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与人类文明

讲到河流与人类文明，好像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有一条大河，就可以有一个大的文明。但其实这个认识未必全面。长江、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两河流域产生了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产生了埃及文明，恒河、印度河产生了印度文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不是都这样？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这两条河比黄河、长江更大，亚马孙河的水量还是世界第一，但是没有产生什么文明，更没有产生世界等级的大的文明。而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产生，好像也跟河流没什么关系，希腊半岛上没有大的河流、罗马文明的核心区域也只有一些很短的小河。所以，河流和人类的文明并不是简单的依存关系，世界等级文明的产生也不是跟河流的所有因素都正相关。我们需要对一条河流的不同因素做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出一个综合的结论。

河流影响文明的具体因素有哪些？

第一个是水量，一条河如果水量很小，那它肯定不会对文明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一点牵涉到对于文明的定义。我们现在一般可以接受的文明的定义，是指某一个人类群体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明就是指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无论是农业、牧业、采集业还是狩猎，都离不开各种生物。这些生物都需要水才能生存。因此，环境中能够利用的水量决定了生产的规模。除了水量本身以外，还有用水的便利程度。有些河，流过高山峡谷，古人就没办法利用。相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用水就非常方便。中国古代杰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么大的效益？就是巧妙地利用了鱼嘴分水，将岷江水量的一部分分入灌渠，利用天然地势，在成都平原上实现了自流灌溉，使这一带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天府之国”。唯一的缺点，是岷江的水来自雪山融化，比较冷，如果水温能再高一点的话，农业产量还会更高。因此，便利程度中还包含很多内容。

第二个是流域的气候，一般来讲，如果河流的流域在热带或寒带，那么文明就很难发展。比如俄罗斯境内就有好几条流入北冰洋的大河，都没有产生大的文明，还有非洲的有些河在热带，也产生不了文明。亚马孙河流域处于热带，丛林密布，很多地方到现在人类还难以进入。最合适的，是在温带。还有一些河流的流域存在异常的气候条件，对文明也无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个影响因素，流域的地形、地貌。如果流域本身是沙漠，是裸露的岩石，那么有水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尼罗河文明，主要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以及流域中的若干绿洲，如卢克索一带。但整个尼罗河流域，大多数地方是没有办法利用的。二○○三年，我们曾经坐着船沿尼罗河逆流而上，从阿斯旺一直到苏丹的瓦迪哈勒法，沿途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沙漠和裸露的岩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境内也大多是高原荒地，一直到青尼罗河的发源地才终于看到类似于江南水乡的风光。还有长江、黄河的源头—青藏高原，尽管可以找到一些早期文化的遗存，但总体上几乎是空白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海拔太高，绝大多数人无法在此生存。

第四个是土地等初级资源。农业离不开土地，有些河流的流域缺少可耕地，即便是游牧民族也难以生存。这一点对黄河来讲，恰恰是它最大的优势。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形成的平原，这种土地条件和流域的地形地貌，决定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北半球最合适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这样说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这样的土地土壤疏松，这在人类早期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那时，人类不仅没有铁器，连其他农具都很少，只能利用天然的石头作为工具，或者经过简单加工的石质或木质工具。如果土壤不够疏松，人类怎么去开发利用？其次，这样的土地上不会形成过于茂密的森林和植被。以前有些学者坚持认为，西北黄土高原古代都是森林，这是不可能的。黄土高原是在地质年代，由不停产生的沙尘暴将沙尘从蒙古高原吹到这里，逐步堆积起来的。树种、树苗很难在这样持续不断的沙尘条件下存活。如今西北黄土高原上面的原始森林，如陕西的黄龙山、兰州附近的兴隆山等，恰恰是因为这些山脉海拔比较高，黄土无法覆盖，所以才能形成森林并保留下来。黄土高原和下游冲积平原的典型景观是稀树草原。《诗经》中描写的周原风光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印证这一点。这样的土地对早期文明发展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是稀树草原，所以早期人类才可以用原始工具开垦出大片的农田。而且黄土高原在没有受到水土流失破坏以前，是连成一片的，下游又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因此交通运输十分方便。必须明白的是，在人类的早期要克服地理障碍，消除地理上不利因素很困难，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并非偶然。

