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在当代作家中，1969年出生的邱华栋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少年即有写作的天赋，并以此获得免试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机会，是当时具有新闻效应的少年作家。毕业后负笈北上，做过“京漂”“写手”、编辑，后来又在作协担任相关职务，集作家、文学活动家、文学组织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最近一些年又醉心于古典图书版本的收集和整理，俨然又有版本学家的气质。在文学创作上，邱华栋早期以写诗歌为主，后来又开始小说写作，不仅写了大量的中短篇，也出版数部长篇小说，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勤奋的读者——在当代作家中，邱华栋以阅读量的庞大庞杂而傲睨群雄——这些阅读都被转化成为了相关的随笔评论，在这个意义上，邱华栋又是一位评论家或者随笔家。对于笔者来说，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各种文学活动主持人或者嘉宾的邱华栋，妙语连篇而机锋逼人，这里面所折射出来的心智和形象，又是另外一副邱华栋的面具。但是，因为丰富性总是难以被标签化，对邱华栋来说，也因此存在着被误读或者被遮蔽的危险，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我认为邱华栋的职业身份，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他的文学作品被客观地认可。因为他是一个文学编辑，鲁迅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是一个文学的组织者，所以他庞大体量的文学创作被这些身份所遮蔽了。这种阻碍跟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想象方式是有关的。我们认为作家的想象是有经验的，对于邱华栋这种城市传奇的、利用想象写作的作家，我们就缺乏一种认知。另外，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知识分子作家，或者是学院作家被认可的难度。我们更喜欢像贾平凹那种，有一个文学原乡的作家，而对于像邱华栋这种突破疆界的作家的研究和评价，是有一定难度的。”a如此种种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当代作家形象学，如果有人有兴趣做专门的研究，也许是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本文无意对这些进行学术式的研究考察，而是想指出一点，对于邱华栋来说，固然各种“假面”都是其“内在”的折射，但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假面，却无疑是他的小说写作，正是通过数量惊人的小说，邱华栋实践了以文学为志业的野心，将其生命经验和历史意识形塑为风格化的小说文本，同时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美学标识和美学经验。

一

在邱华栋的小说创作中，城市题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作品包括众多的中短篇如《大鱼小鱼和虾米》 《鼹鼠人》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平面人》，长篇小说如《花儿与黎明》 《教授的黄昏》等等。邱华栋的这些写作与中国当代的历史语境以及个人经验密切相关。从语境的角度看，19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了1970年代末即告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步伐，城市化以及由此相伴而生的商品化和消费主义开始蓬勃发展，这种时代语境和社会现实召唤着作家对其进行记录和书写。从个人经验的角度看，1990年代末邱华栋30多岁，正是对现实世界最敏感的时期，那一段时期他又生活在北京，北京从一个古旧的都市向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急剧变化汇聚了诸多的症候，它为邱华栋的写作提供了绝佳的范本。这个时候的邱华栋，正是以一种如本雅明笔下的“大都市漫游者”的姿态去观察和记录他面对的五光十色甚至光怪陆离的各种人事。在一些作品中，他采用的是一种摄像机快照的方式，将那些瞬间出现又瞬间消失的事物捕捉下来，这些作品甚至不追求情节的逻辑和叙述的精湛，而是以一种“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的现代性时间焦虑症去网罗一切，这些作品带有新闻和非虚构体的特征，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都面目模糊，而这种面目模糊的“群像形象”，却也恰好是一种极富有时代感的美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邱华栋的这些作品续接了1930年代新感觉派的传统，将“城市书写”的现代主义传统发挥得酣畅淋漓，刘心武作为邱华栋的文学知己之一对此深有感受，他将邱华栋的这类写作称之为“与生命共时空的写作”，个人经验以一种激烈的姿态直接投射于书写对象，并试图在一种短暂的交锋中进入到书写对象的内部，这是邱华栋城市书写的另外一个向度，他提供的不仅仅是平面的视角，而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立体视角，现代都市不仅仅是由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在局限的空间里平移的人流和车流，同时也包括那些被遗弃的荒郊野外，臭气熏天的地下室、下水道、垃圾填埋场……大都市生产着时尚、金钱和衣冠楚楚，但同时也生产着废弃物、有毒品和反常物。对这另一面的书写，使得邱华栋的小说跳脱了传统现实主义题材的束缚，呈现了一种传奇性。在这个意义上，“漫游者”的“游”就不一定是一种无所事事无所判斷的“闲逛”，而是带有一种价值的判定和追求，在有的评论者看来，这一“游”可以与“侠”联系起来解读：“所以我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种游侠的气质和游侠的情结。‘游是一种游离，‘侠代表正义。……观察城市可以有几种角度，最普通的一种就是站在地平线上去看，一种是可以飞到空中看，还有就是走到地下去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小说提供了一个水平面之下的视角。里面的很多人物，生活在地下管道中，和城市的废水、垃圾生活在一起。……我把他命名为‘游侠，是因为他同时是一种游离于社会的秩序、法律和规范之外的一种暴力的力量。这种形象命名为游侠，会比多余人、局外人更精确一些，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正义的东西，就是他们对社会的发展，改革的进程，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这种正义同时也牵连出了传奇化的东西，我认为它们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现实主义，而是用传奇化的想象和虚构去充实了我们的现实。在邱老师的最好的一些小说里，这种游侠的精神得到了最为彻底的表达和贯彻。”b

