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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的“独立女性”——佐多稻子

2021-07-22李倩

世界文化 2021年6期
关键词:明子稻子战争

李倩

日本著名女作家佐多稻子(1904—1998)度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其创作生涯长达50余年,历经大正民主主义时期、日本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时期以及战后重建时期。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的是其对独立人格的不懈追求。但是,不同的时代思潮对佐多稻子创作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时代的烙印决定了这位“独立女性”是在彷徨中前行的。

从佐多稻子经历的时代变换及其发表的作品来看,其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早期主要着眼于描写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表现人们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带有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性;中期则经历“文学转向”的彷徨,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借由参加作家慰问团宣示所谓“独立女性”的力量,而这种“战争共犯”式的“独立女性”不过是虚妄的幻想;后期主要是对战争的反思,更具现实意义,可以说是佐多稻子的思想回归。

初登文坛

1904年,佐多稻子出生在长崎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她出生时母亲只有15岁,父亲只有18岁。佐多稻子7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因为家庭贫困,佐多稻子自幼失学,当过童工、女工和女招待。这种普通百姓的生活对她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其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1926年,佐多稻子结识了菊池宽、芥川龙之介、江口涣、中野重治和洼川鹤次郎等作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投入到彼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洪流中,她自己也曾评价那段时光是“最有意义的青春时期”。1928年,她的文学生涯真正开始,至1933年的5年间,先后共有50多篇短篇小说和几十篇诗歌问世。这些作品真实再现了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塑造了许多贫苦人形象和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形象,呈现出日本底层人民痛苦挣扎的真实状况。佐多稻子的作品更多着眼于个体的体验,不管是成名作《奶糖厂的女童工》(1928),还是早期代表作 《洛阳西餐厅》(1929),都描绘出贫困少女面对窘迫的都市生活而努力争取自立的形象。

《奶糖厂的女童工》以她自身经历为题材,讲述了13岁女童工弘子的都市生活和工作。当时,日本有许多像弘子一样出身贫困家庭,为减轻家庭负担而进入奶糖厂、纺织厂工作的少女,有些人甚至去咖啡馆做女招待,在都市中挣扎自立。《洛阳西餐厅》主要描写了三位女招待:性格刚强的阿千枝,身材高挑、秉性温柔的阿芳以及体态窈窕的夏江。阿千枝被丈夫抛弃,身边有年迈的母亲和孩子。她愤世嫉俗,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中,在一般客人面前不轻易露出笑容。最后,她把孩子托付给别人,与无法摆脱兵役的情人一同出走,在深山里自缢身亡。阿芳的命运更为凄惨,她被工头伊藤玷污后不敢声张,最后得了脑梅毒病,痛苦地死去。夏江的命运也十分悲惨。一个贵族子弟看中了她,餐厅老板为了从贵族那里得到资助,便派夏江去照料贵族子弟。然而,夏江那重病在身的丈夫临终几次通知餐厅找夏江回去,冷酷无情的老板都置之不理,夏江的丈夫凄凉地离开了人世。悲痛万分的夏江终日借酒消愁,堕入自暴自弃、麻木不仁的境地。这部作品以现实主义笔法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被欺凌、被侮辱的三个女子的生活,揭示了当时日本底层人民残酷的生态。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文坛的关注,川端康成赞其是“一部佳作”。

与当时其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作品的革命性风格不同,佐多稻子的早期创作多取材于自己所见所闻的底层人物的生活点滴,作品朴实无华,用细腻的笔触描绘略显琐碎的日常生活,反而极具真实感。佐多稻子早期创作的人物形象明显带有她本人的影子,她也像其笔下的女工们一样,努力在都市生活中成长为独立女性。

