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

1. 影片中不断穿插的律师、被害人、凶手的情感与记忆，随着故事情节发展不断变换着时间滤镜，犹如驱车行驶在山间公路上，上一秒还在山野绿林，下一秒就进入幽暗隧道。2. 在一场庭审戏中，卡斯帕举着法典向对方律师发出质问：“有多少人因为这条法律而逃脱制裁？”从这个问题开始，整个故事就完成了双重时空中被害人与凶手的角色互换。

2021年5月14日在国内上映的《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即使没有看过原作，只看片名也会让很多人对这部影片产生期待。

这部影片在德国上映期间，不仅连续数周夺得票房冠军，更是一举斩获巴伐利亚电影奖最佳电影、和平电影奖正义奖等国际大奖。

在星光熠熠的奖项背后，是原作深远的现实影响力。该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迪南德·冯·席拉赫被誉為“德国最会说故事的律师作家”，他曾在柏林担任刑事案件辩护律师。这是他的第3部作品，也是第1部长篇小说，该小说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融合了作者数十年积累的司法经验与思辨，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球多地出版发售。该书一经问世，就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历史调查委员会，对纳粹相关的历史案件展开审理，进行全面彻查。

法理与情理

“无罪谋杀”即为无动机谋杀，片名一语双关，表面指电影中搜寻不到谋杀案的动机，实则意指被时间长河掩盖的黑暗历史。

120分钟的光影，是一场现实与历史闪回的思辨之旅。这部精心策划的电影，不止有悬疑，还将现代律政、二战历史、人性纠葛等多重元素组织构架在一起，海外媒体称赞影片“颠覆观众对同类悬疑作品的认知”。

电影开篇，呈现了一个几乎没有悬念的案件。意大利人科林尼在奔驰汽车公司工作了几十年，一天，他伪装成记者，在柏林豪华酒店总统套房枪杀了一位老者迈耶。

在多数人眼里，死者是一位友善亲和的老人。他是这个城市的知名企业家，更是德国十字勋章获得者，广受敬重。科林尼不仅向迈耶头部连开3枪，更用脚狂踩其头部。随后，科林尼投案自首，并对罪行供认不讳。不同于推理片的惯常操作，抽丝剥茧式地寻找凶手并不是这部影片的“悬疑”所在，真正的悬疑在于凶案背后隐藏的犯罪动机。

凶手枪杀被害人后自首，凶器、犯罪现场非常清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杀人，又为什么会自首？在这个悬念倒置的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问题被改变了，从好奇一个简单的案件到关注案件中的每一个人。

这种从结果到动机的转变，是从外部悬疑到内心悬疑的过程。在案件与人性的对照中，故事渐渐勾勒出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着眼于人在每一个历史语境下的选择。

被捕的科林尼始终缄默不语。在剧情胶着之际，撬动整个故事走向的是一把瓦尔特P-38式手枪，作为科林尼杀害迈耶的凶器，瓦尔特P-38式手枪在当时并不常见。这是一种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使用的手枪。科林尼为什么偏偏要选中这种手枪作为作案工具？在不断的探究中，犯罪者和被害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新手律师卡斯帕·莱恩接手这一大案后才得知，死者是自己前女友的爷爷，也曾资助过自己完成学业。迈耶的尸体被法医解剖，对于法医而言，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卡斯帕站在冰冷的解剖室里，脑海里却不停地闪现出一段段与迈耶相处时暖调的回忆。

在如此境地下，卡斯帕动摇过：是遵守职业操守，还是顺从情感选择？卡斯帕陷入了内心的挣扎。他对抗个人情感、用力遵守职业约束的过程，其实就是职业性与人性作斗争的过程。在这种挣扎与撕扯中，卡斯帕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认下一秒他的天平是会选择向情感倾斜还是会滑向理智的一端。

而在这种情感的悬置与游移之间，悬念便产生了。卡斯帕身上的悬念来源于情与法的对照，每一处选择都与他的内心变化紧密相关。影片中不断穿插的律师、被害人、凶手的情感与记忆，随着故事情节发展不断变换着时间滤镜，犹如驱车行驶在山间公路上，上一秒还在山野绿林，下一秒就进入幽暗隧道。

电影中善与恶、温情与冰冷的对比运用比比皆是，带来一种压迫感的反思。观众跟随悬念内心起伏的同时，也在卡斯帕情感的变化中不断游移在人性的缝隙中。跟随着他的视角，不仅是在探求凶手科林尼的内心世界，也是在不断回到过去、回到自己内心的过程。

影片《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迪南德·冯·席拉赫曾在柏林担任刑事案件辩护律师，他被誉为“德国最会讲故事的律师作家”。

可以说，整部电影都在用这种内心悬疑的处理方式，将人性置于故事性之前，在悬疑与人性的对撞中，赋予每一个人物真实的血肉。而当我们跟随卡斯帕的探索，寻访到凶手科林尼的老家意大利的时候，尘封的历史黑匣子终于打开，释放出的，是关于战争的黑色记忆。

“无动机谋杀”

在一个凶手既定的凶杀案中，故事的最大悬念指向凶手的动机。

科林尼的犯罪像是一种私刑式的复仇，而仇恨的来处，是1944年的二战战场。在意大利的蒙地卡提尼，德国纳粹军官为了报复当地游击队，杀死了2名德国士兵。以“十命抵一命”的疯狂，纳粹军官带领军队闯入平民家中，从小镇上拉出20个居民在广场枪杀。其中一名受害者是科林尼的父亲，那名下令开枪的德国军官正是年轻时的迈耶。

