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沈燕谋（1891—1971），实业家和藏书家，曾在南通大生公司担任要职，被张謇誉为“大生后起之秀”。早年就读于中国公学，后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农业化学。回国后，先执教于安庆高等学校，后回到南通，兼任南通纺织大学教授，担任大生公司董事、大生八厂考工所长、大生三厂考工所长和经理，并兼大生二厂经理，业绩卓著。南通沦陷后，任大生驻沪总管理处副处长，在上海创办私立通州中学、任校长。1947年前后，赴欧美各国考察纺织业。新中国成立前夕移居香港，在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任图书馆馆长。

沈燕谋去世后，其日记在香港《大成》杂志陆续刊登，2020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沈燕谋日记节抄及其他》一书。这些公开发表的沈燕谋日记共一千零九十四则，二十八则为1947年的日记，其余一千零六十六则的时间跨度从1950年2月到1971年6月他去世前，当中有几年如1959、1960、1962年的日记缺失。沈燕谋的日记，记载有他对当时海内外时事的观察分析，展示了其参与新亚书院建设和在香港的日常生活样态，包括读书笔记、朋友交往和社会活动等记录，折射出沈燕谋的独特人生风貌，借此可以探寻沈燕谋晚年的心路历程。

沈燕谋交友广泛，和张謇、张孝若父子以及苏曼殊、胡适等近代史上知名人士关系甚密。他与苏曼殊一起执教于安庆高等学校，两人亲如手足，外出嬉游度假，还同编《汉英辞典》和《英汉辞典》。他和胡适是中國公学的同班同学，并一起赴美留学。张謇之子张孝若能与胡适结识，直至后来胡适为张孝若所写的张謇传记写序，也是通过沈燕谋引荐的。沈燕谋跟随张謇及其后一二十年大生工作的经历，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他这千则日记中，涉及张謇的有近百处之多，张南通、张季直、啬公、扶海、柳西草堂诸如此类的张謇代称，在日记中高频度出现。沈燕谋对其崇敬之情透于纸背。由于这些日记写于张謇去世几十年后，因而涉及张謇的史料，大多为追忆性质。难能可贵的是，日记还披露了他所亲历的张謇日记上半部从被发现到在海外出版的内情。

回顾与张謇的深厚友谊

张、沈两家有三世之交。张謇曾评价沈燕谋憨直的习性像他祖父，而他忠实的美德也像他祖父，叮嘱儿子张孝若要好好向他学习。沈燕谋时常回忆起张謇与祖父的情谊，以及大生纱厂创业之不易。沈燕谋祖父沈燮均开有恒记布庄，系当时通州最大的土布商，他是南通大生纱厂早期六董事之一，也是协助张謇开创南通近代纺织业的先驱人物。1910年沈燮均七十大寿时，张謇乘小火轮至姜灶港沈府祝寿。1961年5月22日是沈燮均去世忌日，沈燕谋追忆此事：“先王父政七十，啬公赠寿联有‘视我诸兄十年以长，与佛四月八日同生之语。不及逾年，王父弃养家亦中落。小子才学俱不足道，未尝不兴重振家声之念”，“回忆往事，悲伤何极，书此数行，聊志我痛。”

1965年5月8日，又快到沈燮均的忌日。沈燕谋写下儿时的记忆：“小子之生，当大父五十一岁，方大生之始创，大父终岁客居大生小楼，携小子与俱，延师教读，得闲训督，望孙有成，至深且切”，“啬公撰县志有曰：‘纺厂甫兴，謇由书生入实业，未为众信，其时公（指沈燮均）已业布，布商感公减捐之劳惠，信望过謇，謇于营厂至顿极窒之时，赖公为之转输慰藉，未尝对謇作一语无聊，亦未尝藉厂有一事自利。”张謇在县志中对沈燮均赞誉有加，“謇为人言通之纺织，归功于公之助，谓与共忧患，屡濒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谋不贰者，公一人而已。”

