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姝

想穿另一套制服的间谍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奥列格 · 佩尼科夫斯基（1919—1963）变节的，没人知道。在成为西方情报员之前，佩尼科夫斯基在苏联情报机构仕途得意。从炮兵学校毕业后，他参加过波兰战役、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后来，他上了军事外交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格鲁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随后被派往土耳其。到任不到一年，他又从安卡拉被召回，至于什么原因，无从得知。

据说，他在土耳其倒卖首饰被抓；还有一种说法是，他跟上司起了冲突。不管怎么说，他灰头土脸地回到苏联，前途一片暗淡。先是被格鲁乌开除，1960年又被任命为国家科技委员会对外联络局局长，他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被英国军情六处招募的。

几年后，他在军情六处的联络员、英国商人格里维尔·韦恩在《莫斯科来客》一书中这样描述了佩尼科夫斯基的同事：“博杰尼科夫穿一件尼龙衬衫，系着西方生产的领带，身上的西装像是一整夜都没脱过似的；头发乱蓬蓬的，双手像矿工一样，指尖被尼古丁熏成了褐色，指甲很脏；风吹日晒的红脸膛上，胡子没刮净。坐在他旁边的两名同事也差不多。”写到佩尼科夫斯基时，语气就完全不同了：“他不弯腰驼背，不心浮气躁，直挺挺地坐着，很安静，一双白净有力的手放在桌子上，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他身穿丝绸衬衫，系一条普通的黑色领带，西装干净得无可挑剔，面部表情刚毅有力、生动活泼。”佩尼科夫斯基的样子分明在表示，他不想成为苏联官僚阶级的一员。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圈子，他走出了相当激进的一步。

1960年，他给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肯尼迪总统、尼克松总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在内的西方政客写了12封信。他在信中说准备加入为真正的自由世界而奋斗的事业当中，即帮助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做斗争。据资料显示，为了引起注意，他还在信中随附了一条西方国家可能感兴趣的秘密情报。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把这些信交到收件人手中。佩尼科夫斯基在莫斯科大街上找到几名外国游客，请他们把信转交给西方国家大使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办法竟然奏效了：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跟佩尼科夫斯基取得了联系，然后是英国軍情六处。1961年出差的时候，佩尼科夫斯基在伦敦被正式招募，官方还给他做了一套英国情报机构的上校制服，据军情六处特工说，佩尼科夫斯基特别喜欢这套制服，穿上后对着镜子照了老半天。

佩尼科夫斯基在西方情报机构工作了一年半，每周一次通过联络员将记录秘密情报的胶卷送出去，这些情报从苏联的工业状况、导弹系统数据到部队官兵和主管部门军校学员的名单，一应俱全。1961年末他的行动暴露了。官方先是跟踪了他一段时间，1962年将他逮捕，1963年将他枪决。揭发他的人是乔治·布莱克——一名特工和双面间谍，他就像佩尼科夫斯基的一面镜子：如果说佩尼科夫斯基希望成为西方世界一分子的话，布莱克则相反，他想跟西方一刀两断。

集中营里走出来的间谍

即使乔治·布莱克（1922—2020）不是双面间谍，他的经历也够写一本惊险小说了。25岁以前他住在埃及，战争爆发前他回到家乡荷兰，参加过当地的抵抗运动，进过英国皇家舰队，后来成为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二战”后布莱克来到海牙，组建军情六处在海牙的间谍机构，之后去汉堡招募前纳粹德国海军军官，再后来去了韩国，任务是以英国大使馆副领事的身份做掩护，在苏联滨海地区设置间谍网。军情六处伦敦办公室相信，布莱克能轻易从汉城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在那儿为英国招募特工。结果恰恰相反。

几天后北朝鲜就占领了汉城，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成了俘虏，30岁的布莱克被关进集中营。可是过了不到一年他就像英雄一样回到了英国。1954年他跟军情六处一名女同事结了婚，1955年赴柏林招募双重间谍。此前他自己已经是一名双重间谍了。