侵华战争中的彷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甚嚣尘上。军国主义势力宣扬皇道思想,对日本民众的思想控制愈加严苛,大批无产阶级文学家被日本当局投入监狱,这其中包括佐多稻子的丈夫洼川鹤次郎。1932年,佐多稻子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与佐多稻子保持党内联系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惨遭拷问致死。同年,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真亲在狱中公开发表了“转向”声明,实质上是以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为条件,向日本法西斯当局换取个人自由,属于变节行为。佐多稻子的丈夫洼川鹤次郎也通过“转向”而获得释放。1934年,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在严酷的镇压下被迫解散,佐多稻子失去了组织的依靠。1935年,佐多稻子因在《劳动妇女》上发表文章而被捕,所幸没有被投入监狱。社会环境的残酷巨变,丈夫的“变节”,对于刚刚凭借自己的才华孜孜以求自立的女作家来说,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使她一时陷入彷徨之中。而这一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红》(1936)则向读者呈现了她此时精神上的彷徨以及追求自立的努力。

《红》也是佐多稻子以亲身经历为题材创作的小说,描写了作家柿村明子在“轉向时代”的沉闷氛围中经历激烈思想斗争的过程。是继续自己的事业还是做贤妻良母?明子为这两种矛盾的立场而苦恼,最后她选择了继续自己的写作事业。明子努力去兼顾事业与家庭,但作为女作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当道的男权社会,女性生存空间无限缩小,难以做到事业、家庭两全,明子因而陷入矛盾与痛苦的挣扎之中。丈夫的转向与军国主义思想横行只是外在因素,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明子内心的矛盾,归因于明子对“自立”的追求。自我独立意识与生活的实际状态之间产生龃龉,令明子无比彷徨、无比痛苦。最后,明子陷入二者择一的境地,要么和丈夫广介分手,要么放弃作家这个职业。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明子明白夫妻关系无法调和,于是放弃了修复夫妻关系的念头。她比较了作为女性作家的社会责任与作为妻子、母亲的家庭责任,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怀着失败感不得已做出了取舍。这就是佐多稻子 “自立”的实质。佐多稻子借明子如实地描写了自己的心境,塑造了明子这个面对外在和内在的阻碍仍然努力追求自立的真实人物形象,而非虚幻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她真实的成长愿望和现实态度,以及作为女性作家的责任感。从这个角度上说,《红》在众多“转向文学”作品中有着其积极进步的意义。当然,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佐多稻子自身主观条件的制约,其女性自立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和彷徨性。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从1938年开始,包括佐多稻子在内的左翼作家的写作活动越发艰难。在笼罩全日本的军国主义气氛之下,佐多稻子自己也逐渐失去了抵抗战争的意识。而且,佐多稻子以参与战争作为争取女性地位的手段,甚至宣称“作为女性能到距离重庆最近的地方,是完全可以骄傲的”。她曾两次到中国东北旅行,参加“战地慰问”,观看苏门达腊等东南亚的日军占领地,这些都是协助日本法西斯军方进行的活动。1944—1945年,战败的形势日渐明显,佐多稻子却越发倾向于支持战争。而此时她的夫妻生活也面临崩溃,在战败数月前正式离婚。此后佐多稻子就靠自己一个女人的肩膀撑起了养家的重担。

值得一提的是,佐多稻子明知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却不由自主地蒙骗自己,一点一点地走上与军国主义当局合作的道路,间接地成了侵略者的帮凶。正因如此,佐多稻子在战败后多次反省悔过说,同那些不知内情的普通群众与战争合作相比,自己更显得性质恶劣。佐多稻子针对自己一步步走向协助战争的道路作过多次自我批判,写过许多文章。她说,自己之所以“转向”,不在于上了国家大肆宣传的当,或者害怕被指控背叛国家,而更在于“心情”方面的原因,比如那些普通人家的丈夫或儿子被征到遥远的战场时,或者得知亲爱的家人战死时,佐多稻子会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行事。除此之外,维持生计也是原因之一——同报刊编辑作对意味着没有饭吃。报刊编辑不仅让她描写“后方生活”尤其是妇女生活的情况,还把她带到国外,让她描写中国、东南亚等地的士兵以及驻当地日本人的情况,然后报道给日本国内。佐多稻子的文章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笔法描绘了日军士兵背井离乡作战的情形,却没有写到他们作为“侵略者”的残忍行径,当然对当地人民的抵抗运动更是只字未提。从佐多稻子战后对其参与战争行为的反思上看,佐多稻子战时的思想是充满了匪夷所思的矛盾的,这正体现了这位“独立女性”的彷徨心态。

