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越

意大利罗马音乐厅前，展示了一个由250公斤塑料垃圾打造的鲸鱼艺术造型。此举旨在提高人们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的意识。

碳排放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空中交通。根据实时跟踪全球空中交通的监测数据，2020年天空中飞行的飞机比疫情前少了71%。受到航班短缺的影响，笔者不得不成天囿于米兰的家中，意大利全国实行了长达一年的隔离措施，任何在户外聚众的娱乐行为，一旦被警察抓到，就会遭到巨额罚款。喜欢出门的意大利人变少了，户外的汽车噪音也随之变少，作为全意大利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米兰难得迎来了久违了的清新空气。2020年秋天有意大利媒体甚至宣布：因为全民居家隔离，出门强制戴口罩，流感季的发病率下降了99%。

扔垃圾惹出麻烦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环保主义与绿色政治运动席卷欧洲，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环保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在环保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环保成为了欧盟建立法律法规的重要议题，使环保的行动和理念在欧洲各地推广，深入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意大利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相当多努力，其中也包括针对大众的行为约束：垃圾分类。

于是，垃圾分类自然也成为了我初来意大利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在这里，每个家庭不但要严格遵守垃圾分类的准则，还要每年交200多欧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的垃圾税。那时我从未听说过垃圾税，以为是房屋中介故意在租房合同里做猫腻，想着法子克扣我的钱。后来才知道，这笔垃圾税将会用作处理市民生活垃圾的费用。

我丝毫不懂垃圾应该如何分类。在搬进新家的第一天，邀请了一大群朋友来家里吃火锅。酒足饭饱之后，食物垃圾、饮料瓶、水瓶、包装纸，一股脑地全都塞进了一个大垃圾袋，在楼下的垃圾堆放点，随机挑了个空垃圾桶就塞了进去。第二天早上，在睡梦中依稀听到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我睡眼惺忪地打开家门，原来是小区门卫。他问我：“昨天你有没有在楼下扔一个大的黑色垃圾袋？”我丝毫察觉不到出了什么事，还异常坚决地对他说：“对啊！怎么了？”

门卫看着我理直气壮的样子欲言又止，只好尴尬地转身离开。我这才感觉到了那袋垃圾好像有什么不对，但又不敢问他，就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然而，谁也别想逃避自己的错误——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一张罚单，因为我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对垃圾分类有所怠慢了，再加上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垃圾上独特的中文方块字，让全小区的人看一眼垃圾就能锁定我或许就是那个不给垃圾分类的嫌疑人。我开始认真学习垃圾分类的法则，塑料、纸张、厨余，不同垃圾有不同去处，旧衣服可以洗干净放在专门的捐赠箱里送给有需要的人，而旧家具需要专门通知回收部门上门回收。刚开始时，我觉得垃圾分类无形中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麻烦，我无法再回到过去的那个简单快乐、随便扔垃圾的日子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这种倦怠感也随之消失了。

谁知门卫很快又找上了门。我以为他是来夸奖我对垃圾分类的积极实践态度，谁知道他是来告诉我我用错了垃圾袋。在意大利，不同的垃圾要使用不同材料的垃圾袋：厨余垃圾需要用一种可降解的垃圾袋，不可回收垃圾使用普通垃圾袋，塑料垃圾必须使用一种黄色半透明的塑料垃圾袋……意大利推崇使用透明或者半透明的垃圾袋，因为他们希望人们在扔垃圾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正在被同一个社区的人监督——所有人都可以透过透明垃圾袋来观察你有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分类。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注重环保的人，但是通过这种互相监督、罚款的规则，无形中增加了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感。欧洲的政府深省此道：人类的一大特征是对社会压力敏感，为了符合他人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都可以促使个人对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的参与。也就是说，在一个社区里，如果邻居积极参与环境保护，那么社区里的其他人就更有可能参加环境保护计划。在瑞士，垃圾税则变成了“垃圾袋税”，人们在购买垃圾袋的同时就已经按照垃圾袋的个数支付了税费，以此来促使人们减少购买垃圾袋、减少产生家庭垃圾。也正因如此，瑞士的垃圾袋价格非常昂贵，10只35升的垃圾袋要价20瑞郎（约合人民币140多元）。为了省钱扔垃圾，有些住在边境地区的瑞士人不惜铤而走险，偷偷把垃圾带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再扔掉。