沈燕谋早年曾搜集沈燮均与张謇通信“手牍十二通，皆三十年前物”。1925年，张謇为此写下“致沈敬夫旧牍跋”，其中有云：“此亦系地方掌故而燕谋所当知者，因并示之。”1965年6月5日，沈燕谋日记中重提此事，“余尝集啬公致大父手札一小部分汇装成册，啬公题跋，特著大父助成大生劳绩，后为南通县新志作传，以为通州实业之成就，大父要居首功。”沈燮均去世，张謇亲往姜灶吊唁，“挽联曰：州敢云实业开幕之先，方其作始，将伯助予，沥胆相扶资老友;世已堕大厦崩榱之会，脱更不幸，我属且虏，招魂一恸望神皋。”

在日记中，沈燕谋屡屡追忆张謇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如1966年1月4日，详细写下张謇科举考试“屡经蹭蹬”的经过。6月6日，读张之洞年谱，看到“在光绪二十一年季冬有招商设纺纱厂于通州一条”，沈燕谋记下南通大生纱厂创业过程。7月13日，沈燕谋日记中写有“范伯子诗卷十二有题张季直所绘四图，啬公自题曰厂儆图”，这四幅图分别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且各有寓意，反映了大生纱厂创业之艰辛，图上有张謇题记，以示儆诫。他还忆起儿时情景，此图“张于大生总办事处楼厅壁间，余侍先大父每值登楼，辄望见之，而其含意则未之识也。迨后读啬公纪事书牍，四图中得其三图寓意，所不知者‘水草藏毒而已”。

张、沈两家的友情，一直延续到子孙。沈燕谋与张謇的孙辈如同在香港的张融武、定居台湾的张非武等素有交往。

为有关张謇的史料考证补遗

1912年清帝退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对于谁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历来争议较大。沈燕谋认为，清帝退位诏书是在张謇原稿基础上，由袁世凯手下人修改而成。1952年9月1日其日记云：“原稿出张啬公手，发于辛亥十月初旬，与答复袁慰廷内阁吁请俯顺舆情，归政国民两电，同时至京。袁之左右增加授袁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语，徐菊人又润饰诏末数语，迟延两月之久乃有决定，今读史者所见之诏是也。”徐菊人即徐世昌。沈燕谋日记中录有清帝退位诏书、张謇原稿和电文等。同时，他又指出《张季子九录》中的错误：“《张季子九录》附载逊位诏于答复袁内阁二电之后，标题曰‘附内阁复电，其实此文为啬公当时草创之原稿，而非清廷布告天下之文也。”历史学家吴相湘依据日本静嘉堂所藏的《袁氏秘案中发现逊位诏》，从“有袁氏批改之迹，而着重袁为资政院所举及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两点”得出结论：“所谓张氏手笔，不过文字的简练或润饰，重点固仍一本袁意。”对此，沈燕谋在1965年1月8日日记中，仍主张“清末帝逊位之诏，出于南通张先生之手”。

沈燕谋对涉及张謇的若干历史事件，下功夫进行梳理和考证。有人认为，武昌起义后江苏巡抚程德全曾“奏请清室退位”。如费子彬刊于香港《春秋》杂志的《南通状元张謇外史》称，“武昌起义观望者尚夥，謇急劝江苏巡抚程德全奏请清室退位，而继起者不绝。这篇著名奏疏乃謇口授，雷奋、杨廷栋两君执笔者”，报人高拜石《古春风楼笔记》里也有类似说法。而沈燕谋研究后认为，程德全之疏既不是雷奋、杨廷栋执笔的，“初乃啬公自书”，其内容也非要“清室退位”，而是请求清廷颁布宪法，召开国会。1964年10月10的日记，依据张謇年谱中相关内容，“以证费、高二君之误”。