多年后布莱克接受采访时说，他是在集中营时决定投敌的。因为他发现美国飞机不分好歹地炮轰朝鲜贫穷山村，男女老幼一概不能幸免，他为自己站在恃强凌弱的一方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在集中营里他第一次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于是这种愧疚转变成为坚定的革命信念。这并非他首次接触左倾思潮，年轻时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着迷，他听堂兄讲过很多故事，这位堂兄是日后埃及亲共民族解放运动的奠基人。他对一名到集中营探班的苏联军官说，他想在苏联工作。

在10年的双面间谍生涯中，布莱克向苏联提供了大约40个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作的西方间谍的名字。但这只是军情六处的说法，按照布莱克自己的统计，这一数字要多出10倍。他的存在价值如此之高，以至于近乎一年苏联情报机构都装作不知道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联手挖了一条通往东柏林的地下隧道（目的是接通苏军总参谋部在德国的电话线）这件事。对于苏联来说，泄露这一情况比暴露布莱克身份的威胁要小。

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布莱克还是在1961年暴露了，同年伦敦法院创纪录地判处他42年监禁。作为在英国判刑的本国公民，他无法寄希望于间谍交换，看来他注定要死在监狱里了。但布莱克并不打算接受命运的安排。1966年10月22日，当其他囚犯和看守看电影的时候，他从监狱窗户跳到院子里——前不久获释的一名狱友将一根绳梯搭在7米高的监狱围墙上，布莱克获得了自由。整个越狱过程不到5分钟，但从伦敦逃跑花的时间要长一些：他藏在一辆厢式货车车座下面，另一名先前的狱友跟妻子和孩子一起装成外出过圣诞节的模样，将货车一直开到德国边境。

2020年12月26日，布莱克在莫斯科逝世，享年98岁。他目睹了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普京总统亲自给他颁发过勋章，他还出版有一本自传《透明的墙》。据说85岁的时候，他仍然参与特务机构的工作，直到生命尽头他依然相信共产主义。也许他是最幸福的间谍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要感谢出卖他的另一名间谍——波兰人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

逃离妻子的间谍

社会主义国家间谍史上最著名的背叛事件之一，不是源于跟政权当局有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也并非基于金钱诱惑，而是发端于个人生活中遇到的麻烦。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1922—1993）的职业生涯起步于1945年波兰的反间谍机构，当时他负责调查反共产主义团体和前盖世太保成员。凭借审讯时用鞭子毒打嫌疑人，他获得了很多秘密情报。因为遭到下属投诉（戈列涅夫斯基对待手下同样存在滥用职权问题），1957年他被调到对外情报管理部门。负责受理这些投诉和对戈列涅夫斯基进行评价的内务部共产党委员会建议将他从国家机关开除，但领导层不想失去这么一位宝贵的员工。

接手新工作的时候，正赶上他个人生活的艰难时期。多年来，戈列涅夫斯基妻子的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日益严重，治疗效果不佳。她的主要攻击对象就是自己的丈夫戈列涅夫斯基。她鼓动孩子们反对他，编造了很多莫须有的事情栽在他头上。受尽折磨的戈列涅夫斯基自己也得上了神经官能症，经常找借口出差。在去德国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德国女人伊姆加德·康普，两人谈起了恋爱。康普劝戈列涅夫斯基跟美国情报机构取得联系，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有机会去西方工作。

有两年半的时间，戈列涅夫斯基化名“狙击手”向美国大使馆传递秘密情报，并为了有一天能去西方过上幸福生活努力攒钱。1960年上级知道了他跟康普之间的恋情，于是禁止他离开波兰。经过长期谈判，戈列涅夫斯基终于获准去柏林几天，据他所说目的是永远离开康普，而实际上，他跟情人一起去了美国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