靠塑料续命的国度

除了垃圾分类，意大利还对交通排放、房屋能源的消耗有着严格规定。碳排放不符合标准的汽车被禁止上街，而那些能源消耗更大的房屋则需要支付更昂贵的能源费用。2020年欧盟还对塑料宣战，我们每天都不得不和塑料战斗。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意大利在环保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它依然是世界第3大瓶装水消费国，排名仅次于墨西哥和泰国。如果将意大利的人均矿泉水年消费量降低约180瓶，就可以极大地缓解这些塑料瓶子污染困境。PET塑料的捍卫者力挺矿泉水瓶的品质：这是一种轻巧廉价的卫生材料，如果不受污染，可以轻松回收利用。但在另一方面，无论瓶子的使用周期如何，瓶装水的生产和运输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碳排放。根据《科学》杂志的文章分析，每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瓶产生的温室气体约为80克。

意大利人热衷于饮用瓶装水，其最大原因是本土的自來水水质实在是太差了。当法国昂贵的“依云”矿泉水、“巴黎气泡水”和意大利“圣贝露”矿泉水出口到世界各地时，也带去了法国和意大利风土秀美的幻想，曲线形的瓶身设计让人们对两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在坊间一直流传着“意大利和法国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的谣言。事实上，只有在生产饮用水的当地小镇才能直接饮用他们的自来水，而在米兰、罗马、巴黎、柏林这种长年累月经受垃圾、工业和汽车尾气污染的大城市，直接饮用自来水就相当于慢性自杀。亚洲留学生是此类谣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轻则掉头发，重则患肾结石;从中国带来的烧水壶里，在烧过当地自来水后积累下来的水垢，不出一个星期就可以搓出个小球。

其实，也不能怪意大利人那么爱喝瓶装水，在证明矿泉水瓶存在的合理性之前，或许应该先考虑为那些喜欢用自己水杯喝水的环保主义者提供干净、令人放心的水源——尽管米兰市政当局坚持认为自来水的质量很好。

说到欧盟的禁塑令，欧盟根据塑料的用途、可替代性和产生的污染，对一次性塑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监管和禁止，这尤其影响到了食品和饮料行业。吸管是欧洲海滩上最常见的10大垃圾之一，未被归类为可回收的包装。吸管形状各异，很容易堵塞野生动物和鱼类的呼吸道，而垃圾回收系统难以管理这类小而轻的物体，它们已经成为了污染的象征。

意大利罗马的“拯救海滩酒店”，外墙完全由从海滩上回收的废物装饰。其材料包括塑料袋、渔网、滑板和不需要的衣服。室内设置化学厕所，没有淋浴，窗帘由撕扯的床单制成。

意大利罗马的“拯救海滩酒店”，外墙完全由从海滩上回收的废物装饰。其材料包括塑料袋、渔网、滑板和不需要的衣服。室内设置化学厕所，没有淋浴，窗帘由撕扯的床单制成。

意大利罗马地铁站的塑料瓶回收机，乘客可以通过投放塑料瓶换车票。

在欧洲市场上出现的一次性吸管的第一个竞争对手，是由竹子、钢或硬塑料制成的可重复利用的吸管。它们在年轻人的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时尚家具店里销售。它还配有一把小牙刷，可以在下次使用之前清洗。

除了这种可重复使用的替代品以外，意大利还出现了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一次性吸管，例如Sorbos和Canù。Sorbos是一种可食用的吸管，含有23卡路里的霜糖、玉米淀粉和水，可以在喝完饮品后吃下去，从而避免产生废物。而Canù是一根意大利面吸管，它的造型就像根又细又长的空心意大利通心粉，由面粉制作，可以当成真的面来食用。考虑到许多欧洲人有麸质不耐受的疾病，为了避免这类人一用意大利面吸管就拉肚子，Canù也推出了无麸质吸管。

为了能够践行环保主义，连意面都可以被设计成吸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欧盟食品质量标准却依然走着和环保主义背道而驰的道路。其限定了蔬菜水果的外形，一些畸形的蔬果不得在超市上架，以至于大约三分之一的蔬果都无法在超市上架，尽管这些长相畸形的蔬果在营养健康上和正常蔬果没有任何区别。全球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都来自于农业，如果我们完全停止浪费食物，将减少碳排放总量的8%。

对抗政府的环保主义者

虽然科学家和专家几乎每天都在警告我们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但欧洲大多数政府的反应依然是耸耸肩。面对这种态度，英国的一群妇女决定发起生育罢工，她们认为人类是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因此决定在当前的环境危机不被真正解决之前，她们不会再生孩子了。

