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栋

〔西藏民族大学 法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西藏有丰富的生态文化，农牧区尤其如此。在西藏生态文化研究中，大多数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成分，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了存在的欠缺之处，譬如对风险性研究的欠缺及对现代化模式的过度推崇等。

西藏生态文化研究存在五类取向：(1)整体化取向：强调生态文化的整体性、基础性作用。(2)维持进取取向：强调生态文化的积极改变及对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反作用力。(3)现代化模式取向：强调应按现代化要求对待生态文化。(4)附属范畴取向：认为生态文化处于生活末端，附属于经济、社会。(5)风险取向：强调生态文化中风险的产生与影响。忽略它们之间的交叉糅合，这种类型划分可以为我们有效把握这一领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这五种类型均承认生态文化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不居的。大多数研究强调经济发展、生活模式变迁及旅游业的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等多个方面深刻影响了生态文化的变动。但从学理上似乎并未有效揭示其深层机制，譬如在变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农牧民群众与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从机制上改善不良的变化趋向等。

我们将基于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提出一种分析视角，主要呈现和探讨西藏农牧区生态文化变动性的二重性问题，展现其二重性的主要方面，并对生态文化变动的发生、变动的方向性及影响方向性的主要力量，建构一种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