沈燕谋根据自身经历和与当事人近距离接触，在日记中留下很多有关张謇不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包括与梅兰芳等各界名流交往的掌故。1952年3月23日日记：“壬戌（1922）五月，梅兰芳绘观世音菩萨像寄张啬公为寿，啬公为题一诗，以像送南山观音院供养。”还抄下张謇的诗及小引内容，指出当年张孝若在编印《张季子九录》时，“漏未写入”。1961年8月10日，梅兰芳逝世。沈燕谋肯定“梅之为人，不特艺有强，誉为前无故人而无愧，而待人接物，尤非流辈所可及”。两天后的8月12日，他在日记中引用张謇对梅兰芳的评价：“浣华温润缜，饶识事理，不甚措意家人生计，而能任人，其于世间可喻之物，则赤水之珠，瑶华之玉，庶几伯仲”。沈燕谋在日记中称梅兰芳为“浣华”，《沈燕谋日记节抄及其他》主编朱少璋认为，“浣华”系“畹华”之误，还在书中一一备注标出。其实不然，张謇与梅兰芳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一直称后者为“浣华”。梅兰芳取字畹华，典出《楚辞》“滋兰九畹”。张謇感到以畹华为字，不合名字相应的通例。据梅绍武回忆，张謇“建议我父亲把字‘畹华改为‘浣华，说明这是从北朝宫嫔之官婉华、唐代诗人杜甫之里浣华中各撷一字而成的，祝愿他“始于春华之妍，而终于秋实之美”。称梅兰芳为“浣华”，恰好反映出张謇与梅兰芳之间深厚的交情，局外人自然是难以理解。

对当时遗漏的与张謇相关的重要史料，沈燕谋在日记里作补遗的还有不少。如1953年1月1日日记：“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张啬公为作国歌二章”，“第一、二章有乐谱，当时自师范中学各小学皆用之。民国既建，增益前歌成三章，孝若编校九录，未收入也。”并把“国歌”等内容抄录下来，认为“与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无违，又与宪法前言列举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亦无不合。至节奏之抑扬顿挫，含义之反复叮咛，诚有泱泱大国之风。”

关注海内外张謇研究

1966年11月25日沈燕谋日记：“宋达庵以啬公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册见惠”，“册首冠以曹文麟、张先生传”，“佳作也”。达庵是水利学家宋希尚的字，他以张謇学生自甘，写有大量回忆张謇的文章，曹文麟也是张謇的弟子。纪念册“遗著选辑有《通州师范始建记》《师范学校后记》”，沈燕谋认为，“二记为啬公教育代表作”。另外，沈燕谋觉得《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纪事录》《大生纱厂厂约》二篇算得上是张謇“实业代表作”，而“《南通县图志》《通海恳牧乡志》为其垦盐各公司代表作”，他对这几篇文章没有被选入纪念册感到遗憾，叹惜说“有达庵在，不应有此失”。

沈燕谋早年跟随张謇并长期任职大生，后又成为沪上著名的藏书家，去港后长期担任新亚书院图书馆长。职业敏感和个人志趣，使他对张謇传记及相关研究十分关注。1963年5月15日，“有港大毕业生吕君、李女士将作硕士论文，来馆借书”，沈燕谋“适案头有刘厚生所著扶海先生传记及孝若丈所著传记，因翻示有關保卫东南几段文字，令其细读”，并开导他们说，阅看盛宣怀、张之洞等人的公牍文字，“不及刘传记载之简洁通贯也”。刘厚生是张謇的智囊和挚友。由此看来，沈燕谋把张孝若、刘厚生等人写的张謇传记摆在案头时常翻阅。沈燕谋寓居香港二十多年，注意追踪海内外张謇研究动态，阅读了大量有关张謇的回忆文章，并进行评析。

1954年1月12日，沈燕谋写下：“今日检理行箧，复得刘目。”所谓“刘目”，根据日记交代，是他三年前从朋友处得到的刘厚生撰写的张謇传记的目录。刘厚生“盖不慊于孝若之所作，而就其见闻改造者也”。沈燕谋称刘厚生“于当时局势有深邃之思、远到之见，啬公晚年遇大事辄与商榷，而后取决”。不过，他对书中“有中华民国系北洋军阀与同盟会野合成孕之私生子，待合所在公共租界南洋路赵凤昌（竹君）住宅，赵凤昌为产婆之语”颇有微词，“以为事关国家变故之大，无取文字之轻薄”。

1956年9月14日，沈燕谋借用别人的评论，对“胡适作传记，叙称啬公为失败英雄”不以为然，“并谓啬公重要计划，若垦荒、若植棉、若制盐制铁、若导淮导河，至今有人继行其事业，啬公身死而其精神存在，即其志业亦何尝不蒸蒸日上”！沈燕谋感慨道：“古人有言：功不必自我居。由此观之，啬公显然为事业之成功者，安见其为失败也？”

