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明,冯 晔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兴衰赓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6。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将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新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做出了具体规划:在“十四五”开端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新进步,2035年重要节点要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从而推进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展望[2]1-11。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大局的演变,现代化征程面临复杂的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环境、战略规划以及战略实施的定力都面临挑战,我国目前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并提出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3]3-4。可见,进行优势研究对增强新发展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走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内容和价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定位、经验总结和建设路径上。其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的讨论中,如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4]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5]。国外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充斥着所谓“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掠夺论”等偏见[6]291-292,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观点,如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2015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发展生态文明的中国优势》一文,提出相较于西方,中国在政治文化、传统文化、广阔乡村的小农经济模式以及生态理念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优势[7]。柯布断言:“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后现代的希望在中国”[8-9]。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克莱顿也认为:“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10]9虽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生态文明有本质的不同,但仍能够给国内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在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重点需要及时调整,更加丰富和深入的研究以及前瞻性研究必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上形成具有解释效力和传播效力的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国家所谓“生态威胁”的偏见。

为有效厘清中西方生态环境质量事实差异背后的本质逻辑,为我国坚定生态战略定力、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发挥积极作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新发展阶段,一方面总结反思进行历史纵向比较,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进行空间横向比较,从理论、战略、制度、文化、空间和后发机遇六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多维立体、辩证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的优势体系。如图1所示,理论优势作为根本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战略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分别体现在实践的方向、保障和思想资源中,空间优势和后发优势则指出了在生态治理场域和生态文明发展方位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潜能。这六大优势共同统一于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之中。

图1 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优势体系

一、理论优势: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

理论规范可引导主体的思想和行为,任何生态文明建设都有自身的理论依据和支撑。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优势在于其理论依据与西方生态思想相比更具逻辑性与指导性。

(一)西方主流生态理论的核心要点

随着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频发,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批判反思以及对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追求中形成生态研究热潮,并发展为不同流派的生态思想和环境哲学。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主要有两大对立观点:一是重视自然之物内在价值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如泰勒、罗尔斯等;二是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考虑的“人类中心主义”,如诺顿、海德华、墨迪等。从经济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主要有技术乐观型和资源悲观型两种分歧:前者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派、“绿色资本主义”学派和“生态现代化”学派,认为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消费满足实现人的幸福,在资本不断累积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资本存量实现代际公正[11],在技术持续进步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再造自然资源的替代品[12];后者的代表学者包括戴利、皮尔斯、康斯坦斯等,认为部分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资源危机的解决和人类福祉不在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而在于通过控制人口、减少对自然索取的生态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维持“稳态经济”[13]38。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主要有生态社会主义和有机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深刻剖析后都主张抛却资本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物质变换断裂的理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将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一种,认为社会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改造”的意蕴[14]222,这两个流派都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有机马克思主义则在过程哲学的观念上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态灾难,主张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通过混合制的模式消除现代性,直接进入后现代的有机社会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超越

西方生态思想为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积极养分,但也存在着难以修复的漏洞。相较于西方的生态思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有着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更具科学性和正义性,对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更具指导意义,对全球生态治理更具理论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更替的历史高度,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创造局部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引起整个世界的贫困和生态问题的本质,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出发,阐发了“自然—人—社会”是一个动态有机体的生态思想[15]209。马克思在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时说:“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5]185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习近平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和对社会主义规划的理论出发,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生态思想,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生态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总依据。“生态兴则文明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两山理论”的自然辩证法,“美丽中国”的生态目标和“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倡导,从价值观、方法论、辩证法、历史使命和国际使命等方面作出了精准判断与理论阐释。这些思想融入到经济建设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治国理政中,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系统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同时,追求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已经内化为当代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民族智慧,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动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广泛传播、持续发展和蓬勃兴起促使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改变,在国际生态治理中迸发着极具力量的中国优势。

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实现了生态与文明、个体与家国、民族与世界的统一。1984年,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在苏联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并在1987年提出了“21世纪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纪”的科学预见[16]。1986年,刘思华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内,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先进论点[17]402。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大生态系统的背景下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了困境。柯布认为,“过程哲学一直尝试将生态与文明两个词联系起来,但最终还是中国人将两者结合,创造出‘生态文明’一词”[7]。“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扩展了生态的内涵和外延,使生态思想不再局限于经济视角和价值考量,从解决生态问题的被动消解之路发展到创建生态文明的主动建构之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眼界中,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生态文明观。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1]7,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并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生态文明从家国视野扩展到全球视野,倡导责任共担与全球生态治理,为打破生态帝国主义提供了具有现实性的绿色路径。

