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斋谈艺归去来兮

2021-07-20范子烨

名作欣赏 2021年7期

隐士是我国古代的一类特殊人物，五帝时代有巢父、许由，三代之际有伯夷、叔齐，秦汉时期有“商山四皓”等，无论怎样暴虐的时代，隐士都是存在的，这意味着在古代的专制社会中，隐士是可以被包容并且具有独立生存空间的人物，无论是物质空间还是精神空间。隐士一定是知识分子。谢灵运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田南树园激流植援》）尽管樵夫和隐士都住在山里，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对于某些知识分子而言，如果在新兴的政治力量和固有的原则之间寻求妥协，那么，隐逸就是最好的途径。但是，选择隐逸之路，首先必须要把握恰当的时机。

我们读《世说新语·识鉴》第10条：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

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西晋统一全国以后，张翰离开家乡吴郡（今江苏苏州），游宦于洛阳，在齐王司马同手下担任大司马东曹掾。在“八王之乱”中，他的同乡陆机、陆云兄弟皆死于非命，而张翰在事发之前即辞官还乡，得以善终。所谓“见机”，即事发之前明察事情变化的细微动向，也就是有先见之明，这是在秋风中忽起故园之思的张翰所具有的特殊智慧。本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日：

张翰字季鹰。父俨，吴大鸿胪。翰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造次立成，辞义清新。

大司马齐王同辟为东曹掾。翰谓同郡顾荣日：“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

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日：“吾

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艰，哀毁過礼。

自以年宿，不营当世，以疾终于家。

所谓“以明防前，以智虑后”，正是仕于乱世的一种“见机”的智慧。那么，作为“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是否也有这样的智慧呢？

宋代治平年间虎丘寺僧人思悦在校读《陶渊明集））时说过这样的话：

五臣注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

行涂中》诗题云：“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

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

之。”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题甲子者，始庚子，

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

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

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

印绶赋《归去来兮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

恭帝元熙二年也。萧德施《渊明传》日：“自宋

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渊明之出处，得

其实矣。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

所作诗但题以甲子，而自取异哉？①

显而易见，对于陶渊明的“见机”，思悦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不合实际的，但宋人谢枋得在《碧湖杂记》中指出：

元兴二年，桓元篡位，晋氏不断如线，得刘

裕而始平，改元义熙，自此天下大权悉归刘裕，

渊明赋《归去来辞》，实义熙元年也。至十四年，

刘公为相国，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

禅于宋。观恭帝之言日：“桓玄之时，晋氏已亡

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

甘心。”详味此言，则刘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

命.凡二十年，渊明自庚子以后题甲子者，盖逆

知其末流，必至于此，忠之至义之尽也。（转引

自明顾起元《说略》卷八）

所谓“逆知其末流，必至于此”，在谢氏看来，陶渊明具有超前二十年的政治预见性也是很正常的。但晋宋易代，并非促成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唯一原因，与所谓“忠义”也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倘若奉行“忠义”，就应该坚持到永初元年晋宋易代之时。

就晋宋易代而言，历史的风云首先来自桓玄与刘裕的斗争。前者一度取代晋室，建立楚国，即所谓桓楚，而在元兴三年（404）五月桓玄败亡之后，刘裕实际上便掌控了晋朝的江山。陶渊明曾赴荆州入桓玄幕府任职，今《陶渊明集》卷三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②诗可以为证，袁行霈先生明确指出：“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③此说是正确的。实际上，《宋书·陶潜传》所谓“薄宦，不洁去就之迹”④，就是陶渊明仕于桓玄的隐语，“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⑤。东晋义熙元年（405）十一月，陶渊明赋《归去来》，辞去彭泽县令⑥，从此彻底退出官场。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晋安帝被刘裕杀害⑦。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代晋称帝，降封晋恭帝司马德文（ 386-421）为零陵王，刘裕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次年九月，晋恭帝被刘裕杀害⑧。值得注意的是，在桓玄败死的次年，即公元405年，陶渊明就辞官归隐了，如果说其间没有因果关系，显然不合情理;而晋宋易代的序幕即由此年拉开，最终结束于公元421年，前后长达16年;换言之，至少在晋朝灭亡的16年前，陶渊明就已经预见了历史的结局。《宋书》卷二《武帝本纪》：

（元熙）二年四月，征王入辅。六月，至京

师。晋帝禅位于王……诏草既成，送呈天子使书

之，天子即便操笔，谓左右日：“桓玄之时，天命

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

所甘心。”⑨

晋恭帝所说的“刘公”，就是指刘裕。在这位年轻的末代天子看来，“桓玄之时，天命已改”，依赖刘裕之力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年，所以他心甘情愿地禅位给“刘公”。实际上，恭帝之言反映了当时朝野高端人士的共识，那就是几乎在刘裕登基前二十年，晋朝覆亡的历史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但是，如此真诚恳切的言辞并未能使他避免屠戮之厄，刘裕的残忍凶暴可见一斑。

上述情况表明，陶渊明的易代之感与桓玄篡晋无关，因为他是桓玄的旧部，在桓玄主政之时尚可为官⑩?尽管内心也充满了纠结和矛盾（参见上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而刘裕逐渐坐大乃至登基称帝，这是陶渊明产生易代之感的政治背景，所谓“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与同时代的傅亮（ 374-426）比较一下，则更可见陶渊明之风采。《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载：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

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

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

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

可知傅亮本来也是桓氏的旧部?，在桓玄败亡之后，投奔刘裕麾下，成为其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刘裕之登基正是出于他的谋划。《宋书·傅亮传》又载：

……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神虎门外，

每旦车常数百两。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

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后至

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

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与傅亮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陶渊明反对宋武，也并不等于忠晋，这就是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清吴菘《论陶》云：“渊明非隐逸流也，其忠君爱国，忧愁感愤，不能自已，间发于诗，而词句温厚和平，不激不随，深得《三百篇》遗意。”?口此论陶，无疑是拔高了陶渊明。清代学者恽敬指出：

先生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及壮，当安帝之

初，其时王国宝、司马元显、桓玄相更代，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