对城市进行传奇化的处理，但是同时也不放弃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批判精神，这一点在《教授的黄昏》里有鲜明的体现，这本小说通过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和一个经济系的教授的对话，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进行了全景化的处理，虽然快照式的描述依然存在，但是因为对话、辩驳的加入，这种描述提供了更多的精神景深。总的来说，邱华栋的城市书写系列虽然存在如批评者所言的“容易停滞在城市喧嚣的表面，很难透过这层现代社会的虚假信息，对其精神疲乏进行深刻剖析”c，但是就一种“同时代书写”的力度和广度而言，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

邱华栋小说创作的另外一个大类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对于历史写作，邱华栋曾有这样的自述：“这些年，我在每写完一部当下现实题材的小说之后，就会写一部历史小说。这样的交替写作，使我获得了审美上的休息和题材反差的快乐。”d在这一类作品中，出版于2013年的《长生》和2017年的《时间的囚徒》值得探究。

《长生》用旁观者的视角，讲述全真教传奇人物丘处机西行的故事。小说的核心主旨是通过丘处机的行为事迹，尤其是他与数个帝王的对话，探讨“长生”这一中国道教的原话题，千百年来，无论是凡人还是帝王，都追求一種物理时间上的“长生不死”，以此抵抗对肉体死亡的恐惧。但邱华栋以一种疏离有时候甚至是戏谑的视角——很遗憾这一戏谑并没有贯穿整部作品——将这个问题无限地悬置，“西行”因此充满了实践和观念上的多种隐喻，它既是一次由山东而至阿尔泰山的地理学式的漫长漫游，并在这一漫游中见识到风土人情;同时也是一次对生死问题的哲学观念求解，并通过将时间问题空间化，试图逼问“道”与“权”的复杂关系。

另外一部直接以时间命名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时间的囚徒》，这部作品有着多重的叙述线索，一条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一条是19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条是1960年代法国的五月革命时期。小说的主角是法国菲利普家族的三代人，爷爷、父亲和“我”，他们的故事，通过三个时空的穿插来完成。虽然邱华栋的写作缘起是想处理一批外国人和中国的关系史，但是借助小说的叙事，呈现的却是一段曲折丰富的现代史，这一现代史不仅仅关涉到中国，同时也因中国而联系起了整个世界，邱华栋将现代史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时空中予以思考。在这个时空里，革命、国家、家族、个人，各种现代性装置对话、冲突又粘合，而历史的荒谬和人的无能为力也因此获得了其戏剧性的张力，在这种种的主题中，“时间性”被高度隐喻化了，无论是老菲利普，还是小菲利普，无论他们是在中国还是在法国，无论他们是在庚子年还是在1968年，他们都只能以“重复”的方式在历史中轮回，这种重复带有《百年孤独》的精神气质。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点题的细节，“父亲坐在家里的布面沙发上，在看一本关于时间的著作《文化中的时间》。看到我从餐桌边站起来，来到了客厅的窗户边上，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人，就是时间的囚徒。人是很难越出时间的囚笼的”。这段话可以转译为萨特的经典哲学断语：个人是历史的人质。这大概就是对现代主体能动性的最大反讽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邱华栋对历史写作的优劣其实有其观察和体认：“我一直不大喜欢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小说，我觉得，那些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写法上，都过于陈旧和传统，大都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外面打转……根本就没有创造出历史小说的新境界。”e邱华栋自己创作的历史小说，包括《长生》和“中国屏风”系列，是否创造了历史小说的新境界呢？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和讨论。不过，就叙述的语调和方式来说，邱华栋的历史小说有一种特别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带来一种跳脱，这使得他的叙述不仅仅是一种还原，还是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认知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历史小说写作带有一种实验感，与他的城市传奇之间构成对位的美学互动。