第二,在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中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逻辑进路。当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良好的自然环境似乎使致力在资本主义内部改良的技术乐观派和资源悲观派认为生态文明已经实现,以致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在第三世界蔓延,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生态马克思主义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全球贸易将破坏和污染转移到他国的实质。“杰文斯悖论”形象地指出了技术魔杖的失灵。可见,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掌握者和运用者,资本主义内部的改良不过是扬汤止沸,生态文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实现。但生态马克思主义所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有机社会主义寄希望于通过“社会变革”和“有机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唤醒公民的生态意识,这显然带有幻想色彩,颠倒了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使生态社会主义和有机社会主义的实现被无限延迟。本文认为,只有在建立了基本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够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只有凸显社会主义本质的、蕴含“生态文明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观点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才能够在广泛的认同中内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动力,发挥极具力量的理论优势。

第三,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绝对壁垒,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歧。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论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的价值情感关系中,不谈事实关系,不免陷入非人道主义和反人类主义的陷阱。而只谈人与自然事实关系的技术乐观派和资源悲观主义在资本主义价值中自然无法实现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有机马克思主义则直接通过过程哲学对现代性进行彻底批判,追求田园主义的唯环境论无论从价值上还是事实上都难以实现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但没有把握住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主义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指导、“生命共同体”的辩证认识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向度中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为经济增长和美好生活的双赢、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代际代内和国家间生态正义的追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战略优势:生态文明建设全面纳入我国基本国策和战略规划

国家战略是在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对国家发展目标制定的布局和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1]14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优势首先体现在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历史性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规划,把理念付诸实践;其次体现在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规划具有连续推进性和主体关怀性,切实发挥了系统思维和安全思维,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和中国力量。

(一)“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动态调整不断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方向

西方国家生态理论研究起步较早,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理念与倡导,但这些思想未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更未从理论层面转化到实践层面[7]。相反,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并要求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18]628。党的十八大同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虽然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已成为世界共识,但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作为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和地位,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发挥了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的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19]9,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历史性、全局性的新战略规划,成为全球生态文明的新希望。

(二)在“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相统一中有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按下“快进键”,绿色发展驶入快车道,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十三五”时期生态文明的约束性指标正式纳入五年规划,具有长远战略发展意义,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变。据《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统计,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不断提升,2019年Ⅰ—Ⅲ类比例为74.9%,劣Ⅴ类比例仅为3.4%;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显著。在“十三五”规划生态文明建设显著成就的基础上,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开局时期和关键节点,“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新进步,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战略任务,从而推进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展望。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看,生态文明建设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优势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生态文明精神,并衔接了2035远景目标,使生态文明建设在新发展阶段呈现出目标一致且有序推进的优势。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十八大以来每一次生态文明建设的布局规划和战略制定中,并在历史向度和未来向度的统一中实现连续、稳步推进。

第二,以人民美好生活为向度,充分体现了主体关怀性,使生态文明建设在新发展阶段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民生福祉,更深层次地调动社会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追求高质量发展”是生态文明战略新规划的总体原则、路径和主题。推动绿色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发展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间实现了一致。“对现代主体基于良好自然生态之上的生命健康与安全和美好生命需要与体验给予了深切关怀”[20],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目标和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主体间实现了统一,使低碳发展、环境改善、资源节约等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具体任务拥有广泛的价值认同与实践动力。

第三,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在全过程和各领域的总体原则下,把绿色系统思维和安全思维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战略眼光。“十四五”期间,“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守住自然生态的安全边界”等重要任务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中对国家安全的考量。新发展阶段下,国情和世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充分说明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在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加牢加固生态安全边界,于变局和新局中谋发展,具有战略前瞻性。

第四,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平台,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在全球生态建设中更具责任感和实践性。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一个旁观者、学习者到参与者、引领者的角色转换。在新发展阶段,碳排放量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明确目标,在2035年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重有降”,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与美国在2019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逃避生态责任的举动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推动国际生态制度和治理体系朝着更积极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发展;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想,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走合作共赢之路;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计划,建立基金、示范区帮助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和其他生态难题,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能量以更有影响力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表达出来,使全球生态建设和国际合作更具正义性和包容性,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规划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担当。

三、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体系高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总体布局和战略规划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重点和总方向,在具体实践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9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具体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上,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能性与高效性。

