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沛轩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在历史环境与现实需求双重作用，戏剧在近代国人的意识中获得了特殊的历史地位。民国时期有论者提出“新戏剧建设在社会的上面，应为社会的前驱，不应为社会所融化；如果彻底的解释，便是戏剧是指导社会，不是社会指导戏剧，而新戏剧更须具有这一种新生命”，此论调几乎为时下学人对戏剧认知的缩影。由于在近代普遍知识水平不高的社会中，戏剧存在广泛受众，知识分子通过寄寓戏剧现代意识，较其他大众媒介传播范围更加宽泛，故戏剧备受时人关注，重新认识戏剧成为社会发展的应有之意。

一、戏剧的再度认识

传统戏剧早已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普及于民间，使看“剧”成了中国传统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论者认为中国戏剧之历史“已三千余年矣”，王国维也曾设问“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以此来讨论戏剧之发端。自元曲俗语运用之增加，剧情设计之巧妙，传统戏剧更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甚至于“我中国教忠教孝，皆戏曲之功也，诲淫诲盗，亦戏曲之罪也”虽有夸大之嫌，但也能从侧面反映传统戏剧对民众思维影响颇深，难怪直到20世纪30年代时还有教育者感慨“民众真是奇怪，孩子们来读书，不给钱买书，买笔，买纸以及一切用品……现在唱戏呢！花了五六十块，他们却个个踊跃捐助，毫无难色”民众对传统戏剧的喜闻乐见，不由得令民国时人考量戏剧在新历史阶段可挖掘的价值。

海外舶来的戏剧思想重构了民国时期的人士对“剧”的解释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