她们自称为“生育罢工者”（Birthstrikers），并且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政治姿态。在官方网站上她们写下自己的宣言，挟“生育”以令诸侯：“面对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以及政府在面对这种生存危机时的不作为，我们表明我们决定不生孩子。”这些生育罢工者认为，与其偷偷地作出不生育的决定并将其保密，还不如将这样的想法政治化，并且号召大家猛烈抨击政府，“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无论是否有人能够支持我们，都可以引发大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除了英国，越来越多的欧洲妇女也加入了生育罢工者的队伍，将不生孩子的决定作为一种政治选择。但事实上，在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通过调节生育率和死亡率探索研究全球人口变化时，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和發生“灾难性死亡事件”，也不会在2100年之前显著减少全球人口。相反，“可持续性的更直接的结果，将来自人口老龄化扭转自然资源消耗的政策和技术。”也就是说，目前的环境危机已经远远超过了能够通过女性个人选择来缓解环境压力的程度。生育罢工者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个人影响力可能微乎其微，但她们的行为却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针对环境政策和其他政治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站出来守护自己与后代的权益。

奇葩的“零浪费”组织

为了减少浪费、身体力行地对保护环境作出贡献，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过上了“零浪费”的生活。零浪费主要是通过减少垃圾来减少人类的碳排放，消除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塑料和不可回收废物。在丹麦，有一个“零浪费”组织，创始人玛丽安娜希望“为那些想要实现零废物生活的人提供建议和资源”。玛丽安娜4年前了解到了快时尚对环境的剥削和破坏以后，开始停止从大型连锁品牌店里购买衣服。她尽可能地避免使用一次性制品，使用固体洗发产品，不再使用一次性卫生巾而是选择月经布，试图以此来减少资源浪费。玛丽安娜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零浪费人士”生活5件套，其中包括1套餐具、1个可重复使用的钢吸管、1个可重复使用的餐巾纸、1块可洗的手帕和1个杯子。每当她外出活动时，“拒绝”成为了她在消费场所对话的主题：当她买咖啡时，会拒绝店员为她提供咖啡杯，而是请店员把咖啡倒进她自己的杯子里。欧洲酒吧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当客人点了鸡尾酒以后，调酒师会在酒杯里放2根吸管，以防止鸡尾酒里的碎冰堵住吸管口。每当这时，玛丽安娜就会拒绝使用酒吧里的吸管，而是主动拿出自己的钢制吸管。

玛丽安娜得到的反馈是不同的。有的餐厅酒吧会因为她拒绝塑料的环保行为而给她打折，但有的服务员则认为玛丽安娜“把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复杂了”。“零浪费”组织的成员来自各个领域，包括海洋生物学家、设计师、记者、作家等，他们的共同点是，几乎所有实行零浪费生活的人，最终都会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他们认为，超市在采购、运输和保存动物制品的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的碳排放和水资源浪费。如果需要为家人购买肉类和奶酪，他们则会直接带着自己的工具和容器去找当地农场的屠夫采购，从而避免直接在超市购买肉类。

“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推崇零浪费生活的社会系统当中。”一名“零浪费”组织的成员说，“如果我和我儿子在户外活动，没有酒吧、饮水机，只有饮料自动售货机，我宁愿让他渴着。”

所有的零浪费实践者都会碰到一个难以启齿的生活难题，那就是如厕之后的清洁问题。有些零浪费者只能选择使用他们能找到的最环保的卫生纸，否则会选择使用抹布清洁自己，然后及时清洗。在意大利，零浪费者就幸运多了——意大利每家每户都会安装一个坐浴盆，因此意大利使用的卫生纸普遍比北欧国家要少。

零浪费让很多人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东西坏了时，他们会想办法自己修理，而不是买一个新的——尽管这样可以为他们省下许多时间成本。但在大多数时候，学会维修的技能是最好的长期选择。为了减少碳排放，大多数零浪费者都学会了种植和自制天然产品，包括牙膏、化妆品，甚至用水和柠檬酸来代替洗洁精去除污垢。在消费观念上，零浪费主义让人学会购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学会从消费中获得乐趣，而不是积累多余的东西。在外出活动时，他们需要不停地增强自己的交流能力，这样才能在不冒犯和影响商家、服务员以及自己身边朋友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零浪费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零浪费生活也是一种环保主义的极简生活，零浪费主义者需要不停地磨练自己的生活技能和意志，这样才能长久坚持这种生活方式。