“他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在特定时空和战争背景下，怎样去评价一个人在历史中的行为？

提到法律和命令，绕不开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在实证主义的指导思想下，奥斯丁认为，所有的法律或规则都是命令，法律的本质是靠强制制裁为后盾的一種主权者的命令。

他指出：“同样一个法令，根据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既可以是公正的，也可以是不公正的。”因此，其对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持相对主义的立场。尽管从道德上看是十分邪恶的法律，但只要以适当的方式颁布，就仍然有效。这是因为，法的存在是一回事，法的优劣是另一回事，所谓“恶法亦法”。

这个主张让人们多少有些难以接受。但在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它的合理性在于，不以是否符合某种道德准则作为判断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

换言之，法律的存在和效力不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特定的道德价值。否则，在价值判断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人都可以主张法律不符合“善”之标准而拒绝守法，倘若这般，规则之治的根基便不复存在。

几十年过去，似乎历史已经走远。但是在科林尼身上，历史从未过去，是日复一日的折磨和痛苦。除非得到公正的审判，否则痛苦永不平息。而公正的审判在《德雷尔法案》之后，似乎再也不会降临了。该法案将战争期间杀害人民的行为定义为“过失杀人”，犯有战争罪的罪犯因为法律追诉期随之缩短而不再遭受到惩罚。

科林尼曾经提起诉讼，但法庭援引《德雷尔法案》，以“过了追诉期”为由，让当年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汉斯·迈耶逃脱了制裁。

在一场庭审戏中，卡斯帕举着法典向对方律师发出质问，“有多少人因为这条法律而逃脱制裁？”从这个问题开始，整个故事就完成了双重时空中被害人与凶手的角色互换。

而在银幕之外的现实中，也是从这句振聋发聩的反问开始，德国成立了历史调查委员会，重新复查战后逃脱制裁的战犯。原著小说改变德国立法的说法也恰是由此而来。

迪南德曾透露：“随着1945年战争结束，大家都认为德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寻找一个新的开始，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新的开始还是一个以前的延续，战后德国政府机关所有的重要岗位，从部长到任何行政公务员的重要岗位，几乎全部由以前的老纳粹继续留任。”正是观察到这一现象，启发了迪南德创作这部基于历史真实内核的谋杀案小说。

当历史过去，时代变了，法律变了，评判正义的标准似乎也变了。战争中的累累罪行可以由一个轻飘飘的法条而被轻易抹去。犯下罪行的人也可以忘却前尘，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就像片中的汉斯·迈耶一样，改名换姓，成为一个绅士，经营着自己的事业。

而那些在战争中受到残酷对待的人，他们只能带着惨痛的记忆甚至是断肢残臂的身躯，日复一日地活在历史的阴霾中。科林尼被惨痛的战争记忆折磨了几十年，他没有父母，没有妻儿，与姐姐一同不断寻求法律的正义，直到姐姐去世。与科林尼一样，整个人生都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大有人在。片中，科林尼看着从家乡来作证的幼时玩伴，眼神闪动。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被战争毁掉的人。不同的是，他们选择认命和沉默，而科林尼站了出来。

谁是受害者？

“大屠杀”是一种“独特”的犯罪。对于一场谋杀案，我们总会追究其动机，但“大屠杀”的动机则是“无罪”，完全将某类人当作多余的灰尘清扫出去。而服从规则的执行者，带着浅薄的天真，不加思考地出卖掉自己的良知。“大屠杀”的开始，就如大工厂里的生产线，每个人都只是照章办事。权力膨胀下人性不加控制地倾向恶的一端，是罪欲的开始，也恰恰是被现代社会与高度文明的泥土里所培育出来的罪恶之花。

影片对于规则的讨论，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小镜头。第一次开庭，对方律师穿着西服问迈耶：“你看今天在场的有记者吗？”迈耶回答“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穿律师袍呢？”基于人性自私的假设，在规则之下，小小的玩弄竟可以带来人性释放的兴奋感。

所有人看似都服从了规则，那科林尼的悲剧又是谁造成的？人性不仅会在规则之下算计、利用，还会自我建立一个容易接受的道德框架来达到目的。

揭开历史疮疤，作恶的动机被归咎于错误的战争。在德国，纳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被称为“第一罪恶”，是指当事人的恶行本身。而所谓“第二罪恶”，则是基于法律制定或修订的错误，致使产生不公正的结果。对于科林尼来说，他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的迫害即是第一迫害，多年后因为司法不公遭受的迫害是二次迫害。在规则之下，各种自私的缘由给他带来更多无形的迫害。德国电影在不断刺破历史，反思症结。《纽伦堡审判》《我们的父辈》《帝国的毁灭》《伯纳德行动》《朗读者》《元首偷走了粉兔子》等，都是直接聚焦纳粹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第一罪恶”，《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则另辟蹊径，从德国人战后的“第二罪恶”来切入表达。

当这些罪行随时间远去，一部足以脱罪的《德雷尔法案》无异于厚重的尘埃，使惩罚与反思无所依凭。《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正是一把直指战犯头颅的枪，它谋杀的不仅是命，更是日益钝化的道德良知。

电影落幕，科林尼的伤痕和记忆仍在不断提醒我们：没有一种罪行可以通过时间被淡忘，更没有一种邪恶可以通过改变规则而化为正义。在法律的审判之外，良知与道义的折磨，才是作恶者为自己种下的一生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