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丹妮

“曙光一号”载人飞船设计图纸。

1995年，中国载人航天“921”工程开始之后第三年，开始从符合基本条件的空军飞行员中初选航天员。1998年，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等14人被选出来，正式成为中国第一批航天员。

但在已经退休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医务监督研究室研究员王德汉手里，还有另外一份20人的预备航天员名单：董小海、方国俊、王全博、胡占孜、孟森林、王福全、邵志坚……王德汉全程参与了这20名预备航天员的选拔。那是在1970年，中国曾轰轰烈烈地上马过一次“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工程，但这批先行者最终没能等来集训的通知。

胡占孜后来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能够得到的外部资料太少，许多事情要靠自身来摸索。我们参加的体检，虽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却为有关方面提供了真实的数据，为中国选拔航天员确立了一个参数，我们这一代就是奉献的一代。

回望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路走来的历程，正是由于无数个像王德汉、胡占孜们一样的人们一代一代的接续努力，才有了今天遨游太空的中国天宫号空间站，才能让中国的“taikongnaut”，在继美国的astronaut与俄罗斯的cosmonaut之后，成为一个国家独享的用以称谓航天员的专有名词。

狗、猴子与锻炼员

今年90岁的王德汉，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自1950年代开始投身于航天领域，一直工作到千禧年之初，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

1956年，王德汉从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做了一年多的临床医生后，于1958年调至由劳动生理学家蔡翘领导下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所，即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工作。该所当时主要关注海、空、陆三军有关的医学问题，研究人在高温、低寒、不同压力、噪声等环境下的工作与生活的医学方案，1964年，改建为航空医学研究所。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1958年8月份，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任务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开始制订中国人造卫星发展的计划。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旋即成立，所长贝时璋担任探空火箭生物试验组组长，负责“宇宙生物学”研究。“581”任务定下不久，劳动生理研究所的蔡翘负责航空医学研究，主要是以人体试验为主，进行生物舱生命保证系统的预研工作。“火箭飞行中的生物（狗）生保系统研制与训练”课题，被列入当年“苏联帮助中国重大技术项目”。

先打上去的是老鼠。1964年，三批大白鼠先后飞到70千米的高空，又活着回来。1966年，祖孙两只小狗“小豹”和“珊珊”先后乘坐高空生物火箭，到了距离地面100公里的高空，生物舱内的测量记录仪记下了它们的心电、血压、呼吸和体温几项指标。这些早期试验，为载人航天积累了一手资料。

动物试验过后没几天，就开始筹备“和平一号”任务，计划在1967～1968年，用中型运载火箭“和平一号”将两条狗、一只猴子和76只大、小白鼠送上太空，因为猴子的生理特性更接近人类。但到了1966年4月，因受“文革”影响，该计划戛然而止。

就在那一时期，17岁的何瑞琴因为根正苗红、学习好、身体好，被选中成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锻炼员。一辆大卡车将他拉到北京西郊，与上过天的那些小白鼠、花狗们住在一个大院里。

在这里的8年，何瑞琴每天的生活内容是参加各种地面模拟实验。在超重实验中，人的脸都会变形。如果蒙着眼睛做电动秋千实验，要忍受极大的恶心和眩晕，在耐寒实验中，锻炼员要在零下40℃的小屋子里，待上8小时。虽然当时来看宇航员上天似乎还很遥远，但他们已经模拟过无数遍了。

有一次，要测量锻炼员们在狭小空间中的忍耐力，穿着实验航天服，全身布满电极和导线，在与航天服相隔不足20厘米的空间里面，动弹不得。一天，何瑞琴忽然心烦意乱、身上直冒汗，研究人员在模拟舱外监测到他生理指标不正常，就通过对讲机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么一来，他感觉好像稍微好些了。

在实验进行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与他一起的另一个锻炼员浑身疼痛，实在难以坚持，说什么也不想做了，因此提前出舱。何瑞琴最后坚持了40天。据统计，前后共有数百名服役战士参加了数万人次的人体试验。在试验结束后，何瑞琴与其他锻炼员们陆续回到地方，重新分配了工作。

“没二话，我们就干”

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学系的范剑峰被分配到上海机电设计院，跟着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王希季搞探空火箭，每天跟进美苏载人飞船的进展。1961年4月12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加加林上天的消息传来那天，范剑峰正在火箭试验现场，也许是饥饿，也许是激動，他当即晕倒。范剑峰睁开浮肿的双眼时，第一句话就是：苏联人真的上天了？

上海机电设计院于1965年迁往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研究院，简称508所，主要负责导弹、卫星和飞船研制。1967年3月，范剑峰叫了一些专家一起开过一次有关载人飞船的座谈会。这不是官方会议，更像是飞船爱好者们的“自嗨”。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向上级建言，以尽快促进启动飞船工程。

会后，范剑峰找到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汇报工作，对方态度积极，让他们抓紧做。当钱学森问到有什么困难时，范剑峰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乱。钱学森的意思是，不管怎样，“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文革”开始之后，航天领域也受到影响。1966年8月，刘华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随后开始组织相关专家，就卫星、飞船的体制方案和组建问题展开专题讨论。1968年1月，为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而设的“651筹备处”，召开了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当时的设想比较大胆，其中一项是按照5名航天员上天的计划，让各分系统提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