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怡

摘要 心理因素作为一种潜在的主观因素，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以此引入地方感概念，并探讨其对新立镇返乡农民工留乡就业意愿的影响。依托乡村“人才振兴”背景，借助返乡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将地方感的3个维度——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以探究地方感对返乡农民工留乡就业意愿的行为决策;利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将愿意与不愿意留乡就业的返乡农民工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群体在地方感因素上的差异。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对农民工留乡就业意愿均存在正向显著性影响，但地方依赖对返乡农民工留乡意愿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呈负向影响;愿意留乡就业与不愿意留乡就业者的地方感存在强度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地方感;留乡就业

中图分类号 S-9;K-901.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11-0261-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1.06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Influence of Sense of Place on the Willingness to the Returned Peasant-workers Work in Hometown

LUO Wei-yi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Subjective factors contain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play a subliminal role i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returned peasant-workers，thus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a sense of place，which reflects peoples feelings about their environment. Rely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talent rev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and the questionnaire of survey data of the returned peasant-workers，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ense of place： place attachment，place identity，and place dependence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ense of place on the returned peasant-workers.Using non-parametric test to verif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turned peasant-workers who are willing and unwilling to employ in hometowns i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pla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turned peasant-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rural areas，but place dependence has not passed the significant test，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returned peasant-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rural areas;there are intens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employ in rural areas and those who are unwilling to employ in rural areas，and the order from high to low is place attachment，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Key words The returned peasant-workers;Sense of place;Work in hometown

人力資本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1]。然而，如何增强乡村人力资本的活性，确保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是学术界广泛探讨关注的热点。关于人力资本的来源问题，对农户进行指导、培训或将知识分子引进乡村，有学者认为由于条件的约束，短时间内两者都难以实现[2]。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可以作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进行讨论。首先，农民工身上体现了人力资本优化的特征：在城市务工期间，资金得到了一定的积累，知识和技能得到提升，对新事物有一定的捕捉能力。其次，农民工身上依旧具有乡土气息：“生于斯，长于斯”，与乡村保持着天然联系，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虽然长年在外务工，但仍保留有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思维模式，维系着传统的社会网络[3]，更有利于发挥乡村振兴的主人公精神。最后，从数量来看，自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以来，在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人数逐年递增，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已超过800万。由此可见，农民工是乡村振兴建设不可忽视的人才资源[4]。

但农民工作为面临着乡村地方感与城市地方感双重缺失的特殊群体[5]，其返乡就业意愿因素是该领域学者主要研究的着力点。梁志民等[6]将心理收益因素纳入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因素体系，将外出劳动力对家庭的依赖和眷恋情结归为该体系。陈如[7]以青年农民为研究对象，认为浓厚的乡土情结是导致青年农民选择回乡创业的原因之一;关注家乡发展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往往乡情深厚，表示愿意返回家乡，并就近就业的意愿强烈[8];乡土文化习俗、家乡熟悉的生活文化环境会给他们的人际交往带来安全感和人格的平等感，也使他们倾向于选择回乡发展[9]。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返乡农民工对家乡的寄托与情感这一“乡愁”心理研究层次，但对农民工恋乡情结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影响因素零散且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乡愁是对生活中的家乡的回忆和思念[10]，亦可以说是表达人对地方的一种情感联系[11]的地方感概念。以Tuan[12]为代表的学者将“地方”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以来，地方感以主体对地方的主观性体验为基础[13]，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14]，从而表现出人在情感上与地方的深刻联结[12]，在已有的文章中，缺少地方感对农民工的研究。因此笔者引入地方感概念，对农民工留乡就业这一心理感知层面因素进行剖析，以期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重庆市忠县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县，新立镇是该项目的重点建设小镇，该地拥有全国首批18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之一——“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具有经济、生态、社会效应[15]，随着新立镇田园综合体的向好发展，因此选择新立镇作为研究区域开展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5月—2019年8月在重庆市忠县新立镇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在调研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入户访谈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调研期间累计发放223份问卷，剔除填写不完整、前后矛盾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10份，有效回收率为94.17%。

1.2 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返乡农民工基本信息，涉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情况、就业情況等人口统计学特征，该研究在对返乡农民工回乡就业现状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新立镇返乡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将其生计模式划分为纯农业、一兼业、二兼业和非农业。210份有效样本中，男性占比48.10%，女性51.90%;62.86%的受访者受教育水平在中等教育阶段，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90%。

其中，年龄占比最高的是40～50岁年龄组，占42.38%，18～28岁占比为6.67%，29～40岁占比28.57%，50岁及以上占比22.38%。目前，多数返乡农民工回乡以从事非农业为主，占66.17%，纯农户仅有9.05%;平均收入在0～5 000元、5 001～10 000元、10 001～15 000元、15 000元以上的返乡农民工分别占总样本的16.19%、11.90%、8.10%、63.81%。

