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 王春林

摘  要：中国近代的义利思想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近代社会由封建社会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义利思想为适应社会的新变化，由封建的旧的义利思想（以下简称旧义思想）逐渐发展到反帝反封建的新的义利思想（以下简称新义思想）。在对新义的思考上，加深了对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旧义思想的否定，并渐渐举起了反帝反封建革命大义与民族大义的新旗。由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现实需要，新义思想的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是中华民族富强的问题。因此，向西方学习，从西方文库中寻求利国、利民、利公的中华民族富强之路成为近代仁人志士的努力方向。本文主要针对中国近代义利思想进行探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近代;义利思想;共性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7-00-03

一、从封建的旧义思想到反帝反封建的新义思想

（一）封建的旧义思想的束缚

中国近代革命是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在此之前，旧义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地主阶级开明绅士龚自珍指出：由于孝悌忠义产生于宗法制，只要宗法制存在，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应以“仁心为干，古义为根”。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虽然动员并领导广大农民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但没能摆脱旧义思想的束缚。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一方面说：“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另一方面又坚持必须遵守仁义道德，“不仁不义非所宜”[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也深受旧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为恳求皇帝下诏变法，一再表达“忠义”思想，在培育军队兵将时，提倡士兵应“厉以忠义”，军官则应选拔“有忠义沉毅慷慨知兵之士”[2]。

（二）对封建的旧义思想的否定

封建统治的核心是封建君主专制。中国近代人民开展的反封建斗争，关键问题就是打破封建君主专制。要打破封建君主专制，首先迫求从思想上批判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为其服务的旧义思想，主要体现为忠君孝亲的思想。因此，否定忠孝旧义思想中的糟粕，是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国近代维新运动，对义的认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具有旧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在革新需要的基础上，试图否定旧义思想。如康有为说：“大势既成，压制既久，遂为道义焉[3]。”封建社会的国法家法是用来压制人的，压制久了，这些国法家法就成为“道义”。另一位维新主义者严复否定旧义思想的倾向更为明显。他指出，天下有“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架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4]。针对守旧派，斥之以仁义道德的假名对抗寻求富强之路，必导致破败。

辛亥革命兴起以后，革命者义无反顾地对旧义思想大张挞伐。1905年创刊的《民报》中多篇文章指出，那些反对革命的守旧派，往往传播“专制之毒”以“摧抑”国民思想，以“君臣之义”克灭民族思想，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应毫不留情地揭露专制君主政体的穷凶极恶、黎民百姓受尽迫害的现实，破除“君臣之义”的陈旧观念，使国民思想、民族思想发扬光大。

五四运动前夕，君主专制政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封建思想依然猖獗，反封建任务并未真正完成。当时的中国文化革命先锋鲁迅就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的仁义道德，在《狂人日记》中形象地将中国历史中所讲的“仁义道德”描述成“吃人”的魔鬼。资产阶级学者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5]。他又加深批判了“忠义”思想，指出汉代的臧洪、唐代的张巡，都是为了对主上表示自己的忠心，当自己驻守的城市被敌人长期围困、城中粮尽时，就杀死爱妾赏给将士吃，表示宁死不降。史家称赞他们是“忠义”的榜样。“可见越是自命为忠义的人，那吃人的膽子越大”。他还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中，进一步将忠与孝联系起来，深挖忠义思想的社会根源。他指出，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要害是个“孝”字。“孝”不仅可以巩固家族的统治，还可以使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交融，“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能行孝道者，对国君必然尽忠。因此，他看清了封建统治主张的孝悌皆为君亲长上而设的本质。要想推翻君主专制，首先就应当否定“孝之义”。这些批判，对于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无疑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三）弘扬革命大义与民族大义的新义思想

第一，弘扬反封建的革命大义。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太平军就是以革命大义动员组织广大农民的。太平军在《奉天讨胡檄》中明确指出，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6]。兴义兵的目的是解民于倒悬，同享太平。而“予与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预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6]。言辞中虽有迷信、偏颇的成分，但革命的旗帜却是非常鲜明的。就是在这种革命大义的感召之下，太平军迅速占领了江南大片土地，建立了太平天国，创下了中国农民革命的最高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革命大义，与清朝政府进行了宁为玉碎的抗争。孙中山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吸取了西方思想，进一步丰富了革命大义。他说：“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7]。在他看来，要自由，就必须推翻君主专制;要平等，就必须摧毁各种封建特权;要博爱，就必须摒弃各种不人道的行为。总之，坚持自由、平等、博爱，就是坚持革命大义。正是在这种革命大义思想的倡导下，经过十数次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君主专制，为实现民主共和开辟了道路。

