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甲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深度信息化时代，消费文化时代，碎片化时代，电影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旋律电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电影形态，近两年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红海行动》等新主旋律电影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本文以影片《我和我的祖国》和《攀登者》为文本案例，旨在通过分析新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和视觉策略，了解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下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新主旋律电影未来发展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新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视觉策略

1.主旋律电影之新

1.1主旋律电影的内涵

1987年2月，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创作会议上时任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滕进贤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①主旋律电影通过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和与普通人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的影像，弘扬主流价值观，传播主流思想。1989年，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推出的影片《开国大典》，是主旋律电影的标志性作品。

1.2主旋律电影的演变

主流电影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与大众文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叙事模式化，视听语言比较固定，从而造成电影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不强，发展逐渐的陷入了困境，于是开始提出主流电影，主流电影是对主旋律电影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继续宣扬主流文化，另一方面进行商业化模式探索，开始向电影市场化靠近。

新主流电影

“新主流电影是主流电影在新时代自我嬗变的一种新形态，是伴随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①新主流电影没有主旋律电影过于明显的教化功能，也不像主流电影那样看重商业功能，其特点是在被主流市场所接受和认可的同时又鲜明的体现主流价值观。

1.3新主旋律电影

今天的主旋律电影与1987年创作的主旋律电影相比，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内容呈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电影产业的商业化发展和当代消费体系的冲击，主旋律电影不再那么教条，在坚守主旋律电影价值追求的同时，努力摆脱传统主旋律电影过于明显的教化意味，主动的迎合当下消费社会中的规则，进而实现政治、经济和艺术的统一。探寻在新时代的消费社会语系中，电影如何做到兼具商业性与艺术性，实现价值观输出和市场接受之间的平衡。

2.新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

2.1结构叙事：打破线性逻辑

《我和我的祖国》从总体叙事结构来看，是分段式的集锦电影，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七位导演每人执导一个独立的故事，每個故事不超过20分钟。这七个故事从时间、内容等不同角度将影片分为七个部分来进行叙述，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呈现出不同的影片。从时间角度划分，七个故事涵盖了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七个重要节点，有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这些集体事件都是中国人民共同的记忆。这种复调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线性逻辑所构建的单一的文本内容空间，构成了多视角的故事内容，有利于观众从不同角度去理解电影要表达的主题。

2.2以小见大：小人物视角下的大情怀

近两年的主旋律电影演变为从以往讲述著名英雄人物故事到更多的关注小人物，关注小人物让主旋律电影与受众生活更加贴近，这些接地气的人物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

我和我的祖国讲述了不同时间段个体和国家的故事，没有用以往宏大的叙事手法，而是以平视的角度对个体进行关照。第一个故事《前夜》的主人公是普通的设计员林治远，第二个篇章《相遇》的主人公是舍弃健康，放弃和爱人相遇的科研人高远，《夺冠》篇章里的主人公是小学生冬冬，他放弃和喜欢的女生小美的告别撑起信号接收杆，让弄堂里的邻居们见证了女排夺冠的时刻，《回归》里讲了表匠华哥的故事，《北京你好》里边的主人公是出租车司机张北京，《白昼流星》讲了老李身患重病，但还是坚守在西部进行精准扶贫，并且帮助沃德乐和哈扎布兄弟两人迷途知返，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进步。《护航》主人公是女飞行员吕潇然。这些都是大事件背后的小细节，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摆脱了人物形象脸谱化的套路，同时更容易让观众感受到故事背后普通人的真实情感与家国情怀。

2.3商业转变：主流表达与类型电影的缝合

《我和我的祖国》一部影片的票房超过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影片票房总和，一方面显示了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观众的消费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主旋律电影有着更成熟的类型电影叙事。类型电影是按照不同类型的既定要求创作出来的影片，包括喜剧片，灾难片，犯罪片，歌舞片等。《中国机长》是新主旋律电影和灾难片的类型融合，《攀登者》是和冒险片的融合，《我和我的祖国》是和集锦片的融合。这种表达上的类型化的兼顾了明星、奇观、冒险等商业元素，迎合了当代观众的观影心理。

3.新主旋律电影的视觉策略

3.1奇观式视觉呈现

在如今多元文化互动的社会中，各种观念冲击着电影市场，好莱坞注重视听体验的制作模式、当下盛行的“流量”、“小鲜肉”、“粉丝经济”等符号都影响着电影消费市场。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已经很难得到观众的认同了，人们更加喜欢即时的快感体验。