日本战败后,佐多稻子战争期间的失足行为受到“新日本文学会”(以战前左翼作家为基础)和“妇女运动俱乐部”的严厉批判和指责,她被排斥在“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之外。尽管“战争责任”的追究令佐多稻子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中,但仍无法让她摆脱“失足”阴影。

战后重新出发

1945年日本战败前后,佐多稻子陷入了无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两难境地,最终不得不选择与丈夫洼川鹤次郎离婚。这一时期,她经历了家庭破裂和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双重痛苦,她将这些痛苦与挫折感写入了作品《我的东京地图》(1947)中。小说通过主人公生立的苦难经历,展现了版画式的战后情绪,因而又被称作“心象风景诗”。作品中,佐多稻子以凄然的目光透视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的东京幻象。通过《我的东京地图》,佐多稻子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战争责任,并将这种责任之痛贯穿于战后的创作中。

佐多稻子敢于面对现实,战胜软弱,勇敢地反省自己,诚实地剖露自己,在强烈的挫折感与深切的痛苦中重整旗鼓,又积极投入了战后的民主主义运动之中。战后,佐多稻子曾努力恢复自己的日本共产党党籍,并于1946年荣任“新日本文学会”东京支部长。

此后,佐多稻子创作不断。其中获得1972年野间文艺奖的长篇小说《树影》是一部优秀的原爆文学作品。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位日本画家,女主人公是一位华侨,作者以抒情的笔调叙写了这对原子弹受害者的戀爱悲剧。小说出版后受到诸多关注,许多前辈作家给予了高度评价,井上靖认为“《树影》在佐多文学创作活动中,是形成一个高峰的杰作”;石川逸子也撰文说:“正因为佐多是以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长崎作为小说的背景来展开一对男女的故事,因此才能够深刻地、玲珑剔透地反映战后日本的全貌。”

与此前的原爆文学作品相比,《树影》在反映原子弹轰炸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对核武器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小说以主人公的回忆描述了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人间地狱般的悲惨情景。幸存下来的人们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无不悲伤愤恨至极。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画家麻田晋和华侨二代柳庆子这对相爱的恋人均死于原子病,这一悲惨结局控诉了原子弹轰炸给人们造成的无法愈合的肉体与精神创伤。小说中柳庆子与麻田晋之间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纯真无私的爱情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生命是宝贵的,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爱情才是最美好的东西。作家描绘纯真的爱情,借以抒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然而,这美好的一切,都被罪恶的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核辐射夺走了。

在艺术手法上,《树影》将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想象相结合,以真实的笔触把两位主人公因原子弹爆炸而造成的病痛详细地展示给读者,同时也反映了战后长崎市民反对核武器的坚决态度,较为深刻地表现了国际政坛对核武器的各种立场与观点。小说还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长崎的风土人情及华侨的生活风貌。

在佐多稻子94年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其人生经历随着时代的变换而跌宕起伏。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她对人生的认识冷峻而透彻,敏锐地洞察着下层劳动女性的艰辛,并鼓励她们同黑暗社会进行斗争。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女作家,她的革命之路走得异常曲折,在后期作品中处处留下痛苦思索的印记。作为一名追求独立的女性,她曾经彷徨无助,但却始终未向命运屈服,穿越重重苦难与波折,真切地抒写着自己的人生体验。

(作者工作单位: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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