(一)制度设计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切实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要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5]163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固有尺度不仅包括自然规律,还包括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如何在合目的性的前提下协调自然、社会、经济三大规律,实现平衡和有效是判断生态文明制度是否优越的重要标准。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已基本建设了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从资源、环境、生态保护三个关键领域出发,实现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从针对自然客体优化配置保护治理的制度和针对多元主体的管理与规约两个方面,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客体间有机统一;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重大转型,实现了经济规律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从以“人民为中心”追求民生福祉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永续发展的最终目的中,实现了美丽中国和美好地球家园的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阶段要突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新发展理念不仅落实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还落实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与全过程。围绕新发展阶段中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做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论断,通过对发展理念、格局、质量和效益的规范与要求,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具体方面入手,延伸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链条,实现生态文明制度与其他制度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体现了制度建设的规范性与动态性的有机统一,使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能够在未来发展中不断推进并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能性与高效性

优越的制度体系需要在具体的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发挥出力量与作用。最快速、最有效地将制度体系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第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制度的高效实施,需要社会、民众、执法监管等多方共同合力,汇集原动力、形成公约数。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强大组织领导力、社会动员力、政策执行力、改革创新力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形势的科学论断、空间的优化配置,对制度体系转变为治理能力的过程进行宏观调控,保证优势充分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19]448同时,党中央的权威能够顺利推进制度的实施,集中社会各个要素力量办大事,实现政府、群众、部门、社会的共同发力。1978年,为了根治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国务院决定在三北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40年后,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9年的5.05%提高到了现在的13.59%,防风固沙林面积增加154%,对沙化土地减少的贡献率约为15%,三北防护林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世界生态工程之最”(1)数据来源于2019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40年综合评价报告》。。这一成功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始终一张图”的谋略。

第二,严密法治和严格问责督查制提供了双重规约。不断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一方面,鼓励环保立法,增强环保执法力度,死守生态红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环保方面的基本立法有30多部。包括“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保护税法》等。《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公民个人、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级政府、环保部门等各方主体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为多元主体的生态文明制度提供了全面保障;排污费改环保税迈出了我国环保税改革的重要一步,它同时是一种倒逼企业节能减排的政策手段。截至2018年4月18日,即环保税首个纳税申报期结束之日,全国共有2 446万户纳税人顺利完成环保税纳税申报,收入44亿元(2)黄有光.中国环保税税额严重偏低[EB/OL](2018-05-23)[2021-03-01].https:∥www.163.com/money/article/DI0G982D00258 J1R.html.。另一方面,抓住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群体,通过党政领导干部环境问责制和环保督察巡视制,落实生态文明制度实施的主体责任。制定具体的评价考核体系和责任追究办法,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落实到具体个人并实施终身追责;出台《环境保护督察方案》等实施环保督查制度,目前已于2015和2019年进行了两轮督察。多位省委书记、省长以及省级主要干部被约谈,要求被督察的省(市)出台并全面对外公开整改方案,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查看整改情况,强化问责,实现标本兼治。新发展阶段将会更加重视和发挥党政领导干部环境问责制和环保督察巡视制的作用。

第三,在创建绿色生产生活中凝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广泛力量。“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8,绿色发展观、生活观、生产观要贯穿在社会的各方面。创建绿色生活,从观念和行为两方面入手,强化绿色意识的同时养成节约习惯,践行绿色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绿色生产,通过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在生产的全过程降低能耗和资源损耗,管制污染和污染排放。追求绿色能源和绿色产品,从倡导环保、节约的理念,弘扬生态保护文化出发,把握多元主体参与的特征,对机关、家庭、学校、社区、企业、组织等各个生活主体做出具体规定,例如无纸化办公、简洁化商品包装、建设低能耗材料建筑等。系统性地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广泛参与,让制度优势落地生根,在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中发挥力量。

第四,在系统工程模式中提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质量和效率。一方面,在系统工程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功能性和完整性,逐步增强环境容量,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共赢。坚持生态系统模式的协同治理,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出发,立足生态系统内部要素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在治理晋北风沙区、吕梁山区和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时,将水土保持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通过大面积造林、种草、建果园,2017年山西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53.31万亩,同时发展了当地农业和旅游业。另一方面,开展区域性联防联治,实施跨区域、跨流域的协同治理,克服区域间多头治理、责任模糊等弊端,提高治理效率。在典型区域,如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划分建立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在产业布局、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和环境评价体系方面实施一体化联合措施。