第二部分，地方感量表。“地方感”一词，首创于莱特的敬地情节[16]。国内学者朱竑等[17]认为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是两个相关但各具独特内涵的概念，共同有助于地方感的构建，地方依恋表示人与特定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以表达人们倾向于留在这个地方，并感到舒适和安全感的心理状态[18]，其心理过程包含情感、认知、行为3个方面[19]。地方认同影响个人与群体的行动或行为[20]，其包括与地点相关的独特性、连续性、自尊、自我效能感[21]。地方依恋量表以常用的Williams等[22]所提出的地方依恋量表为标准进行修正，借鉴Breakwell[23-24]对地方认同维度划分的研究成果，以及盛婷婷等[25]对国外地方感量表的总结，分别从地方依恋、地方认同2个维度建立了返乡农民工地方感评估题项。此外，地方依赖表现为功能上的依赖[26]，因此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27]，拟定出地方依赖量维度评估题项（表1），问卷回答采用6级量表形式，按“非常不赞同、比较不赞同、不赞同、比较赞同、赞同、非常赞同”程度的高低分别赋值1～6分。对所采纳的17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得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930（α≥0.8），表示该量表的信度好，不做任何题项的删除。在信度分析达到一定的标准进行效度分析，以确保它在研究中的可重复实验性和科学性[24]。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KMO和球形Bartlett值用来表示效度的情况，分析得到：KMO值分别为0.920，球形Bartlett值均为0.000。表明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3 模型设定 该研究的因变量是返乡农民工是否留乡就业意愿问题，与返乡农民工主观决策有关，最终结果有“是”和“否”2种选择，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相关自变量与返乡农民工意愿关系，以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情况、兼业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作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表2），厘清影响返乡农民工留乡意愿的因素。记愿意留乡就业的概率为P，则不愿意留乡就业的概率表示为1-P，假设影响回归方程的因子有（x1，x2，x3，x4，…，xi）i个，其对应的方程如下[29]：

lnP1-P=β0+β1x1+…+βixi

式中，β0是常数，βi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若其为正，表示某个因素对返乡农民工留乡就业意愿有正向影响;若为负值，反之，表示对其有负向影响。

2 实证研究

2.1 留乡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SPSS 26.0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Sig.值（显著性）小于0.01，说明模型总体有意义。Hosmer and Lemeshow Test显示Sig.值为0.540（Sig.>0.05），表明当前数据中的信息已被充分提取，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因此，该研究建立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人口统计学变量中一兼业生计模式、性别与务工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除务工收入其余2个变量均为正向影响农户的返乡就业决策。农民工返乡后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计来源，体现了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务农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家庭日常开销，在农闲或者外出时，短期务工、种植、养殖等方式成为大多数返乡农民工的选择。表3中性别对农户的影响仅次于一兼业生计模式，数据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具有更为强烈的留乡就业意向，访谈中83%的女性农户表示在家附近就业既能感受到归属感也有利于家庭稳定，缓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目前女性农户外出务工主要从事餐饮、商贸、家政等行业，田园综合体建设所创造的岗位为其返乡就业提供了可能。务工收入作为影响农户返乡就业的负向因子，干扰着农户返乡就业选择，务工收入越高，越能激发农民工在城市继续发展的动力。反之，则留乡意愿更强。究其原因，一方面城市物价高，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家庭开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素质要求也愈高，进而一部分农民工受到劳动力市场挤压被迫留乡就业。在影响返乡农民工留乡就业意愿的地方感因素中，起首要作用的是地方依恋，其显著性为0.009 7（Sig.<0.01），其次是地方认同（Sig.=0.072 5），而地方依赖变量影响并不显著。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变量的影响方向均为正，系数分别为0.696 6、0.538 6，表明返乡农民工的地方依恋、地方认知越强，他们越倾向于留乡就业。地方依恋反映了返乡农民与家乡的情感联系、行动依恋，其中涉及 “A5我很高兴去参与建设新立”（5.252）、“A2当我在村外学习和工作时，会经常性地回新立”（5.143）、“A4若是选择新的住址，我会选择在新立附近居住”（5.095）等题项。此次调查研究中，40～50岁愿意留乡就业的人数占比最大（42.38%），对他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恋乡情结更为浓厚，这一点也得到过谷玉良[30]学者的证实。相较于地方依恋而言，地方认同侧重于自我认同的表达。在城市务工期间，农民工收获资本、技能和经验。然而，城市对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并不友好，他们面临着“双重边缘人”的困境[31]，在这种困境之下，他们渴望得到城市更多的关注和善意的理解，长久以来，若未能获得积极的回馈，农民工会选择回流家乡。

