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华　徐广才

[摘要]王逸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后世楚辞学者多从之。清代胡濬源则认为此说非是。近现代学者或从王逸之说，或证成胡氏之说。胡濬源等否定王说的主要根据是认为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不可能有道家神仙思想和黄老学说。近些年来，大量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出土并整理发表。这些出土文献证明，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及黄老思想已广为流传。《远游》中有黄老神仙思想是符合当时楚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现实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思想层面否定屈原的《远游》著作权是不可信的。

[关键词]《远游》屈原出土文献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考古发现与《楚辞》文化研究”（20YJA751022）

[作者简介]张秀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徐广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哈尔滨150025）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4-0128-07

王逸《楚辞章句》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1]163在这段文字中，王逸明确说明《远游》的作者为屈原，同时也指出其在内容上有道家和神仙家的思想。王逸在楚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以前的楚辞学者皆从王说，认为《远游》作者为屈原。

至清代，有学者提出异议。胡濬源认为：“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虽《天问》博引荒唐，亦不少及之。白蜺婴茀，后人虽援《列仙传》以注于本文，实不明确。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可知旧列为原作，非是。”[2]11842胡氏之说开后世怀疑论之先。此后，有多位学者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如廖平、胡适、陆侃如、游国恩等。陆侃如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理由是：

1、《远游》有模仿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嫌疑。不但在结构方面完全相同，词句上也有整段抄的。如《远游》的“悲时俗之迫隘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承而上浮”抄自《大人赋》的“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旗而上浮”，又如《远游》的“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怳而亡闻”，抄自《大人赋》的“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惝怳而亡闻”，此外零碎的抄袭也很多。我们知道司马相如是个天才的辞赋家，自以为《大人赋》胜于《子虚》、《上林》，且要献给爱读辞赋而又长于辞赋的武帝，决不会抄前人之作。故我们认为《远游》在《大人赋》之后，而以《大人赋》为范本的。

2、这篇所举人名为屈平时所无。例如韩众（一作终）是秦始皇时的方士，于三十二年（前 215 年）同侯公、石生一起求仙人不死之药的。

3、这篇所表现的思想与屈平异。从《离骚》等篇看来，他是入世的，《远游》却是出世的。[3]110

游国恩先生认为《远游》为伪作，原因有三点：其一，《远游》抄袭《离骚》的词句甚多，作《远游》的人，一定是拿《离骚》做底本;其二，《远游》抄袭司马相如《大人赋》的辞句也很多;其三，屈原时代不会有黄老之思想。由此断定《远游》一篇，至早也是西汉人伪托的。[4]140-147这些观点很有代表性，持《远游》非屈原作观点的学者均据此立论，而坚持《远游》为屈原作的学者，则对此有反击。对于怀疑者提出的《远游》抄袭《离骚》《大人赋》的问题，姜先生认为：“夫词句类《大人赋》，则相如本习楚辞，而又自附于儒流，儒者不言怪力乱神，而尤耻道神仙，然投时主之所好，巧趋便辟，易神仙为大人，正足以明司马之盗袭《远游》，而调停于时主与道统之间，侈陈怪异，上以取容，下不至开罪于儒门。使《远游》而盗袭《大人赋》，则何所取义而云然。此不待辨而可明者也。且《大人赋》于极言神仙而后承之曰：‘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云云，则显以长生为不足求，此所谓谏一而讽百者也，与《远游》义远矣。”“至浅人以远游多袭用《离骚》《九歌》，一人先后之作，中有因袭，此自古而然;后世如李、杜、元、白，其集中亦往往见意义相同，境界相仍之诗;即以《诗经》而论，句语之相同者，又岂在少数？”姜亮夫先生对《远游》与《大人赋》《离骚》《九章》之间语句相袭的问题阐述得极为清楚[5]551-554。

怀疑者认为《远游》非屈原作，還因文中出现了“韩众”。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因此，学界否定《远游》屈原作，往往以此为据，认为《远游》既言“韩众”，则为秦以后之作品无疑。对此，力之先生有过详细论述[6]142-148，读者可参看。

回顾《远游》著作权纷争的历史，其焦点还是在思想层面。本文以出土文献为主要材料，结合《楚辞》文本，从思想层面谈谈《远游》的作者问题。

对《远游》屈原作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远游》中有浓厚的道家黄老思想且有秦汉神仙方士的信息，这与儒家思想意识浓厚的屈原不类，与屈原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也不符合。怀疑者的观点可归为两点：其一，《远游》中不应该有黄老道家神仙思想;其二，屈原所处的时代与地域还未有黄老之学。