沈燕谋和不少海内外张謇研究者是故交，时常保持联系。1964年5月24日，沈燕谋在日记中云：“去年余函宋氏，商略取材，特重教育，为教育而兴工业而办垦盐，而并及于地方自治。”还提到“后与宋氏相见”。他曾对宋希尚如何撰写张謇传记有过建议，在此前一年即1963年的8月，沈燕谋去台湾观光，宋希尚来看望他，还带来美籍华人学者朱昌竣英文版《啬公与大生纱厂之创立》等书。1964年5月24日日记，沈燕谋还记下史学家逯耀东对三本张謇传记的点评。“首谓孝若传记内容最为丰富，以数月短促时间成三十余万字，故其全书多堆砌之材料，少事实之分析”。而“刘厚生一书每及其一生经历，辄详叙一事之来龙去脉，铺陈史实”，“写张公本人仅占全书五分之一，使阅者得一印象，书中主角非张而为袁世凯、李鸿章、西太后、恭王充其极”。“宋希尚书最后出，不同于张、刘二氏以年系事方法，而用归纳方法”，“书中材料转录为多，几估全部三分之二，宋习水利，叙水利处特多”。看来，沈燕谋对逯耀东的观点还是认可的，他“甚愿逯君亦用归纳方法扩大而成别一新传也”。

用张謇精神来自我激励

沈燕谋喜浏览古籍，1949年前在沪上建有藏书楼“行素堂”。后来，大量藏书星散，即使在现在拍卖市场和图书馆里，仍不时可见盖有“南通沈燕谋藏”的善本书。1952年5月15日，沈燕谋痛感藏书流失，在日记中写下“怅惘何益”，还说，“张啬公尝失所藏明榻礼器碑，遍索不得，为之怅惘竟日，继而心口相语”。张謇认为，“我且无我何有物，物自为物何与我，我忌物则我净，物忌我则物净”，沈燕谋由衷感叹，“贤哲胸襟毕竟不凡，节录其语，将以自壮且自慰也”。沈燕谋以张謇“心口相语”来排遣“怅惘”，自我劝慰。

沈燕谋对张謇感情至深，时常睹物思人。1957年1月17日，他见“邻居室中，悬一复印之骏有石拓本轴，审视则昭陵六骏之一‘飒露紫”，由此联想到“昔年莫楚生有六骏图拓本，张啬公为之作歌，意犹未尽，又为之跋。孝若饬工用西法摄影，以印本一卷贻我，我在南湾大生三厂置案头观赏久之。厂经倭寇入犯，所失殊多，此卷流落何所无可究诘。今日睹此，仿彿旧梦重寻，殊滋感慨！”当年，张謇曾为朋友莫楚生的六骏图拓本题诗作跋，张孝若让人摄影后赠送一份给沈燕谋，放在大生三厂，日寇入侵后竟不知所终。11月16日，沈燕谋参加朋友聚会，“座上客有邃于操琴之吴浸阳，默坐一隅，饶宗颐亦能琴，挟器俱来，两人先后各鼓二操”。这令他想起，“三十余年前，吴尝以自制之琴赠张啬公，啬公为作六十四琴斋铭”。著名琴师吴浸阳曾用古木斫制琴器六十四张，并以六十四卦命名分赠诸友。把“蹇”卦的一张赠给张謇，因“蹇”“謇”二字古时相通。张謇甚是高兴，感其“识字晓经训，尤今世雅才”，为吴浸阳琴斋制铭。由此看来，张謇重琴，不在于器而在乎道。

沈燕谋撰写的《张季直先生及其事业》一文，初刊于1953年3月《民主评论》，十年后的1962年，经修订再刊于《新亚文化讲座录》。文中，沈燕谋简要回顾了张謇的生平和业绩，把张謇的”基本精神“归纳为：一是“坚苦有恒”“做大事不做大官”;二是“有多少力量，便做多少有益于人群的事，至于功过得失，在所不计”，“从小处着手，在大处着眼”;三是“生活方面，是非常俭朴的”。

