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是寂静的。寂静得只能听到鸟鸣、蝉叫和炊烟缓缓散开时父母呼儿唤女回家吃饭的声音。我在这段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时常不自觉地将其他的声音屏蔽，只关注一种“突突突”的来自四轮拖拉机的响声。燃烧柴油的拖拉机动力十足，发出的声响巨大，现在听来纯属噪音无疑，可那时却觉得无比美妙动听。夜晚做梦，时常在那“突突”声中笑醒。白天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兴奋地跑到大街上东张西望。因为，拖拉机上坐着的，很可能是让我骄傲的父亲。

我的爷爷是农民，父亲从出生就注定了下地种田的命运。然而父亲喜欢读书，一直上到高小，才因家贫不得已辍学，但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1976年，镇工委筹建机砖厂，选中了父亲任厂长。父亲从农民变成了工分加补贴的脱产干部。按当时的人事制度来看，父亲很有可能转为挣工资的社聘干部。即使没机会转，工分加每月十元现金补贴的待遇，在生产队里日工分值不足两角钱的时代也是非常实惠和让人眼馋的。

那天早晨，父亲打好行李，神采奕奕地站在家门口，等着机砖厂来人接他。乡亲们闻讯后放下碗筷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

我早说吧，土坷垃埋不住金子，这不一下子就当厂长了。

让我们家你侄子也跟你去砖厂干吧！

以后咱们村里哪家盖房用砖，你可得给个便宜价啊 ……

“突突突”，从砖厂开来的一辆四轮拖拉机停在了家门口，父亲高高兴兴地和乡亲们挥挥手，在人们羡慕的眼神里坐上拖拉机上任去了。那是父亲人生中第二种机动车。

一

父亲第一次坐机动车是1956年。那年初春的一天，刚刚毕业回家务农的父亲正在刨玉米茬子，爷爷不知何时从地头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告诉父亲天津铁路机务段正在县里招工，让父亲赶紧去报名。父亲顺利通过考试，成了德州火车站的一名铁路工人。

那年代，火车不啻为一个神话。贫穷使得很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庄，连县城都没去过。对于火车，不用说坐过，见都没见过，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火车这个神奇的交通工具。我的父亲却可以離家千里，成了全村第一个与火车亲密接触的人。

父亲一表人才、聪明能干，很快成了火车站的中坚力量，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便入了党。车站综合室主任挺欣赏父亲，主动为父亲张罗亲事，将自己的表妹介绍给父亲。女方非常中意，织了件毛衣送给父亲。父亲很犹豫，他惦念着远在家乡的爷爷，工闲之余，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向北面的家乡遥望。

父亲的童年很苦。不满五岁时，我的奶奶就因一场现在看来很容易治疗的病毒性肠胃炎离世。爷爷既当爹又当妈，艰难地把父亲拉扯大，父子相依为命，感情至深。父亲排行老六，上有两位哥哥、三位姐姐。父亲离家当铁路工人时，爷爷已经75岁高龄，我的两位伯伯成家单过，三位姑姑也已出嫁，爷爷独自生活，困难可想而知。父亲想在老家找媳妇照顾年老的爷爷。春节回家，姑姑将邻村的一个姑娘介绍给了父亲，两人一见倾心，亲事很快确定下来，这就是我母亲。

母亲在世时说，婚后她曾去德州生活过一段时间，车站旁的一间破简易棚成了两人的家。棚子很小，四面漏风，仅能塞得下一张由几块木板拼就的床，两人日子艰难，生火吃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将爷爷接去一起生活了。母亲只能回老家照顾爷爷，和父亲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铁路的故事。父亲说，坐在火车上既稳当又舒服，火车跑得飞快，盛满水的杯子放在桌子上溅不出一点水来。那真是比人用手端着还稳当啊，真是不可思议，我因此对火车充满了神往。父亲保存下的一本铁路常识小册子，让我爱不释手，成了我认识铁路、火车的启蒙教材。父亲用喉咙模拟出火车行进“咣当、咣当”的响声，进站时的“呜呜”长鸣声，深深植进了我的脑海。

只是，这份属于父亲的幸运并未永久持续下去。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在外工作的干部职工都回了家，尽管父亲挚爱着铁路工人这个职业，但念家之心更切。1962年，整整干了六年铁路工人的父亲辞去工作回了家。

电影《红灯记》上映时，李玉和的光辉形象震撼了我。当父亲提到，李玉和身上穿的衣服、手里提的红灯和他上班时的装束一样时，我不禁为父亲辞职回家遗憾起来。而每每谈到这个事情，父亲总是平淡地说，人各有命，随遇而安吧。