然而，主观感受与实际行动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尽管返乡农民工在心理上对家乡有较为深刻的依恋感和认同感，但对家乡的功能性依赖不足以支撑他们留乡就业的意愿（其系数为-0.389 6）。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收入原因，比起留乡就业，外出务工能获取更高的收入;二是福利原因，尽管不少农民工对家乡风貌建设成果表示赞许，但是仍不能满足他们对于医疗、教育、娱乐设施的需求。

2.2 地方感因子差异研究

为进一步明确两类主体的意愿态度与地方感各维度上的差异，在意愿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由表4可知，两群体在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维度显著程度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在地方依恋（0.000）、地方认同（0.000）维度的显著性大于地方依赖（0.019）维度。

具体表现为，在地方依恋维度中，愿意与不愿意留乡就业者在6个题项上的得分都表现出显著差异。各项上的差异表明了留乡就业者对新立镇寄予的积极情感要比不愿意留乡就业者强烈很多，其中在“A6如果非要搬离新立，我会感到伤心失望”（0.000）题项上，不愿意留乡就业者得出的平均分3.558分，比愿意留乡就业者低出1.316分，由此可见，愿意留乡就业者对家乡持有的依恋感更深。

从地方依赖维度来看，愿意留乡就业者与不愿意留乡就业者在各题项中的显著性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D2新立农业生产更加现代化，生产方式和以前区别很大”（0.011）、“D4现在的社区吸引了很多人来，我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0.036）、“D1新立的基础设施配套得到很大的提升”（0.045）三方面。两群体在地方依赖上的差异是因为愿意留乡就业者和不愿意留乡就业者对新立镇功能性依赖的需求不同。外出务工经历使一部分拥有经济资本、收获技能的农民工认为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使新立镇焕然一新，更倾向于留乡就业留乡发展;而另外一部分年少的农村劳动力则认为城市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还存在着一段距离，在城市务工，物质生活可以得到提高，交通物流高效便捷，同时也能拓宽视野，获得更多就业的可能。

从地方认同维度上看，愿意留乡就业者与不愿意留乡就業者各项上的得分都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I1在新立我觉得自己很能干，做事非常有效率”（0.002）、“I2说起自己是新立的人，会让别人另眼相看”（0.002），是对地方认同中“自我效能”与“自尊”两个层面的描述题项。家乡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不愿意留乡就业者的自主参与建设，田园综合体发挥的作用并没有与留乡就业意愿较弱的农户建立起以人为主体的有机联系，对田园综合体难以深入了解，使得参与积极性较差，导致预期的效益没能达到，以致两群体在题项上的得分表现出差异。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农民工留乡就业意愿问题是当下乡村人力资本振兴的关键，也是关乎农民工个人行为的决策。该研究以返乡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地方感视角分析了返乡农民工留乡就业影响及意愿，并对比分析了愿意与不愿意留乡就业者在地方感因子上的差异。研究结论如下：

（1）从个人特征层面上看，性别、一兼业生计模式、务工收入对返乡农民工留乡就业意愿具有一定的决策意义。性别会影响留乡就业意愿，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倾向于留乡就业，这主要源于女性可以兼顾好家庭。兼业情况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相较于其他兼业类型而言，一兼业生计模型可以保持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亲密性，另外可以改善农业季节性所带来的无收入状态。务工收入对农民工留乡就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务工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留乡就业。

（2）从地方感层面来看，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乡就业决策行为具有强有力的显著性影响，地方认同是影响农民工留乡就业的另一要素。返乡农民工对家乡的依恋越强，越愿意留乡就业。返乡农民工对家乡的认同度越高，对家乡地方心理情感上的倾注越深，进而对主体的决策有正向的积极影响。然而，地方依赖维度却不足以纳入影响农民工留乡就业因素中。

（3）从地方感因子差异来看，两群体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上差异明显，但地方依赖的差异性不够显著。在210个样本中，愿意留乡就业的农民工占比为79.50%，愿意留乡就业与不愿意留乡就业者的地方感存在强度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

3.2 讨论 基于返乡农民工意愿视角，从情感角度对其留乡就业行为意愿进行量化，以期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关注农民工群体。在探讨农民工回流问题上，将适应度、认同度[32]等因素纳入研究中，与之不同的是，心理感知的影响因素并不显著，在后期的研究中应当考虑多重因素的干扰影响。

以乡村“人才振兴”为大背景，以期为新立镇把握“留住人”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价值，但以上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研究区是国家试点建设小镇，对于农民工返乡就业是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相较而言，未纳入乡村振兴试点的地区、落后地区仍可能对农民工返乡就业起反向作用，对他们而言，是否对地方存在消极影响[33]，需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 对于返乡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他们真实的主观感受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地访谈，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关注质性研究，深挖研究对象在“地方感”这一构念中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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