戈列涅夫斯基和康普被送到美国，就这样这位前波兰情报员成了美国中情局特工。在两年时间内，他向自己的新同事讲了数十名在英国、瑞典、美国、德国和以色列工作的苏联和波兰特工的事以及他所知道的特别行动。他似乎过上了期待已久的幸福生活，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美国，戈列涅夫斯基的神经官能症变得日益严重起来，表现为思维混乱、躁狂妄想。在中情局当一名普通情报员已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他公开说自己是尼古拉二世的儿子阿列克谢·罗曼诺夫。到最后，中情局终于不愿意再让这个胡说八道的人继续工作，不久康普也带着小女儿离开了他。戈列涅夫斯基余生一直住在纽约，靠中情局提供的微薄退休金度日。他出版了一本极右派阴谋论日记《双头鹰》，依然声称自己是皇太子，并要求西方银行把罗曼诺夫家族的钱给他用。间谍生涯结束后，他也没有放弃过奢侈生活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跟被他揭发的苏联间谍科农·莫洛德很不一样。

当上百万富翁的间谍

打小时候起，科农·莫洛德（1922—1970）的经历就很有意思。科农出生在莫斯科，7岁时父亲去世，9岁时母亲的姐姐从美国来家里做客，当她看见妹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困顿时，就建议把孩子们带到美国去，承诺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可是妹妹一口回绝了，但科农愿意跟她走。在这之后就是用非正常渠道办理签证的过程了（当时苏联和美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科农 · 莫洛德在美国住了6年，1938年回到莫斯科。毕业后他进了部队，之后上了前线。“二战”期间他在情报部门工作，后来考入外贸学院，1951年终于被苏联对外情报机构招募，这是因为他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生活的经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1953年莫洛德被秘密派往加拿大，以戈登·朗斯代尔的名字传递情报。他用这个假名在美国工作了不长时间，后来在伦敦定居下来。在伦敦，他收获了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作为苏联情报机构的间谍头目，莫洛德管理着伦敦情报网，负责收集有关伦敦和美国军事基地、核设施和细菌研究等方面的情报；没想到的是，戈登·朗斯代尔还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一开始他的生意做得比较低调，在伦敦各地设立了十来个自动音乐咖啡机。有了这桩买卖，他就能一天24小时随时去城里而不至于引起怀疑。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除了自动咖啡机外，他又开始销售香烟、口香糖和零食。1958年，他听说手下一名技工的父亲发明了一台有防盗功能的电子设备（有人撬锁的时候这台设备能自动关锁），于是他帮忙申请了发明专利，然后买到它的生产权，并因此荣获布鲁塞尔展览会金奖。伊丽莎白女王给他颁发了奖狀，奖励他“在国际知名展会上为英国争光”。

莫洛德的企业办得相当成功，很快他就成了百万富翁，但他对财富不太感兴趣。“戴上富翁的面具我就有权过奢侈的生活，但我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免得在人群中显得太扎眼。”他后来说道。虽说他给自己买了一套豪宅和几艘游艇，但同时他还供养着整个间谍机构，而不靠莫斯科的资助。据他的联络员莫里斯·科恩说，莫洛德对名下企业取得的成绩非常自豪，但根本原因是，他认为赚来的钱能用来建设社会主义。1961年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提供的一条情报出卖了他。

想当画家的间谍

威廉·菲舍尔（1903—1971）生于职业革命者家庭，他的父母是列宁创建的“工人阶级自由解放联盟”成员，1901年从俄国逃到英国。威廉·菲舍尔本人对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毫无兴趣，他更喜欢研究音乐和绘画。1920年全家返回苏联时，威廉决意当一名画家，两年后轻松考上了高等艺术技术学校。事实上，他在这所学校待的时间不长，因为他的美学品位跟先锋派相距甚远，同学和老师都嘲笑他风格保守。不久他就转到了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如果继续当画家的话，他很可能大有作为，因为到了1930年代先锋派就被保守的现实主义所取代。然而此时的菲舍尔已经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1930年他得到了苏联国家政治安保总局外事部的一份工作，接受了情报员培训。由于在英国出生，他是这一角色的完美人选。拿到英国护照后，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挪威，负责整顿苏联间谍机构。1935年，他带着同样的任务来到英国，1937年回到莫斯科。“二战”期间他培训话务员，1948年带着新任务前往纽约。