我们认为，《远游》中可以有黄老道家思想。首先，怀疑者认为屈原作品中不能有黄老道家思想，这是犯了先入为主、循环论证的错误。屈原的黄老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远游》中，如果认为屈原作品不能有黄老道家思想，就要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而《远游》非屈原所作，恰恰是怀疑者要证明的。怀疑者先有了《远游》非屈原所作的观点，然后再寻找证据证明，可这些证据之所以能成为证据，还必须以《远游》非屈原所作为前提，这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

其次，这种观点忽视了作家作品思想的复杂性。实际上，一位作家的思想是复杂的，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甚至在同一篇作品中表现出的不同思想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离骚》《九章》中不但有儒家思想，也有法家思想。黄乔先生曾对屈原思想做过整理评述，认为屈原及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既有儒家的，也有法家，还有道家的黄乔.屈原思想流派评述[J].辽宁省文学学会屈原研究会、辽宁师范大学科研处、中文系编印.楚辞研究，1984年第138页。。詹安泰先生说：“如果就整个思想体系看，说屈原完全是属于某一思想体系的人物，那就很难说。因为就屈原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来考察，他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而且是有矛盾的。它和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都有合有不合。”[7]72徐志啸先生通过对屈原作品与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思想的对比分析，认为屈原思想上虽有受儒家影响的一面，却并不受其拘囿。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受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的影响。他绝不是个郭沫若所言的纯儒家之士，而是个受了当时多家思想影响、而又不偏重于某一家的志士。他不是个专门的思想家，先前诸子中没有他的席位，但他在战国时代的文坛上却独树一帜：融诸家思想于一体，而又显示出不偏倚于某一家的独家风格——他是一位具有自身哲学与独立思想的哲人、诗人[8]39-44。屈原思想的复杂性，已成学界共识。在楚辞不同篇章中表现不同思想或在同篇作品中表现出不同思想都是合理的。

怀疑者为什么单单从思想上怀疑《远游》的作者呢？杨义先生曾就《远游》中出现道家思想这一现象做过说明：人们往往对特异现象投以疑惑的眼光。《远游》在屈赋中是一个特异，招人疑惑似乎在所难免，尽管对它的研究，对于还原一个完整的“屈原世界”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按理说来，屈原作为风云变幻的战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敏感的诗人，应该有着丰富、复杂而博大的精神世界，有着独特的哲学领悟和心理过程。但是人们并不这样去把握他，因为《离骚》等作品给人印象太深了，他应该在德行高洁、忠贞报国，抱着法治兴邦之志方面，像水晶一般透明，连长期流放之时也要整日愁眉苦脸地忧国忧民，容不得做一点心理调节。但《远游》作为屈赋中的特异，偏偏要向这种片面性的思维方式挑战。它告诉人们一个非常浅白的道理：一个铜板有正面，也有反面，在屈赋中，《离骚》是正面，《远游》是反面。它展示了诗人的另一面，或“另一个屈子”。这个屈子深晓战国诸子学术和神话宗教思潮，借用稷下黄老之学以及道家、神仙家的思想资料，对久受放逐的痛不欲生的心灵进行调适，从而对精神文化做出了奇思妙想、诗趣沛然的探索和开发[9]468-469。黄乔、徐志啸、詹安泰、杨义等先生都注意到了作者及作品思想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为我们理解《远游》中的道家黄老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楚国思想文化的高度发展为《远游》在现实上具有黄老思想提供了客观基础。上世纪初，我们对楚文化了解不多，多认为战国时期的楚国依然是蛮荒之国。但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楚文化的繁盛，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思想的繁盛，越来越为学者所了解。

楚文化是兼收并蓄的文化。马世之云：“从楚人的族属源流考察，楚国的芈姓王族可能属于华夏集团，最早是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迁徙来的。……从荆楚的民族结构来看，它是由属于华夏集团的中原地区芈姓部族和属于苗蛮集团的江汉地区土著民族共同组成的。……从总体意义上讲，楚文化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化系统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产物”[10]13-29。正因为楚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性，所以楚辞作品中即使出现其他地域的思想也应该不足为奇，况且随着出土材料越来越多，我们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一些传统观点正在得到不断修正。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大量的简帛文献被发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信阳楚简、望山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藏战国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等等。这些竹书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战国时期楚国的思想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简文文献有儒家作品，如郭店《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等;有道家文献，如郭店《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等。这些作品的思想属性已为学界公认。