二

火车的长鸣声在父亲的生活中渐渐远去，父亲安于命运的安排，在村里兢兢业业地担任村干部，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着一家七八口人。这一次到机砖厂担任厂长，算是命运之神对父亲的再次垂青。父亲异常高兴、珍惜，全身心投入到了砖厂建设之中，吃在工地、住在简易棚里，每月难得回两次家。偶尔，父亲坐着四轮拖拉机跑丰润拉水泥等业务路过家门口时，并没有如大禹治水般三过家门而不入，而是匆匆跳下车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又匆忙地离去。在我的眼里，父亲坐在“突突”响的拖拉机上，是那么精神和潇洒……

父亲在砖厂工作的两年，是我少年时最快乐、最愉悦的时光。我们家赢得了全村人的高看和敬重，经常有人主动帮我家干活儿。我更是在小伙伴中从跟屁虫变成了领头的，经常在一起玩儿的隔壁小四有一次不服我，我俩打了起来，他哭着跑回家，我听到她妈妈呵斥他，哭啥哭，人家他爸是厂长，让我年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有一次，父亲坐着拖拉机路过家门口时，用饭盒带回一份油亮亮的猪肉炖粉条，让我美美地解了一回馋。后来才知道，那是砖厂难得的一次改善伙食，父亲分得一份自己舍不得吃，特意留给我们的。

遗憾的是，父亲这份难得的工作同第一次到德州当铁路工人一样，并没有长久。1978年初夏，老妹降生了，这是父母生的第5个孩子。那时，计划生育虽然尚未确定为基本国策，但政策已渐渐地紧起来，多胎生育已经禁止。父亲成了第一批因计划生育挨处分的人，被解除聘用合同，下放回家。这不仅仅是对我父亲的处分，更是对我们一家人的沉重打击，意味着父亲全年365天挣满工分的优厚待遇没有了，每月那金贵的10元钱津贴没有了，偶尔给我们拿回家的猪肉炖粉条也没有了……本来母亲就体弱多病，这件事之后，身体更是一天比一天差了。

父亲回来那天，天阴沉沉的，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打在身上冷飕飕的，似乎在告知我们这个令人愁煞的结局。“突突突”……砖厂那辆接他上任时的四轮拖拉机又停在了家门口，长长的排烟囱冒着恼人的黑烟，声音更是失去了往日的动听，变得刺耳难耐。我们知道，父亲这次不再是回家看我们两眼就走，而是永远地告别了砖厂和令人羡慕的厂长位置。父亲从拖拉机上拿下来的，只有一套简单破旧的行李和一只打了补丁的脸盆。在和拖拉机手告别时，父亲有点站不稳，挥动的手有点颤抖。我恐惧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以为父亲的脸会像堆满乌云的天空，随时都会下起雨来。然而，过了一会儿，父亲挺了挺腰背，转过身来，眼里的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提起行李平静地说：“走，咱们回家。”

这次回家，是父亲真正的回家了。年过四旬的父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已是定局，留在农村是自己的宿命，唯有接纳和继续。多年以后，当我以渺小身躯迈入广阔无垠的社会，才明白父亲对于命运的安排看似风轻云淡的背后，隐藏了多少无奈、艰辛和酸楚。他并非不在意，他只是不想让人看到和分担他的痛，尤其在亲人面前。

之后，曾经两次将父亲的命运带入高光时刻的机动车，再也没有出现过。父亲的命运里与车有关的交集只剩下了手推车和一辆为我买的自行车。

三

八十年代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人多劳动资源短缺的矛盾显现出来，骡马牲畜不说，劳动工具更是不足。许多人家有毛驴车、双轮车、平板车，而我家连一辆手推车都没有。每次往地里运肥料、往家里收粮食，去城里赶集卖粮卖菜，都得起个大早走贪个大晚回来，无论多么沉重的担子，父亲或背，或扛，或挑，或提，步行十里八里的路程，爬坡、上岭。我不知道父亲怎么那么有力气。我偶尔帮着父亲往山上挑一回粪肥或担一担粮菜到集市上去卖，走出不远就气喘吁吁、双腿直打晃，双肩更是钻心的疼痛，母亲给我肩上垫上一层毛巾，但只在开始时有所缓解，很快就无济于事了。邻居家有一辆手推车，我家偶而借来用过，但农忙时节，得等人家用完了才能去借，而那时往往夜已经很深了。

拥有一辆手推车成了我们家最紧要的事情，全家为此一同节衣缩食，但生活的拮据不得不使实现这个计划的时日一拖再拖。秋末冬初，园子里的白菜收了，父亲打理出最好的白菜挑到集市上去卖。一担白菜百十多斤，父亲几次挑到城里卖掉，终于凑齐了钱，买了一个旧车轮，又请木匠打了一副车架和一副簸箕样的车斗，家里终于有了一件像样的农具。全家人就如同过节吃上肉一般高兴，父亲更是像得了件宝贝一般，刚安好车轮儿，便急匆匆握住车把在院子里推了几圈，感觉很合手，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有了手推车，父亲干活也更起劲儿了。炎热的夏天，父亲让我们在家里午休，他却头顶烈日去田地里锄草，拿着铁锹把草铲到手推车上，再推到路边晾晒，涔涔汗水将父亲的衣衫打得湿透。我劝他等凉快一些再去，父亲说只有中午毒辣的日头才能将杂草晒干晒死。晒干枯的青草被父亲用手推车推回来，留作牲畜的冬粮和我们上学时向学校缴纳的用以充作学费的什物。寒冷的冬天，我们还在梦乡中，父亲就已经推着手推车出去拣拾枯树枝叶和路边的衰草，等我们醒来的时候院子里已堆上了父亲推回的一车柴火，霜雪将父亲的头发和胡子、眉毛染成了白色。年复一年，手推车的车把渐渐变细，木头的纹理也已看不出，父亲手上的茧子却越来越厚。