四、文化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深厚的生态智慧

文化具有延续性,能够通过物质、精神、符号、道德等形式教化人、规范人。先进文化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凝聚社会力量。“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机械论的宇宙观相比,古典中国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21]4,不同于西方对自然的理解是机械的、对立的、无意义和无内在存在的,中国古代对待自然的态度更添温度。自然观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规范、道德、思想等深深交融,蕴藏着具有现代价值的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理念的建构、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和生态科技的启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智慧。

(一)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是现代生态理论建构和发展的宝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有着极高的现代价值。例如现代深层生态学对老庄自然观的吸纳:老子在面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认为自然界独立运行、自生自灭,人不应该加以干涉,要绝圣弃智;《庄子·齐物论》中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庄的自然观与现代深层生态学所说的“让河流自己流淌”的生态观不谋而合。再如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向往引起了有机生态学对自然返魅的追思,有机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这个观点提出了乡村社区的后现代生态形态。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在西方生态理论界展现出古代先民的生态理性,在中国的原生场域中更能发挥作用。柯布认为,中国文明是中国生态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之一[7]。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宇宙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和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路径等有价值的思想因子,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路径中被赋予时代价值,成功创新转化为“生命共同体”思想、绿色发展思想等,指导着生态文明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理念。”[22]470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是座“富矿”,仍有巨大且深厚的价值等待被进一步挖掘和开发,我们必须要抓住文化血脉下得天独厚的开发优势。

(二)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传统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认同底蕴

“和谐共生”是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肯定人、以人为本,同时又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为本体,其他自然万物为人的“四肢百体”,把“天人合一”这种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老子认为人与鸟兽鱼虫共融于自然当中,庄子则提出万物与我为一。儒家区别于道法自然的道家观念,始终站在人类的角度,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看待自然界,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仁”心出发把人与物在价值层面和本体层面统一起来;“民胞物与”则在人伦物理、生活规范的层面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内涵与形式扩展开来。在实践层面,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是有机的、动态的,个人通过修养可以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佛教的生态自然观以更直白和明确的方式参与到教化信众的过程中,食素、不杀生、放生等具有实践性质的教义体现了众生平等的思想;苦行、禁欲等修行方式体现了回归质朴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态思想所体现的道法自然、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众生平等的观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传下来,蕴含在文化基因中,作为内在情感和心理趋向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基础。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能够作为一项国策在全社会推行的深层文化原因。

(三)“节制适度”的生活美学蕴含实现绿色发展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22]361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敬畏自然、顺应天时、节俭自制、寄情山水的生产生活智慧既是绿色发展的文化底蕴,又蕴含着创建绿色生活的文化基因。

第一,农业是传统社会主要的生产活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主张适度索取、顺应天时的农业生产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来表达古人“以时斩养”的生态农业观。古人只涉猎采摘已经长成的鸟鱼虫兽、花草树木,对处于孕育阶段和幼年的自然资源则予以保护,并且帮助其繁殖成长。《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当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这种适度索取思想体现出对后世子孙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丰富了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中国传统生态农业思想中另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是“以时禁发”,即人们根据自然的节奏、生命的节律,适时“取”物和“养”物。“以时禁发”同时与孝道、王道结合起来,融入社会规约和国家治理中。《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千古名句:“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荀子·王制》中也讲:“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整个社会由上及下对自然资源索取的克制和规划体现了人生产活动的合规律性,是有效且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原始体现。另外,中国传统农业天地人“三才论”的生态耕作思想也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吕氏春秋·审时》中记载:“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中国传统农业强调顺天时、量地利、重人力三者的有机结合,即一方面强调农业生产要按自然规律进行;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天时、地利、水等诸多生态因子进行有机统一地把握和调控,以创造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生态环境。对农业生物进行合理布局,使它们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形成多层次综合利用的优化高效农业结构。讲究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的本质就是生态型的农业,为转变粗放的生产方式和创新现代生态科技提供了启示。

第二,节俭适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贯主张。儒家、道家、杂家、古代农书以及其他各种古代经典文献中都有主张节俭和适度消费的记载。孔子就主张“节俭、节用”,“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左传》则明确指出,“节俭”是“共德”,“奢侈”是“大恶”,将节俭和道德修养挂钩,“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但是,传统节俭的消费思想并不是主张吝啬和灭人欲,而是主张适度。老子最是反对过度追求奢靡的生活,反对过度消费的欲望,他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昝莫大于欲得”,指出不知足的贪欲是最大的灾祸和错误。《管子·八观》中的“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明确论述了过于吝啬或者过于奢侈浪费都是不好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按需取用。新时代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节约优先”的方针,就是文化传统的现代表达。在此基础上,古人更追求精神与自然契合的寄情山水的生活美学。“参天地,赞化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美好生态的欣赏和追求使人与自然在真善美的境界上达成了高度统一。“节制适度”的生活美学可以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蔓延提供一剂良药,为绿色生活的创建加深美好的审美维度。