出土战国楚简中亦有墨家文献。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竹简共有两组，第二组为遣策，学界无异议。第一组，李学勤先生首先确定其为“竹书”，并据简文中的“先王”、“周公”、“三代”、“君子”等词推定为儒家之作[11]。史树青先生亦持此说[12]89-92。后来，李学勤先生根据中山大学学者在《太平御览》中找到的《墨子》佚文，并依据《墨子》中常见的“贱人”、“尚贤”等词语，指出該竹书当为《墨子》佚篇。《墨子》佚篇在长台关楚墓中发现，与墨学的流传有关。墨子本人曾到楚国，见楚惠王。《文选》注引《墨子》佚文：“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他又曾和楚封君鲁阳女子相会议论，还派弟子耕柱子仕于楚国，可见墨学在战国前期即已在楚地传流。公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死，阳城君因攻吴起事获罪，墨者巨子孟胜死难，弟子死者八十余人。至楚威王时，墨家田鸠又来到楚国，与威王问答。所谓墨分为三，南方之墨者邓陵子为楚公子之后，苦获、已齿也应为楚人。由此可知，战国中期楚国的墨学相当兴盛，《墨子》佚篇竹简的出现完全不是偶然的[13]1-8。清华简（捌）收有《治邦之道》篇，整理者介绍说：“简文围绕如何治国安邦展开，其中许多论述与《墨子》一书的思想关系密切，涉及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内容，应该是一篇与墨学有关的文献。众所周知，墨子是战国初年的著名思想家，墨家学说在战国时期曾为显学，但此前与墨学相关的出土材料比较少见。本篇简文的面世，对研究墨家学说及其在战国时期的传播颇有价值”[14]135。整理者对简文思想的理解是可信的。《治邦之道》简“贵之则贵，贱之则贱，何宠于贵，何羞于贱”与《墨子？尚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贼，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出土战国楚简中亦有法家思想的踪迹。清华简（玖）《成人》篇可分为五个段落：首段介绍邦中司正失刑，妖象横生，王欲纠正过往，故征询群臣。第二至五段皆以“成人曰”开头，记述了成人向王献策的四段言辞。文中对法律制度的意义、司法原则以及断狱程序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涉及五类“无赦”以及“五常”、“五正”、“五罚”等重要刑罚概念，并以嘉谷的“五时”生长为喻，提出了“德政亦用五时”的主张。这些内容为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法治观念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15]153。清华简（陆）《管仲》篇包含较多阴阳五行的思想[16]116。

更有一篇简文包含多家思想的。清华简（玖）中的《治政之道》，简文文字为典型的楚文字，很可能是楚人之作。简文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论“治政之道”，是全文的綱领。第二部分用四组古今对比，从正反两方面，申论为政之道，主张为政自上始，以德义自检，施教以用民;治政之要在于兴人;兴人的标准是贤德而不是令色富贵。为政不患小而患不治，力主修内政，来众庶，睦外交，兴文威。第三部分强调吸取历史教训，对用人不度、沉湎逸乐、贪得无厌、疟民滥刑、好大兴战、怙恶不悛等恶德恶行导致危身坠邦等恶果予以警示。从总体上来看，简文多与孔孟儒家核心价值观相合，但并不墨守一家，而是兼收并蓄，儒墨道法家思想被不同程度吸收，呈现出融合的气象[15]125。

通过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战国时期的楚国，其思想文化是极其繁荣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思想在楚地的广为流传，为屈原接受各家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屈原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不应有黄老之学，进而否定屈原的《远游》著作权。对此，汤炳正先生在《〈远游〉与稷下学派》一文中说：

郭沫若同志认为《管子·内业》等篇，乃战国时期齐稷下学派中道家黄老学说的思想资料。此说如果能够成立，则屈原的《远游》之所以跟《内业》观点多相似，殆因屈原几次使齐，正值稷下讲学风气大盛之时，故耳濡目染，受其影响。因而当屈子晚期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之际，便借此以自寄，成为屈子一时排遣的手段……因此，以《内业》与《远游》相参照，不仅可以理解《远游》某些语句的含义，而且可以知其思想之渊源所自[17]383-384。

《管子》为先秦齐国的作品，《管子》中有黄老思想，可以说明该思想产生于先秦，这可以解决时代问题。至于楚国的屈原何以有齐国的黄老思想，主要是屈原几次出使齐国，耳濡目染，受其影响。这便是学者根据古书对《远游》中何以出现黄老思想给予的解释。随着出土简帛文献材料的发现与研究的深入，我们现在知道，黄老思想产生战国时期的楚国。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两种《老子》写本，整理者把字体较古的一本称为甲本，另一本称为乙本。甲本卷后、乙本卷前都抄写了一些佚书。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及《道原》四篇佚书。甲本卷后佚书原无篇题。甲乙本《老子》及佚书的大部分，都可以包括在“黄老言”的范围里[18]271-285。关于这些佚书抄写时代和著作时代，裘锡圭先生说：

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的年代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乙本《老子》及佚书避“邦”字讳，字体与同墓所出有文帝三年纪年的“五星占”很相似，当是文帝时代或稍前的抄本。甲本《老子》及佚书不避“邦”字讳，字体近于秦隶，可能是高帝前后的抄本。这些佚书的著作时代跟抄写时代无疑会有一段距离，所以它们大概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18]271-285。

