场结构。列宁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度,遵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竞争与垄断关系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根本方法,深入分析了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垄断所引致的资本所有制及其质性嬗变,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生产关系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极大地丰富、扩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实,在列宁之前,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卢森堡等学者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已经进行过一系列探讨和研究,形成了所谓古典帝国主义理论[18]。“在最近十五到二十年里……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和政治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19]106列宁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正是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在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批判性继承和超越过程中形成的。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承和创新发展。在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及其他相关著作中,列宁以“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作为研究主线,第一次深刻阐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并科学论证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过程。“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2]588在分析帝国主义发展嬗变的过程时,列宁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资本所有制在其自身范围内发生过两次部分质变:第一次部分质变表现为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分散”“自由竞争”“彼此毫不了解”的各个业主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转变为“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19]121-125。最终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相互融合,生成了金融资本并使“工业的关系变成大银行的真正垄断”[19]135。这一质变过程实质为私人资本所有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体现了私人资本家个体占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被私人资本家联合占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扬弃”。这符合马克思阐述的“私人资本被社会资本所扬弃”的资本社会化的科学论断,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惊人扩大,建立在社会化生产方式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也同样指出了垄断日益集中的趋势[19]494-497。第二次“部分质变”表现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同政府的“人事结合”所形成的金融寡头,它们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支配着本国以及争夺着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19]194-209。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相互交织生成金融寡头统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运用国家的钱来振兴快要破产的私营工业[19]160,以及提高、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19]128。这一质变过程的实质为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所有制,体现了私人资本家集团占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被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扬弃”。这符合马克思关于“生成国家的社会资本”的资本社会化的科学论断,即国家承担起对生产资料与交通手段的管理与经营[17]665-666。

从私人资本所有制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再到国家垄断资本所有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两次部分质变,进而引起资本主义垄断趋势也经历了两个历史转变:第一个转变为自由竞争到私人垄断。列宁明确指出,生产的集中,集中产生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日益融合[19]136。第二个转变为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金融寡头的统治[19]176,引致国家垄断代替私人垄断[19]126。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应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以垄断组织的产生作为时间截止标识,其所有制基础是私人资本所有制,基本特征为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商品输出作为对外输出的主要形式、资本家开始寻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掠夺。第二个阶段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战时经济管理举措为时间截止标识,其所有制基础是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基本特征为金融资本逐渐占统治地位、资本输出逐渐代替商品输出、私人垄断组织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本家同盟和资本主义大国对世界瓜分完毕。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进行过客观评价,指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旧资本主义已被这场战争彻底摧毁,它已经让位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1]330,其所有制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所有制,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本和国家政权相互结合形成金融寡头、金融资本完全占据统治地位、资本输出已经成为对外输出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2]705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资本所有制经历了从私人资本所有制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再到国家垄断资本所有制,资本主义垄断趋势经历了自由竞争到私人垄断再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再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资本所有制的质性嬗变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一种论断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考茨基[22]12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为了获取农业地区的原料和粮食进而推行的一种扩张政策,是“资本主义工业民族在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此外,他将“兼并”理解为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认为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政策与它相对立[19]179。这一观点完全是考茨基等人为迎合资产阶级而对帝国主义统治的竭力粉饰。列宁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说法毫无根据,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工业资本削弱情况下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帝国主义力图兼并不仅包含农业区域,还包括工业极发达的区域。他认为考茨基等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基础,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将瓜分世界领土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融合。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历史的具体性的嘲弄!”[19]179总之,列宁科学阐述了帝国主义不是可以改变的“政策”,而是符合历史逻辑与客观规律的“特殊阶段”和“最高阶段”。他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帝国主义历史嬗变过程,这是具有创造活力和理论气质的“历史阶段论”。“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做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的必遭灭亡的条件。”[23]86-87

四、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发展阶段

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以来,世界经历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第一次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和新形式。但总体而论,这些新变化和新形式符合列宁所阐述的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不断成熟的发展趋势[24]15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空前发展,国家垄断资本空前壮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型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最终确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重新启动并加速发展,人类迈向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活动的主导。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进入21世纪,爆发了以世界上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策源地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同时,以智能化为根本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将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切已经并将必然继续对当代资本主义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必然推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发生深刻的演化嬗变。但是,笔者认为当下资本主义仍然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帝国主义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是我们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和历史演进的理论依循和理论基石,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化嬗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依据。