五、空间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空间是生态关系中人和自然存在的场域,国土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对国土空间的规划、开发和保护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四五”规划和建议提出,新发展阶段的开局时期,我国的空间治理主要集中在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上,从而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2]30。同时,“十四五”期间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中,也明确提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优化目标、生态安全屏障的牢固目标和城乡人居环境的明显改善目标[2]18。可见,新发展阶段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凸显了绿色美好、韧性安全和协调融合的空间优势。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优势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9]3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当前我国国土空间布局的价值定位。人类活动特别是农业开发和城市扩张是森林覆盖率降低和生物栖息地缩减的主要原因,过度的土地开发、粗放的经营模式会导致资源紧缺、环境问题突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是转变人类活动方式,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依托绿色空间的构建,全过程、全方位地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一方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从以人为中心的城乡方面向更大的空间要素扩展,例如海洋、森林等,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其中,在生态功能区,以保护和修复为主题,加快生态功能区人口向城乡逐步转移。空间开发保护在区域发展和空间结构深刻变化中,依照地域特色和发展功能的细化来激活要素的高效流动,在生态系统观指导下向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城市更新行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同时,在扶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国人民脱离贫困的基础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建设智慧农业,发展生态产品。总体上在城乡空间建立具有复合功能、实现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具有文化功能、实现历史与现实有机统一的美好家园和精神故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中美丽乡村的建设为西方解决城市化的能耗困境和乡村生态功能不足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防范风险、重视安全的韧性空间优势

马克思认为:“一个符合人性的可持续的制度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它应该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的基础之上。”[23]654稳固的生态是可持续的,具有应对危机和风险的能力。“韧性”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复杂生态系统在面对干扰和变化时保持子系统间稳定性的能力[24],之后被应用在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韧性与空间规划从“韧性城市”开始向韧性国土空间发展。从逻辑关系上来说,韧性生态系统能够提升国土空间的承载力和宜居度,韧性的国土空间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场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新发展阶段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生态环境问题仍层出不穷,新冠肺炎疫情确证了风险和灾难的发生愈发呈现跨区域和流动性特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经验说明了防范风险和建立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性。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是一个旨在防范风险、重视安全的韧性空间体系。一方面,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开展不同的开发保护规划与治理,从战略安全的高度,统筹划定大规模开发区、适度开发区和严格保护区[2]30,在开发区内,特别是城市空间中合理布局生态功能区,以增强空间承载力。韧性空间实现了开发和保护的双赢,可以大大降低生态风险,并且在面对风险时有各个区间能够形成功能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在支撑体系中实施生态红线监管制度,牢固树立生态安全屏障。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区和生态功能区之间进行严格的边界管控,切实保证生态功能区的环保功能和生态产品的生产功能以及永久基本农田的粮食生产功能。藏粮于地、藏粮于计,保证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不仅是粮食安全,韧性国土空间同样重视生物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外来物种的管控,重视基因资源的主权。这样在新发展阶段才能坚定战略定力,在面对未来世界可能的环境危机、粮食危机、基因危机时,才能够有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能力。

(三)区域互补、城乡融合的协调空间优势

“十四五”规划提出,“在空间的开发和保护中要突出主体功能、优势互补和高质量发展”[2]31,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加强以流域、行政区、战略规划区等为单位的不同单元间的协调,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加强城乡融合,总体上构成公正性和高效性统一的布局体系,为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创建协调的空间优势。其一,互益性人居空间的构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包含对美丽、清洁、多样的宜居空间的需要。在保证生存底线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主体功能、优势互补和高质量的开发和保护能够促进要素流通、提升生态产品的多样化,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拥有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人民作为空间主体拥有了生态自觉进而反哺自然,这使我国人口基数大的生态劣势,在“美丽”的生态愿景中转化为具有能动性的人居协调优势。其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中国国土空间广阔,空间规划呈现多层次、多区域、多功能的特征。因此,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能够保证国土空间广阔的优势不会转化为管理劣势。具体来说,应根据地域特色联防联治,根据功能划分优势互补,在数字经济、信息科技等技术手段的融入中建立合作沟通和要素流通的现实及虚拟通道,从而提升区域间合作互补的质量和效率。其三,城乡发展的融合路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在城乡融合的路径中突破城乡二元分裂的结构,实现生态功能互补,在整体空间中共赢发展。乡村和城市具有平等的空间地位和生态功能,城乡要素自由高效流动,打破分配壁垒,共享共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六、后发优势:学习性、动力性、创新性与发展机遇带来的综合效应