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卷古佚书，已为学界公认为先秦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学界或统称为《黄帝书》。关于这批帛书的价值，李学勤先生说：“帛书《黄帝书》的发现，证明了战国直到汉初一直流行的黄老之学，其根源实出于楚国。《老子》的作者是楚苦县人，早见于《史记》，但所谓‘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地域特色，前人是无所知的。考察《黄帝书》，其文字很多类同于《越语》《淮南子》，显然是长江流域思想文化的结晶。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在战国中晚期思想界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在几个诸侯国握有统治权的法家人物，颇多学习黄老，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齐稷下的赵人慎到，都以其学归本于黄老。汉代窦太后好黄老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仍把黄老列为首位。通过马王堆帛书《黄》、《老》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楚文化与黄老思想的联系，将是打开中国学术史上许多疑谜的重要钥匙。”“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家，过去的学者多以为源于齐学，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相关。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知道齐的道家并非这一流派的主流，黄老道家的渊源实在楚地”[19]174-188。

清华简（伍）收有一篇简文，原无篇题，整理者根据内容定名为《汤处于汤丘》。该篇与《汤在啻门》形制、字迹相同，内容相关，为同一抄手所写，并属战国时期作品。作者强调“敬天”“尊君”“利民”思想，与战国时期黄老刑名思想很接近，这对于研究早期黄老刑名之号的产生，乃至形成，有一定参考意义[20]134。《汤处于汤丘》的发现，进一步说明黄老之学与楚国之关系的密切。

《汉书·艺文志》道家文献下著录《鶡冠子》一书，李学勤先生在为黄怀信先生编著的《鶡冠子汇校集注》所作序言中认为，此书是黄老一派的要藉。然此书命运多舛。唐代柳宗元作《辨鶡冠子》，斥之“尽鄙浅者”，认为是“好事者伪为其书”，后来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等等都遵从柳说，其书之伪于是成为公论，沿袭至于现代。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的出土，确证《鶡冠子》是先秦古书。关于其作者，班固自注曰：“楚人，居深山，以鶡为冠”[21]1730。黄怀信先生根据古籍相关记载及《鶡冠子》本身的内证，指出《鶡冠子》的作者确系一名出生于楚，游学并定居于赵，喜以当地所产鶡鸟羽毛为冠饰，并以之为号，曾做过庞煖老师而已佚名的隐士[22]前言，3。现在可以确认，《鶡冠子》为先秦楚人所作，其思想主旨为黄老思想。由《鶡冠子》亦可说明，战国时期的楚国确有黄老思想流传。

《黄帝书》的出土，证明《鶡冠子》一书不伪，进而说明黄老思想早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就已产生，过去认为屈原的黄老思想源于齐稷下学派的观点可能并不可信。战国时期的楚国既已产生黄老思想，生于战国时期的屈原学习、接受并将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怀疑者认为《远游》不当中有黄老之学进而否定其为屈原作所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葛兆光先生据李零《战国秦汉方士流派考》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极为活跃并深入一般社会生活的，依然是殷周以来的传统知识，其中包括：一、与“天”有关的方术，如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二、与“地”有关的方术，如形法。三、与“人”有关的方术，包括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等。《楚辞》中的《招魂》、《远游》、出土文物中的《行气玉佩》、战国时代曾侯乙墓中所绘的“羽人”、《庄子》中关于古代导引之术的记载，以及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战国古医书竹简等等，大致反映的就是这些内容[23]131-132。拋开我们讨论的《远游》不谈，从《行气玉佩》及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所绘的“羽人”等出土材料看，在先秦时代，道家和神仙家思想在楚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因此《远游》中有道家和神仙家思想是不足为怪的。

综上，怀疑者从思想层面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的理由皆不能成立，在未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相信《远游》为屈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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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连秀丽]An Excursus on Qu Yuans Writing YuanYou

HANG Xiu-huaXU Guang-cai

Abstract：Wang Yi thought the author of YuanYou was Qu Yuan. Most of the later scholars thought it was right. Hu Jun-yuan didnt think so. Some modern scholars believed Wangs opinion， others provided evidence for Hus. Hu Jun-yuans opinion was negating Wangs. Hus main evidence was that its impossible to appear Taoist immortal thought and Huang Lao thought in Chu stat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bamboo slips and silk scrip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s well a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have been unearthed and published. These unearthed documents prove that b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u states ideology and culture had reached a certain height， Confucianism， Mohism， Daoism， Legalism， the Yin-Yang School and Huang Lao thought have been spread far and wide. YuanYou contains the immortal thought of Huang and Lao，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of Chu state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hose who negate YuanYou s copyright from thought are untrustworthy.

Key words：YuanYouQu YuanUnearthed Document2021年第4期（总第288期）THE NORTHERN FORUMNo4，2021Total No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