首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没有变化。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交战国为了瓜分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动用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国有化并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英国政府对铁路和煤矿进行国有化改制,并对金融机构、货币市场采取干预措施,都表现出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相互融合。“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24]109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粉碎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均衡自我修复”的神话,同时成就了主张“政府干预能恢复和维持充分就业均衡”的“凯恩斯革命”。这一“革命”的成功在于承认市场经济系统不完善性的同时没有抛弃市场机制,而是主张向市场系统输入政府干预这一关键参数[25]。可以说,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推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与发展。随后西方国家掀起了广泛的国有化浪潮,如英国艾德礼政府先后通过八个国有化法令,对银行、煤炭、电力和航空等重要行业进行国有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凯恩斯主义过于倚重需求而忽视供给的理论和政策使西方国家陷入“滞胀”的泥沼。基于这一背景,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凯恩斯主义群起攻之并迅速取而代之,西方国家也纷纷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私有化改革,掀起一股强劲的私有化浪潮。不过,新自由主义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并不意味着已经动摇了国家垄断资本这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基。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回到先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顶多只是抽象而极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也不完全否定和拒绝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而是更多地强调政府与市场的互补与耦合。新自由主义肆虐期间,西方国家虽然下调了一般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但生产力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资料的资本占有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回归其社会化属性,以便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掠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2008年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和国有垄断资本比重迅速上升就是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国家“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17]666

其次,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新发展。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长期兜售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最终引爆噩梦般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这再一次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26]289。面对危机和经济发展的困境,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却将责任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本身。在此情形下,一些国家参与国际化合作的意愿陡然减退并出现内顾化倾向,其治理范式出现了由“市场逻辑”向“国家逻辑”的转变,退守孤立、重塑国家、适应逆全球化暗流的“国家干预主义”悄然兴起[27]。其实质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借尸还魂,重拾凯恩斯主义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伴随“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一些国家推行“本位主义”的发展模式。如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的国有化举措,将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铁、钢、铝等部门逐步国有化,以满足突发战争、危机时国家防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供给能力。英、日等国的经济国有化目标和美国大体类似。显而易见,伴随逆全球化进程的持续蔓延,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的比重势必会继续提高。从“国家干预主义”的其他举措来看,宏观调控方面,特朗普政府多次出台财政刺激计划和拨款法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2018年美联储分别四次上调联邦基准利率来回流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和减缓市场投机。微观规制方面,特朗普政府改革金融体制和加强金融监管,致力于实施“保护主义”的“再工业计划”。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强化了对人口流动、投资贸易和边境等方面的管制。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以国家资本持续推动经济国有化进程,而且通过各种举措加强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调控和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蔓延进一步凸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实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几近停摆,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促成“国家干预主义”取得主导地位,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化发展。其一,西方国家更加强调“经济主权”[28]。在产业全球分工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金融化和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伴随疫情的突如其来和扩散蔓延,一些西方国家由于缺乏生产抗疫物资的产业能力而无法满足防疫需要和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普遍并加快施行程度不一的“制造业回归”政策。如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推进制造业、跨国公司回流以及强制改变全球分工格局的产业回归政策。其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尝试拓展政府管制的界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救市举措,救市力度远超之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如特朗普政府首次动用《国防生产法案》,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医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所需要的呼吸机。这实际上是“软化的或变相的”国有化举措。此外,美联储还首次将垃圾债纳入购债范围,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非投资级公司债券,加强“国有化”中小企业,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中小企业造成的冲击;为配合货币政策,特朗普政府还实行多轮财政刺激政策,签署《防备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补充拨款法案》《薪资保护计划和强化医疗护理法案》等,给予医疗防疫和小企业更多资金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更是通过了拜登新政府高达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稳定和复苏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美国经济。这些举措的实质和目的仍旧是满足垄断资产阶级对高额垄断利润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深化,金融资本流动或跨国公司经营愈来愈呈现全球化态势,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9]。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并值得商榷。列宁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金融资本或跨国公司的相关概念,并认为它们符合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且金融资本的密网布满了全世界[19]148-151。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了金融资本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流动的经济现象。其次,列宁指出美德两国的“托拉斯”签订了瓜分世界的协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分得了美国和加拿大,德国电气总公司分得了德国、巴尔干和土耳其等地区[19]157。虽然列宁没有运用“跨国公司”的具体概念,但这两家公司实际上却是全球性企业。显而易见,持上述观点的学者所采用的论证依据都处于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经济范畴之中,不仅未能说明资本主义当前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反而论证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仍具有当代解释力。同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始终将国家作为重要的经济载体,分析的是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19]101,将民族国家看作是金融资本流通和跨国公司成长的重要推动力。进而论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具有多维度的特征和表象,学界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考察。但是,界定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准只能是资本所有制及其部分质变,而不是诸如金融资本流动范围或跨国公司影响的大小等特征。

总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并没有突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界限与框架。伴随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与国家垄断资本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获得了持续、广泛的发展。当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会也不可能穷尽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逆全球化潮流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蔓延的双重影响下,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处在深度调整和发展演变之中。至于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还会经历哪些发展阶段,仍待进一步观察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