沈燕谋把张謇作为精神偶像，用先贤事迹来激励自我。1950年11月5日，“南通纺校同学聚餐于（香港）九龙大酒店，至者二十四人”。沈燕谋早年出任南通纺织大学教授，“同学以讲演请，余为举先校长张啬公兴学宗旨，略略发挥其义”，“啬公之立校造就专门人才，期为中国用也，今乃不得已而跼蹐于斯英人殖民之地，余即为诸同学强作慰勉之词”。1953年9月23日，沈燕谋特地抄下张謇1907年给江苏按察使朱家宝的信函。信中，张謇劝朱家宝捐资兴办慈善教育事业，尽管此信如泥牛入海，但张謇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在191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盲哑学校。1955年3月5日，纺校同学再次聚会，沈燕谋“略言啬公当年高瞻远瞩，于教育事业中成我纺校”，“诸君子苟以所受于啬公者为恩，亦应以余力赞助教育，为后来造就人才之地也”。沈燕谋之所以要在日记中记下这些内容，是因为当年，他参与创建的新亚书院在办学经费等方面遇到困难，想必是想借张謇精神来自勉吧。

张裕钊是桐城派古文名家、碑学兴起的代表，张謇曾拜他为师。1965年6月10日，沈燕谋抄下张謇为张裕钊字册的题字，并说张謇“从张先生往济南时，特记先生骡车中辄握牙管悬空作书，老辈之专勤如此。啬公日记少壮亦逐日记写字之课，一艺之成，其专精不懈若斯，安得不效？可敬可法，录其文以自警也”。

促成《张謇日记》前半部出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謇日记》前半部在台湾影印出版，轰动海内外，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沈燕谋在日记中还原了此事的来龙去脉。1965年，张謇日记前半部戏剧性地在香港现身。这年，沈燕谋听说香港已有内地出版的《张謇日记》后半部，“喜甚，询以能否借阅？”嘱咐儿子去打听。更为意外的是，沈燕谋了解到，张謇日记前半部竟就在张融武手里。原来，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张融武，托妻弟从上海进贤路的张家寓所取走张謇日记的前十四册。而留在内地的《张謇日记》后半部，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因此，沈燕謀向张融武建议，将张謇日记前半部也影印出版，供“治史者”研究。虽反复劝说，可张融武始终缄默不语。1965年4月11日，沈燕谋“尝举以询张融武，融武谓日记之前半部现为伊保存，在内地景印发行者为后半部”，“余又谓融武既知后半部业经景印，盍不并君所保存之前半部亦就此间景印，俾书成完璧。治史者亦得从著者自叙中明其一生治学经历，与其事业发展之源渊”。而“融武置不复，再三以是为问，始终未有以报，亦不解其何以久久沉默不着一语之故也”。张融武的态度着实出乎沈燕谋的意料。

4月23日，沈燕谋又把此事告诉老友杨管北，“以语融武，宜就港景印其前半”，并说“融武唯唯，未作肯定之辞”。与此同时，沈燕谋两度拜访《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费说他手上有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版，对沈燕谋提供的张謇日记前半部的下落颇感惊讶。5月22日，沈燕谋写道：“费承已得张记，并言书非卖品，国内图书馆中有分布，研究近代史之参考，未许以货取也;语以书之前半珍藏某氏，苟能得其后半，则延津之合可期。费闻言，颇惊异，其结语则允可互相交换。”费彝民的想法是，张謇日记前、后两部分可考虑作交换，内地有责任继续影印出版日记的前半部。

5月24日，经反复做工作，沈燕谋终于等到张融武“偕其妇挟扶海日记原稿之上半部俱至。记凡一十有四册”。同时，功夫不负有心人，内地影印出版的张謇日记后半部也终被沈燕谋觅得。5月31日，其子“平儿以电话来，谓已借得内地出版之《柳西草堂日记》一十五册”，柳西草堂为海门常乐镇张謇故居，也作张謇的别称。“一周前所见融武珍藏原稿十四册，合此当为二十九册”，沈燕谋满心欢喜之余不免担心，“依样复印，以此间今日印刷设备而论，恐难与内地已成景印之书全似也”。