《攀登者》使用高难度的布景和特技特效制作为观众营造出了一场视听奇观，珠峰的气候多变，不仅有奇特壮丽的雪山风光，还有险恶的雪崩和冰裂缝，效果十分逼真。空镜头和长镜头的运用体现出珠穆朗玛峰开阔的视野，影片在表现灾难时的仰视镜头对制造恶劣环境有关键作用，特写镜头体现出了风暴强大的破坏力。在开始的实地登山训练完成后，队伍即将下山，突然飞石砸下来，俯视镜头和仰视镜头交叉运用呈现了队员们和梯子被吹走的紧急时刻。在正式攀登珠峰的时候，队伍搭好帐篷扎营休息，这时帐篷集体被吹翻，测绘员林杰的脚被挂在帐篷上被吹跑，队员们去拉被吹跑的林杰，非常震撼的画面是众人绑梯子结果风力太大梯子被吹走，众人在梯子上对抗着被风吹起的飞沙走石和猛烈晃动的梯子，梯子的角度设计与落石向下翻滚等特效镜头都是极具观赏性的奇观场面。在第二次登峰即将搭梯攀顶时先用空中的俯拍全景镜头表现山顶的雪突然滚落，众人在向下滑落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冰裂缝，这里用多个拍摄角度体现了冰裂缝十分大并且继续扩大的壮观画面，最后队长李国梁消失在冰裂缝中，这里的雪崩场景通过奇观化呈现为观众制造紧张感。还有一个画面是方五洲和徐缨相约在废置工厂，吴京饰演的方五洲在工厂管道上面翻来跃去，徒手跳上管道上方，这段身体奇观的画面呈现刺激着观众的紧张神经。

3.2消费文化下的明星阵容

近年来新主旋律电影不断在他者的凝视下产生了一种常态式的自我内化，不断地接受消费文化的规训。②亨利·詹金斯在他《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这本书中论述了粉丝文化的影响，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粉丝，对于电影文本和明星的意见已经在影响电影的创作。

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在发展过程中有依靠单位包场而维系繁荣场面的时期，然而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商业化的发展，即使是主旋律献礼片也要进入商业竞争的洪流中，去赢得自媒体口碑和高票房，如何转型突围并且取得票房成绩，探索中的中国电影人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拼盘，十年前的大业系列就是拼盘式电影，《建国大业》中出演的明星有172位，制作方将明星阵容集合进一个线性故事里，每个人的戏份不多，带领着观众回顾历史，领会当时的社会环境，这种以明星堆砌大片为特征的电影撑起了主旋律大片的繁荣。到了第二个十年，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此时不仅是拼明星了，也开始了拼导演，几个导演每人拍一个单元，从自己的导演艺术风格和理解角度去讲述一个时代故事，网友戏谑的称之为命题作文，《我和我的祖国》于2019年的国庆档获得了30亿的高票房，随后一些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开始借鉴这一模式，2020年的国庆档迎来了《我和我的家乡》，这一次不光是拼导演，而且是由五位导演各自带上自己的团队，电影IP，甚至是IP之下具体的人设去叙述电影，比如陈思诚UFO单元里的王宝强和刘昊然二人组是唐人街探案中的人设，《北京好人》里的张北京延续了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人设，姓名和人设没有变，不同的是故事情节。这是一种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试验，随着国产电影市场的日渐成熟，电影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主流电影人在商业模式的探索上从冲着演员和导演，逐渐到了冲着IP品牌去进行价值产出。

4.结语

主旋律电影类型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商业化的一个过程，从《开国大典》到《我和我的祖国》，历时30年，主旋律电影从最初的重意识形态宣传已经到今天走上了商业探索的道路，在今天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流量与偶像这些符号影响着人们对主流文化的认识，如何调整叙事模式和视觉体验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和我的祖国》和《攀登者》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中国主旋律电影在提高画面精良度、提高视听体验的同时也要兼具艺术性。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将对外传播话语通过艺术的表达形式传播出去，希望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主旋律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的传播力。

注釋

①张莹著，《新时期以来主旋律电影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

②叶长琦.消费文化视域下新主旋律电影的自我建构[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9，37（03）：61-64.

参考文献

[1]张莹著，《新时期以来主旋律电影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

[2]叶长琦.消费文化视域下新主旋律电影的自我建构[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9，37（03）：61-64.

[3]熊立，周韵淞.献礼片类型化叙事的突破——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J].传媒论坛，2020，3（18）：14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