环保是门生意

对企业来说，支持环境保护、实行环境友好型运作方针，很有可能会为企业增加更多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上。过去为了防止流失消费者，可持续商品仍然是未能渗透到主流市场的“奢侈品”。不过，“90后”的年轻人已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从尼尔森公司2015年的消费调查报告就能发现，73%的千禧一代消费者愿意为可持续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道德消费对新一代的消费者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正在全面爆发。

为了跟上消费者对品牌可持续性的期望，同时也能够实现投资利益的最大化，欧美小型、中型、大型跨国公司为了吸引新一代消费者，都会通过宣传“环保”的方式来进行商业营销，而不是真正地改善提高企业本身的可持续性，这种营销方式可以称之为“漂绿”。“漂绿”让环保成为了一个改变企业形象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任何一个企业如果跃入了“漂绿”的大染缸，“绿色环保”的营销手段就会像一个道德屏障成为保护伞，让人忽略企业真实的碳排放水平。例如，大多数主打环保和能源的品牌，都喜欢用绿色来作为商标颜色，因为绿色在视觉上容易让人联想起自然、环保，但事实上绿色是在工业染色过程中对环境污染最大的颜色。

就连全球最著名的情色网站“Porn Hub”都“漂绿”过自己。该网站是一个著名的情色影片流媒体网站，人们可以在线观看情色影片和直播。情色电影似乎和环保完全不沾边——毕竟，真的没有什么人在看色情电影的时候还有心思拯救地球。

2019年，Porn Hub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投放了一部自制情色电影，他们邀请了网站上人气最高的2名情色演员，在一个布满垃圾的海滩上拍情欲戏。这个约12分钟长的情欲片段里，时不时会经过穿着生化服的垃圾清洁员，在海滩上捡垃圾。Porn Hub 把这部色情电影起名为《史上最肮脏的色情电影》，一语双关地呼吁大家关注环保的主题。平台上宣布，这部电影每被观看100次，Porn Hub就会种植1棵树，到目前为止，这部影片已经被看了1200万次。如果Porn Hub真的履行诺言的话，现在应该已经种植了12万棵树，确实比在蚂蚁森林偷能量的诱惑力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大获成功的营销手段，勾起了大量本身对色情电影没有什么兴趣的网民的好奇心，也让更多的企业看到了“漂绿”的商机。

在一切“漂绿”的营销手段中，食物起着主导作用。从能源公司到時尚行业，从麦当劳到意大利帕尔马乡村的奶酪作坊，“漂绿”时时刻刻地出现在营销手段的前列，原因很简单：粮食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有着重大影响。欧洲超市货架上堆满了有机食物、可持续环保材料包装的食物，它们或许在环境保护上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它们高昂的价格也同时对我们的钱包造成了伤害。正如我初中的化学老师所提出的疑问：所有植物都是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而土壤本身就是有机的，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植物都是有机植物。那么，为什么超市里故意强调“有机”的植物，非要卖得更加昂贵一点呢？

如今，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每个企业自我宣传时的口头禅，似乎没有对环境不友好的企业，谁在卖弄环境保护方面更加努力，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有机食物”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走向了另一种精致的极端。它在中产阶级的生活语系里被与“健康生活”绑定在了一起，成为了中产阶级食谱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以有机蔬果为例，桑葚、蓝莓、草莓、小番茄、拇指般大小的小胡萝卜……这些身材娇小的食物被摆进透明的塑料小盒里，贴上有机食品的标签以后，再放在超市的冰柜里，就有更高的几率被年轻白领们选为下午茶或者酒会中的小食物。讽刺的是，意大利的城郊乡镇路边随处可以见到野生的桑葚，却从来无人问津。米兰的一些超市里甚至还会卖一种匪夷所思的“分装苹果”——商家把苹果削成了片状，每一小片苹果都被单独封在塑料包装里出售，造成了一种过度包装的资源浪费。有机蔬果本身和超市里卖的散装蔬果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相比中产阶级食谱里其他价格更加昂贵的食材——鹅肝、鱼子酱、松露，有机蔬果的价格更容易让人接受，让人产生一种“走向中产阶级生活”的幸福错觉。

