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吴女士在小区取快递时被偷拍，偷拍者与朋友捏造了暧昧的微信聊天记录，将这些内容发至微信群内，“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也随即传开。随着这一虚假传言的不断发酵，吴女士遭受到网友的攻击，承受着邻居和同事的议论和侧目。

吴女士报警后，造谣者郎某和何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9天。而吴女士继续承受着网暴“后遗症”：被原公司劝退离职，找不到新工作，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几个月过去了，吴女士生活在阴影之中，自视被“社会性死亡”了。

面对网友安慰她“你没有做错”的说法，吴女士说：“我不是‘没有做错，我是什么都没有做。”

受害者承受着“社会性死亡”的压抑与无助，而造谣者却早已回归正常生活。面对造谣者“只是闹着玩”“开玩笑”的轻描淡写态度，吴女士向当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并摘下口罩直面镜头，表达了自己坚决“死磕”的态度：不接受道歉，赔偿也可以一分不要，但对造谣者的刑事责任会一追到底。

央视：社会性死亡的单，不该由受害者来买

“我不是‘没有做错，我是什么都没有做！”吴女士对“什么都没有做”几个字的重点强调，是对造谣者的气愤，是对“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无奈，是对真相早已查明、造谣者已被行政拘留处罚后，自己却仍被社会排斥的无力。

“社会性死亡”已成网络流行词，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它形容的是个体在遭遇网络暴力后，主观上感到自己丢脸已经到了没脸见人的地步，就像吴女士得了抑郁症;客观上社交往来被阻断、社会声誉被倾轧，比如吴女士被原单位辞退、找新工作又被拒，尽管谣言已被公安机关澄清，却还要忍受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压抑与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