1962年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这是一种先发国家所不具备的,只有后发国家才独有的优势。他认为后发国家可以从技术性、学习性和动力性三个方面的优势入手追赶超越先发国家[25]54。美国、日本实现后发优势成为发达国家与非洲、南美洲等国家始终没有获得后发优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作为极具特色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把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打破“均衡技术差距”,实现“最后一跃”,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足于学习性优势,充分吸取正反两面经验

发达国家的生态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环境保护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他们的经验和成果能够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中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摸清了一些石头。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规范与信息化程度、环保组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以及市场经济的效能和活力等,能够在解决资金匮乏、技术设备暂时落后和人才紧缺等问题上提供借鉴互补作用。特别是引进技术、设备能够节省研发时间和科研经费。一门技术从新生至应用的研发周期大约需要10～15年,而技术引进却在2～3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和当地配适并发挥巨大作用。2007年,大连引进世界领先水平的德国Lipp厌氧消化装置提纯沼气作为城市能源,每天可净化生物气16 500立方米,满足约5万户居民用气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优质焦碳3 750余吨,减排二氧化碳8万吨,既变废为宝又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走过的错路和弯路能够让中国及时规避。例如绝不能走的“先污染后治理”道路,先污染导致严重的生态代价,在后治理中需要极大的投入,并且有一部分破坏和污染是不可逆的,会产生积重难返的结果。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主要支撑理论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EKC),但EKC评价体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在学界存在疑问,环境转折点的出现是普遍规律还是特殊案例也仍在研究中。现实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通过污染转移缓解了一部分生态压力,但实际上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如美国空气污染面临巨大挑战,2017—2018年空气污染天数较2013—2016年的平均值高出15%,美国城市萨克拉门托2018—2019年空气质量下降了40.8%(3)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our nation’s air 2019[EB/OL].(2021-01-21)[2021-03-01].https:∥gispub.epa.gov/air/trendsreport/2020.。因此,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现状可以明确“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不可取的,中国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

(二)以创新性为核心,克服后发劣势

学习性是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过分依赖学习先发经验会导致主体性丧失的后发劣势,轻者会依赖他国的技术和资金,重者丧失主权的独立性,给先发强国置喙本国内政的机会。此时,一个国家社会能力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社会能力具体由政治、人力、制度、吸收力等内部因素综合构成,其中社会吸收能力越强则发挥后发优势的能力就越强。”[26]406-408吸收力的核心是创新力,我国坚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这使得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学习具有创新性和改造能力,能够很好地实现本土化。中国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加快绿色技术和推广,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推行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科技强国,积极抢占全球绿色技术制高点。

(三)充分发挥动力性优势,提高生态治理效能

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五位一体”布局的明显短板,也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突出阻碍,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指出“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27]18。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对平衡充分发展、富裕生活和良好生态三者统一的生活需要,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安吉县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原本是以开采矿产为主的资源性开发县域,开采矿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民的生活空间和身体健康都受到极大影响。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安吉县果断关停矿物企业,走生态发展道路,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充分享受到了绿色发展的红利。可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强劲的社会需求,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具有改善生态问题、追求美好生活的胸怀和意志,这些都会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中国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

(四)紧抓机遇性优势,迈向现代化征程

新发展阶段面临很多新挑战新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更加暴露了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问题,增加了世界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凭借独特的优势保证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及时恢复了经济发展,掌握了主动权。“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此基础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与世界紧密相连。中国秉承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的新能源结构突破了传统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思路以及传统方式的资源能源制约,均衡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追求当前发展、当下生活和未来福祉的统一,为世界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中国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办好自己的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有效提升中国发展水平和塑造中国竞争优势。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国际循环受阻的情况再次发生时,中国仍能够立足国内需求,依托国内市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对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适配性,在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视目前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与问题,下大气力扭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态建设的明显短板;同时,要正确认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战略、制度、文化、空间和方位上形成的多维优势体系。其中,理论指导是根本遵循,战略规划是实践指南,制度体系是落地保障,文化资源是思想瑰宝,国土空间是生态治理场域,发展中国家是后发发展方位。这六大优势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共同统一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对于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为全球生态安全与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