“漂绿”企业一旦被人揭开消费主义伪善的面纱，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营销作用。Straberry是一家位于米兰市中心的有机蔬果公司，人们常常可以在米兰街头见到Straberry造型可爱的货车在路边销售盒装水果。在公司的官方网站上，他们一再强调自己可持续和有机的种植方法：“我们在绝对尊重环境的情况下运营，使用放置在地面上的光伏板和太阳能温室……在2013—2014年，我们获得了米兰南部农业部门的質量认可，因为我们对环境、土壤和景观有所承诺。”然而，就在2020年8月末，米兰劳务局搜查了Straberry的农场，因为它被发现剥削并扣押了100多名外国务工者。

在意大利普利亚，一名叫瓦伦蒂娜的天然葡萄酒酿酒师被指控她的家族以葡萄酒酿造为幌子，利用农事进行黑帮活动。瓦伦蒂娜拥有意大利最大的天然霉菌葡萄种植公司，她在公司官方网站上这样表达自己的环保哲学精神：“与自然和谐相处，品尝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细节是一种乐趣。对地球母亲和她赠予人类礼物表达深深的感激，这是一种快乐。”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漂绿”或许可以为品牌带来美誉，但真正需要重视的道德责任却被企业忽视了。在生态效益的表象背后，其实隐藏着越来越不被舆论所接受的社会效益的缺位。在欧洲农村政策支撑严重不足的产业框架背后，工人的权利、种族歧视、性别、工资、安全等问题，和环保议题一样需要受到企业的重视。事到如今，“漂绿”不再足以作为区分真正有道德的公司和表面上有道德的公司的标准，正如Straberry和酿酒师瓦伦蒂娜的案例所提示我们的：今天，真正的“绿色道德主义”给消费者带来的信任感已经不够大家分的了。

环保行为可能也在破坏环境

在欧洲，环保行为被简单地归纳为了3个“R”——回收（Recycle）、减少（Reduce）、再利用（Reuse）。伴随着政府持续性的监管，这3个支柱激励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然而，这些习惯有的时候会产生与期望相反的结果。

分拣并不能自动解决生产过剩和废物管理的问题。根据欧洲针对循环经济制定的塑料战略，无论是再利用、回收、焚烧还是填埋、处理家庭和工业垃圾都会产生大量的经济和环境成本。比如，有研究表明，1950年至2015年生产的塑料中只有9%被回收，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分分类回收塑料只会延迟物体到达垃圾场的时间。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垃圾分类尤为严苛的德国，垃圾回收率远远不如意大利——在德国，要求将塑料水瓶的瓶盖、水瓶的包装纸和水瓶瓶身都要分开回收，而在意大利却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有些对垃圾回收过分热情的家庭，会将使用过的一次性餐具进行深度洗涤后再投入垃圾箱里回收。国家包装回收联盟认为，只需要有效清理附着在餐具上的食物残渣即可，深度清洁对回收没有太大的帮助，还会浪费水。

再比如，对更多的欧洲年轻人而言，帆布袋已然成为了一种既环保又时尚的“行头”。然而，这是否能真正做到环保，还要做量化分析。

意大利的草莓种植基地。“有机食物”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走向了另一种精致的极端。

葡萄酒酿造产业的“漂绿”或许可以为品牌带来美誉，但真正需要重视的道德责任却被企业忽视了。

对欧洲年轻人而言，帆布袋已然成为了一种既环保又时尚的“ 行头”。

生产帆布袋需要大量的资源，这个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研究表明，人们必须重复使用同一种帆布袋近7000次才能消除生产它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关于有机棉，丹麦环境保护局的态度更加严厉：不对棉花使用农药和化肥实际上会降低作物的产量，导致对资源的需求事实上比传统棉花更大。而2006年英国环境署的一份报告指出，帆布袋必须要平均使用173次，才能比高密度聚乙烯塑料袋对环境的影响更小。因此，这两项研究都强调帆布袋生产公司需要生产更耐磨和耐洗的帆布袋，以促进它们的再利用。但是在欧洲，几乎任何商店都会将自己的徽标印在帆布袋上，或者销售或者赠送给客人。帆布袋作为环保主义的标签，被错误地推举到了一个过高的时尚地位，被过度开发。当人们收集到了各式各样的帆布袋后，只能将其堆积在家里，使它失去了重复利用的可能性。

高收入国家的大多数人可以做出的最大改变就是首先停止购买过多的食物。最终，需求的减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社会系统不再生产超过我们需要的食物。个人对环境保护问题做出的努力看似都是沧海一粟，但随着越多的人们开始关心环境问题，开始监督社会及政府相关行为以减少整个社会系统的浪费，这将是我们真正可以作出贡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