第二，弘扬反帝的民族大义。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近代的矛盾加深。帝国主义者运用的手段、抱有的目的，大多是不义的。比如强行在中国贩卖鸦片，妄图摧毁国人体魄;帝国主义者还不竭余力地侵夺中国领土、金银，欺凌、杀害中国人。他们只讲强权政治，不讲仁义道德。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大义，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义所在，人人应该舍生忘死，维护民族独立、民族尊严。正是在这种民族大义精神的鼓舞下，广州乡民运用布告、檄文、揭贴等形式，以尽忠报国的凛然正气，揭露了英国侵略者蛮不讲理、不人道的强盗行径，表达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战斗到底的决心。并且郑重宣告：“结同仇以明大节，鉴此丹忱;伸天讨而快人心，赖兹义士”[8]。同时，广大义民义士与帝国主义者殊死对抗。比如三元里民众多次巧妙地利用地理条件，以落后的武器打败持有洋枪洋炮的侵略者;广州市民也纷纷组织起来，从经济上、政治上打击来犯者。当时的斗争形成了清政府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受清政府约束的奇特局势，尤其鲜明地显现出人民力量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行中也处处弘扬反帝的民族大义。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规定：加入兴中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确具忠义”。这里的忠义与忠于封建君主的忠义根本不同，它是要求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的大义，而反对舍义为奸的人。虽然当时孙中山的民族意识，还停留在汉人反对清朝政府上，具有狭隘性。但本质上包含着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在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更明确规定，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一律平等，互助共济。坚持平等主义，联合世界上视我平等的民族，共同奋斗，以求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寻中华富强之路的利国、利民、利公的新利思想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自给自足，不重视经贸往来。殊不知，清末国外时局更替，西方以发展工商业而臻于强盛。中国只有另寻富强之路，才能治理好国家。由于清政府在侵略者的洋枪洋炮面前屡吃败仗，国内有识之士深感我国军力的薄弱，国戚之不振，深知欲真正强大起来，战胜西方侵略者，必须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方式不像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般迅速铺开，而是缓慢地展开，经过了由“师夷之长技”到寻求富强之路的发展过程。在此实践中蕴含着近代仁人志士深厚的利国、利民、利公的新利思想。

（一）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寻中华富强之路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地主阶级开明人士魏源提出来的。魏源鉴于清政府屡吃败仗的原因是侵略者有洋枪洋炮的“长技”。我们应该学习坚船利炮等西方“长技”，才能想办法抵抗西方的侵略。然而这些学习只是单纯地停留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层面，不足以达成“制夷”之目的。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扩大了向西方学习的路子。比如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新政的重要内容就是造火车、轮船，兴银行，建工厂，开矿山，办邮政、医院等。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義者薛福成、王韬等则明确指出：“昔商君（指商鞅）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9]。”这是说，富强之道在于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在工商业方面应学习西方开矿山以获取“掘铁之利”“掘煤之利”“开五金之利”;发展纺织业以获取“织纺之利”;制造火车、轮船以获取运输、贸易之利。

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严复又进一步指出：寻求富强之路，学习西方开矿山，造火车、轮船等办法，固然非常必要，但限于治标。要标本兼治，就要进一步找出治本的办法。在他看来，治本的办法有两种。其一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说：“西学格致（指科学技术），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4]。”其二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不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4]。”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政治思想，才能走上富强之路。这种思想，无疑是具有合理因素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他说：“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擅扬时代也。[8]”他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将实行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实行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同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联合起来。以后，他又依据三民主义制定了“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为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绘制了宏伟蓝图。

（二）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寻中华富强之路

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我国自古有之。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我国古代有远见的君主，无不主张维护民利。我国近代的先进人士，从拯救国家于危亡的需要出发，更注重民利。比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说，“百姓匮乏，国无以富也”[3]。严复也尖锐地指出：“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5]。”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是从民利出发，为维护民利而形成的。他指出：“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坚持这种以民为本的三民主义，就可以取得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以及国计民生的大提高，国家就会富强。这种以民为本的三民主义，之后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且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其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三）为财产公有的利益，寻中华富强之路

在中国近代，人们除了注重国利、民利以外，还提出了财产公有的公利主义思想。

第一，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财产公有思想。太平天国尊奉天父皇上帝，认为皇上帝是天下凡尘的“大共父”，世人皆为兄弟姐妹。为此，《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2]。”没有私有财产，凡收获之物，除各家留足自己食用以外，余皆归国库。一切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皆由国库支出，大家都是一样待遇。这是典型的绝对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不科学，但也是对当时贫富不均的一种抗争。

第二，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公利主义思想。在康有为看来，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残酷战争，使人们陷入沉重的苦难中。要想摆脱各种苦难，必须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在“大同世界”里，首先，“不得立国界以至强弱相争”。“大同之世”要废除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兵争，人民可以免受战争之苦。其次，“不得有家界以至亲爱不广”。“大同之世”要废除家庭。没有家庭，也就没有亲疏远近、富贵贫贱之分，大家一律平等，和睦相处。再次，“不得有身界以至货力自为”。这里否定了私有财产。国界、家界、身界都废除以后，“人人皆居公所，不须建室。”“衣服无别，不异贵贱。”人人平等，“人无所思，安乐既极，惟思长生”。这就是他的“大同世界”。对于这个“大同世界”的理想，毛泽东曾经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9]。”这表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理想，从本质上说是合理的，但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导致其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只有工人阶级、共产党经过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人类才能进到大同领域[10]。

三、结语

自1840年起，中国近代仁人志士意识到世界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外强肆虐，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境地。他们在义利思想方面，欲挣脱旧的义利思想的束缚，对其展开了无情批判。其接受外来思潮的洗礼，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的旧的义利思想。在旧义的批判发展方面，他们发现了为封建服务的旧义思想的根源是家族制度与封建专制相结合的忠孝节义，并逐渐扛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义与民族大义的新旗。同时也向西方文化学习了利国、利民、利公的中华民族富强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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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明勇.试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批判与继承[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4）：40-42.

（责任编辑：董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