对于张謇日记，沈燕谋如获至宝。看后，他的初步印象是，张謇日记“凡所记事，简略者多，详书者少”。对于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大都极少文字之载于日记中者，简略太甚”，推测张謇之所以如此，“抑其归功同谋朋侪，而不愿己尸其名也”。当然，沈燕谋仔细研读张謇日记，收获不小。6月21日日记中，记录有他致吴相湘的信函，“读尊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五册，于张季直昆仲致袁慰廷书系朱铭盘之名，盖据《桂之华轩诗文集》朱先生手书景印书稿，遂断为原文出于朱手”，他“怀此疑问者三十年”，“倾读内地依照原稿景印之张公日记第十册末页，则当年张公草稿及添注涂改痕迹全出张手，赫然斯在，因是多年疑团尽释。治史不易，此戋戋者，费时若是其久，乃得物证”。1884年，张謇、张詧两兄弟和朱铭盘曾给袁世凯写过言辞尖锐的长信，即后世所说的“绝交信”。此信到底是谁执笔，过去一直认为出自朱铭盘之手。而沈燕谋看了张謇日记中该信底稿后，确信张謇无可置疑是这封信真正的执笔者。这样，困扰沈燕谋心头三十年的疑团终于被解开了。

沈燕谋积极筹划张謇日记前半部的出版。从沈燕谋1965年5月24日、31日等天的日记中可知，张謇日记有些部分字迹较草“不可辨”，同时因避讳用古字，“非有校勘工夫不能读”。日记还“杂以诗词文稿之属”，殆“非学有根底”和“有校勘功夫者”，很难“就稿读之”。加之香港印刷设备“恐难与内地已成景印之书全似”，试着影印几页，效果“皆不佳”。因此，沈燕谋只能另辟蹊径来出版张謇日记的前半部。恰巧此时，他从朋友处听说台湾著名史学家“沈云龙治史甚勤”，又看了沈云龙所编的一些史料书刊后，觉得其“所著史事文字，颇有可观”。这个阶段，沈燕谋为了出版张謇日记前半部，做了大量穿针引线的工作。如1966年3月7日，居住台湾的好友“杨管北来港，为景印柳西日记有所商略”。

1967年8月3日中午12点，七十七岁高龄的沈燕谋由香港飞抵台湾松山机场。到台后第三天，他不顾旅途疲劳主动去拜访沈云龙。8月5日，“访沈耘农云龙，与谈景印《柳西草堂日记》事甚畅”。沈燕谋在台湾两个半月，张謇日记前半部的出版异乎寻常地顺利，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整个过程。

8月9日，“沈耘农过访，示以《柳西草堂日记》前半手稿”，“与之商景印事，逾一小时”。

8月19日，“沈耘农偕文海李振华过访”，李振华是台湾文海出版社编辑。沈燕谋“即以日记原稿一至五五完册、六至九残缺本四散册，十一至十四四完册交耘农持去，请翻读一遍，编次付李振华”。

9月1日，“沈耘农持《柳西日记》偕李振华同来，言检理《柳西日记》毕事”，“拓影备印，期以两周”。

9月15日，“李振华来告：拓《柳西日记》毕事，已以原件交沈耘农，持拟用印书纸类若毛边及白色纸请择。语以白纸用于普通册子，其线装三十部以略深色者为妙”。沈燕谋对出版用纸作了选择，并对李振华工作很满意，称其“其言可信，士人所鲜”。

10月1日，“沈耘农、李振华携《柳西草堂日记》原稿全份，及印成书样四页”，沈耘农还带来他所撰写的有关张謇日记的评价文章，沈燕谋称之为“翔实可诵，亦即余拟举笔而未成之章”。

10月23日，沈燕谋兴奋地挥笔写下：“沈耘农、李振华揣印成后加线装之《柳西日记》四巨册来，欢喜无量，为此行一大收获。”在张謇辞世四十一年、张謇日记后半部出版五年后，张謇日记前半部也终于公之于众。

不难看出，沈燕谋日记是研究张謇的重要文献。不过，现已公开的沈燕谋日记，是其晚年所寫部分，且为选录，时间上有间隔，并不连贯。至于沈燕谋日记其他部分的下落，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