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毅 ，贺浩浩

（1.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 400715；2.重庆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重庆 400715）

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孕育兴起的背景下，科技愈加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点。Schwab K.认为，社会接受技术创新的程度是影响产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为此，政府以及各类机构和部门应尽己所能，协同破除新技术实际应用中的阻滞因子［1］。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层出不穷的新科技需要依托一定的媒介和载体，才可真正转化为推动现实发展的实质性力量。因此，具有发展承续性与战略耦合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以下简称“孵化器”）便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通过创造性地提供具有靶向性的资源和服务以期促进企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与经济组织［2］，其性质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高度相似，均是以经济效益为诉求，通过规划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最终生产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孵化器的产品是成熟的科技型创业项目）。但是囿于孵化器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其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充分的有效资源。虽然自由主义派学者认为，通过市场机制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有利于维护市场总体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且实证研究所发现的“瑞典悖论（Swedish Paradox）”“欧洲悖论（European Paradox）”等现象也表明，巨额的知识投资并不总是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3］，但是各国既有实践已经证实，具有经济、科技、社会等多重指向的孵化器在支持及保护“暂时弱势但前景良好”的新创企业方面具有积极效用，因而各国政府依然在不断加大对孵化器的投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