这辆伴随了父亲大半生的手推车，是父亲一生中唯一拥有过的属于自己的车。它是父亲的肩、父亲的臂、父亲的背。父亲用它，推出了我们上学的钱，推出了翻盖新房的钱，也推着我们兄妹走出山村来到城里工作。

四

1984年，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城里工作。离家十几里，我很想拥有一辆自行车，可家里生活的拮据状态几次让我欲言又止。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临近中秋节就张罗着杀猪。

猪是我们家的银行，一年中家里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在这里存着。每年刚过正月十五父亲就到集市上抓回小猪仔，为了让猪仔快快长大、长肥，我们一家人就像宝贝一样伺候着，每天饭后母亲都要用刷锅洗碗水和着米糠、薯干粉、烂菜叶等炖猪食。从春天开始，每天放学后或假期里我就提上篮子去野地里挖野菜、打猪草。母亲身体不好，拖着病体一天三次炖猪食喂猪却从不耽搁一回，有一次猪不好好吃食了，母亲着急地直掉眼泪，马上请来兽医诊治，整整一天守在猪圈里，直到猪恢复正常进食才松了一口气。父亲更是忙里忙外，夏天在猪圈内挖上一个坑蓄满水为猪防暑降温，入冬就给猪窝里垫上干草防寒……可以说，猪身上寄托了我们一家人太多的梦想。而今，这头猪养了不到一年，刚刚晃开膀子，正是长肉上肥膘的阶段，按理说到春节再杀才正好。我提出疑问，父亲却很果断地回答：“长得差不多了，可以杀了！”

那天周末，我站在村口同村里人聊天，突然间看到父亲扛着辆尚有包装的自行车从供销社向村口走来。天刚下过雨，道路非常泥泞，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地走着。我的鼻子突然发酸，我知道，父亲没摸过自行车，更不用说骑了。走到近前，村里人打趣地说：“你不会推着走吗？”父亲脸一红，嘿嘿地笑着说：“新车子，沾了泥多可惜呀。”我转过脸去，泪水夺眶而出，躲过人群匆匆地跑回家……父亲杀猪卖肉的钱刚刚够买一辆“燕山”牌自行车。可以说这是我家最早最贵重的奢侈品，每次我骑车回家，父親总是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脸盆和抹布，一点一点地把自行车擦拭干净。

五

2009年，父母搬到了县城。彼时，距离父亲第二次被下放回家的1978年已逾30年。这30年，正是国家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年。父亲断然没有想到，县城的公路上，尽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飞驰的汽车，引擎的轰鸣和尾气织成的烟幕，让父亲有些发蒙。

父亲说，1956年也就是他到德州火车站当上铁路工人那年，长春“一汽”造出了第一辆“红旗牌”轿车。这是属于国家的“汽车梦”，没想到有一天汽车会属于普通家庭和个人。

当我把第一辆小汽车开回家的时候，父亲非常开心，左看看、右瞧瞧，这摸摸、那摸摸，不住地感慨：“社会发展真是快呀！”说完还坐上驾驶座，手捧着方向盘，那神情好像沉醉在驾驶汽车飞驰的感觉里……后来，弟弟妹妹们相继都有了各自的小汽车，我们拉着父亲走亲戚，逛景点。父亲很高兴，不说什么，但从眼神里能看出父亲对生活的满足。

有时候，我心中会突然泛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如果父亲年轻时赶上这个时代多好啊。我希望父亲自己开上车，让车轮载着他自由地去往世界上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地方，阅尽山川美景、风土人情。可是，我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而不现实的奢望。父亲一生中，除了那辆手推车，从没有拥有过自己的车。他不会开车，甚至不会骑自行车，这已经成了无法更改的宿命。首都北京很大，也很近，离县城仅仅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有许多美景、美食，而父亲只是陪病重的母亲看病时去过一次。他的生活半径很窄、很小……

想到这些，我常常陷入感伤之中。人这一生，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答案是：“我们趋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旅途，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忧愁缠满全身，痛苦飘洒一地。我们累，却无从止歇，我们苦，却无法回避。”父亲不知道诺奖，不知道马尔克斯，但他无意间用行动写出了与之相同的语言。父亲的一生，本就如同一辆车子，在人生的跑道上，默默地负重前行。

（田富春，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篇。）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