三

邱华栋最近出版的是中篇小说集《唯有大海不悲伤》，这部小说集由《唯有大海不悲伤》 《鳄鱼猎人》 《鹰的阴影》3部中篇组成。这是其9篇系列小说中刚刚完成的第一部分，邱华栋用非常“俏皮”的方式预告了这9篇小说的内容：“如何在环太平洋潜水、去澳大利亚抓鳄鱼、攀登喀喇昆仑山西段的雪峰、到古巴哈瓦那冲浪、在里约热内卢解救绑架案、穿越俄罗斯西伯利亚自驾游、品尝法国红酒、直到冰岛尽头的徒步旅行和驰骋整个非洲中部寻找老婆和弟弟？”从已经完成的和即将完成的作品内容看，这一批小说又回到了邱华栋汲汲以求的当代生活，不过，这一当代生活不再局限于北京或者中国的某个现代城市，而是扩张为一幅世界地图，这一写作的地图学首先引起了关注：“我在这其中特别感兴趣身为一个当代中国人对这种空间疆域的体认。这是需要一个强健的精神胃口才能去反刍和品味的大餐。邱华栋的生机勃勃转化成了文学上的盛宴。”f对于中国当代写作来说，这种扩张性的写作其实比较少见，与欧洲作家相比，中国当代作家的传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内陆型”写作，其中长篇小说长期集中于华北和陕西的地理，而对于大陆以外的地理几乎无人顾及，而邱华栋这些书写中国人在海外巡游的生活，与最近几年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构成互动，共同构成了一种汉语的世界写作现象，这一现象，恰好又是现代性的人口大规模迁徙和流动对文学写作的必然诉求，对这一诉求的回应，也许将会构成中国当代写作的下一个重要突破口。

这一世界地图式的写作却又不是一种简单的旅行文学，虽然潜水、登山等活动不可避免地与世界旅行联系在一起，如果仅仅停留在旅行的层面，则这一写作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事实是，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对世界的巡游同时也是一次主体的重新构造。在此邱华栋触及到了当代生活最重要的问题，当代生活作为物质秩序的日常化，它利用科技的理论实现了完美的祛魅，并让人生活在一种由金钱、家庭和剩余价值所建构起来的“安全假象”中，也就是说，当代生活是一个秩序的虚假承诺——你是安全的，你必须如此按部就班地生活。因此，对于这一当代生活假象的刺破首先就在于重新正视当代生活的危险性，这一危险不仅仅来自于无法预测的自然灾难，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法控制的失衡。三个中篇都从这种失衡开始，失去儿子，失去妻子，失去婚姻和家庭……与这种失衡相伴随的，往往是主人公精神的抑郁和意志的松弛，而对这种精神和意志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极限运动还是路上的风景，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化存在，也是与主体心理高度互动的精神现实，在《唯有大海不悲伤》中，对大海里面的生物带有精神性的叙述和描写是最精彩的部分，而当主人公在某一个关键时刻领悟到生命和存在的真理之时，也就是小说的高潮所在，知识性的描述与精神性的探求密切互动，并由此扩展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此过程中，主体的生成与小说艺术的更新有了密切的关联，一方面是“穿过人山人海，走向高山大海，一方面心系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世界。单是这三篇小说就有一个逐步深入拓展的过程，主人公慢慢走出小我，走向大我，境界不断提升，更加英勇而出于公义”。g一方面是“从北漂和密集城市题材意象里走出来，来到大海和登山的路途，是华栋小说的一次转换，是叙述视角的一次调整。它不只是从一个领域来到了另一个领域，而是从中走出了豁达开阔的小说艺术胸襟”。h就前者而言，邱华栋塑造了当代中国人的硬汉形象，虽然这硬汉不可避免地带有中产阶级的趣味;就后者而言，邱华栋在小说中融合探险、旅行、疗愈等等类型文学的因素，并将此融合改造为一种综合的表达形式，借此探索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边界以及当代汉语写作的边界。

【注释】

ab李蔚超： 《城市传奇与历史想像——邱华栋作品研讨》，《西湖》2019年第4期。

ch程光炜：《读邱华栋的小说》，《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de邱华栋：《长生·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f王威廉：《去世界深处寻找自己》，《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6月26日，第7版。

g吴佳燕：《邱华栋的高山大海》，收入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