他是以秘密间谍机构领导人的身份来到美国的。在这里，期待已久的生活成了他的保护伞：他成了画家。他化名埃米尔·戈德富斯，租了一间不大的工作室，与一群年轻画家保持来往，跟他们分享美学观点。他们反对先锋派和现代派，大骂波洛克、德·库宁，彻夜不眠地讨论艺术和政治。这些人几乎全部持有左倾观点，他们谴责美国政府，渴望社会公平。菲舍尔给他们讲述艺术史，他们给他讲色彩理论和绘画技法。这种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1957年菲舍尔被自己阵营里的一名话务员告发为止。菲舍尔被捕了，被判32年监禁，但5年后苏联政府就用美国侦察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和大学生弗里德里克·普拉伊尔把他换了回来。据说关押期间菲舍尔画了一张肯尼迪肖像，并把它送给了总统本人，这幅肖像甚至还曾挂在总统办公室里。菲舍尔在苏联协助培训情报员，临死前一直在作画，但是像在美国那样和画家们聚在一起的舒心惬意的日子，再也没有出现过。顺便说一句，菲舍尔此生不能缺了另一名苏联间谍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的参与，正是约瑟夫帮助菲舍尔找到婴儿时期夭折的埃米尔·戈德富斯的出生证明并冒名顶替之。

官至敌国大使的特工

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1913—1988）的经历足够十几部电影和小说用的了。还在13岁的时候，他就对地下工作很感兴趣，并参加了立陶宛秘密共产主义组织。一年后，警方发现了这一组织，格里古列维奇被学校开除。妈妈带着他搬到邻国波兰，希望他远离共产主义地下组织，但在波兰他又参与了共产党的宣传工作。1934年他跟随共产国际去了阿根廷，1936年回到欧洲参加西班牙战争，1937年来到苏联。

在苏联，格里古列维奇参加了情报员速成班，得到了去墨西哥刺杀托洛茨基（无产阶段革命家、十月革命领导人）的任务。为了这个任务，他准备了差不多两年，这期间格里古列维奇结了婚，组织了一个20人团队，并于1940年5月24日向托洛茨基的住处发动袭击。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格里古列维奇也被迫从墨西哥逃往阿根廷。在阿根廷，他受命壮大苏联间谍机构，并对从拉丁美洲向纳粹德国运输粮食和军用物资的行动制造干扰。

1945年，格里古列维奇认识了智利驻哥斯达黎加领事，并告诉他，自己是领事已故朋友的私生子，地震的时候把证明文件弄丢了。深受触动的领事给格里古列维奇发了一本新护照。1949年格里古列维奇用新护照携妻子搬到罗马，并在罗马做起了售卖哥斯达黎加咖啡的生意，生意做得相当成功，甚至负责向罗马教皇供应炒熟的咖啡豆。这位成功的商人经常发表反共言论，引起了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注意。1951年政府任命他为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总领事馆秘书，一年后升为大使。就这样，一名苏联间谍成了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首位大使，事實上，他从未去过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

格里古列维奇经常代表哥斯达黎加参加联合国大会，认识了不少美国外交官，还常跟罗马教皇见面，签署过一些对哥斯达黎加有利的合同，并被任命为哥斯达黎加驻南斯拉夫和梵蒂冈大使，还得过马尔他骑士勋章。与此同时，他仍在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3年底，格里古列维奇携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突然离开了他们在意大利的大使官邸。至于为什么急着离开，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面临暴露的危险。到莫斯科后他也没闲着，接下来的34年中，他专心研究拉丁美洲史和天主教史，在科研领域成果卓著，不但当上了历史学教授和科学院通讯院士，还出版了30多本书，发表科技论文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