第五个影响因素，河口的位置。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前，无论是物流人流，最便宜、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水运。因此除了河流的运输功能之外，它的出海口也决定了文明跟其他河流，或者其他地方的有效联系。与长江相比，黄河的海运条件并不好。因此到了近代，位于长江河口的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的港口。而且沿着长江，溯流而上，九江、汉口、宜昌、重庆、宜宾等都获得了发展。因此河口的位置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再比如尼罗河的河口在地中海—人类古代文明最集中的地方，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腓尼基文明、爱琴海文明、小亚细亚文明。假设尼罗河的河口在内陆，这些文明之间就很难相互影响，交流，碰撞，冲突，融合。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与其他河流、其他文明的距离。地球上两条世界等级的大河发源地只隔一座山，中下游几乎并流，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中国的长江、黄河同样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中间也隔得不太远。这样的距离决定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相呼应，黄河文明衰落了，长江文明继之而起。随着人口的迁移、文化的传播，两条河流的文明基本上就一体化了。但相对的，中国两条大河和其他文明的距离，特别是和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青尼羅河源头（葛剑雄摄）

这当然有有利的一面。中华文明独立发展，一直到近代以前，都没有受到过外来文明的冲击、干扰，更没有被外来文明毁灭。而在地中海周围，一些文明被另一些文明取代，原本的文化、宗教都不存在了。早期历史中，西方文明几次扩张都没能进入中国的大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大帝把波斯帝国扩展到帕米尔高原塔吉克地区;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的路上英年早逝，始终没有越过开伯尔山口;十五世纪初，帖木儿大帝集结军队攻打当时的明朝，还没有进入就病死了。这些当然有偶然的因素，但背后的必然，则是距离太遥远，中间还有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克服的地理障碍。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外来的文明从来没有能整体性进入，也没有产生过整体性的影响。

但这样的条件也有不利的影响。中华文明的成员，从来没有机会全面地了解其他文明，不了解就没有比较，形成一种实际上的自闭。假设中国古代人能够看到罗马文明和希腊文明，还会不会鄙视西方？大多数人应该不会。传入中国的印度的佛教、犍陀罗的艺术，也都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因此，今天要考察中华文明跟黄河的关系，研究它的起源和发展，就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曾经在他的墓前发表著名的演说，演说中，恩格斯总结了马克思的贡献。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一种思想已经很了不得，而马克思有两种：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另一个是唯物史观，或者历史唯物论。恩格斯用非常简明的语言总结了后者。他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没有早期的物质财富，就无法产生后来的精神财富。所以我们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首先要看看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在哪里。

我们常说，我们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是国内外都有不少人质疑这一点。七千年的埃及文明有金字塔，有埃及文字;五千年的巴比伦文明有青铜器，有那些建筑和文字。之前，确实没有实物证据支持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历史的观点。中国的黄河流域没有好的石料，早期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無法长期保存。相比之下，埃及、巴比伦都有建筑保留下来，希腊罗马的建筑虽然早已倒塌，但柱子还留在那儿。另一方面是文字，中国文字比甲骨文更早的还没有发现，甲骨文距今最多三千八百年历史。因此，要证明中华文明的历史，靠地面的实物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考古，或者找到原始文字记录。国家专门组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一八年，正式发布了探源工程的成果，通过地下考古，现在已经基本上肯定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说法，甚至还更早。比如，黄河流域的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以及长江流域的杭州余杭的良渚文化遗址，在五千八百年以前已经有了文明起源的迹象，到了五千三百年前陆续都进入了文明阶段。以陶寺遗址为例，总面积达到了四百万平方米，拥有成片的公共建筑，成片的民居、作坊、祭祀场所、墓葬，特别是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从物质财富讲，养活这么多人，需要大规模的农业。而农业的发展，扩大了耕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有了余粮，人群中间就出现了专业分化，有了专职的祭祀、工匠、军队、贵族、统治者，人群中间产生了等级和专职化，形成规则、制度、法律，才可以脱离野蛮，进入文明。也就是说在足够的物质条件下，才能产生精神财富。

这一情况，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但是到了三千八百年前，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其中的代表，就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向四方辐射它的文化影响力，被称为中华文明总竞争的核心引领者。它的地理环境特别优越，而且保持稳定。这一点十分重要。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发展没有中断，并且总体上越来越发达，其他地方的文明先后都出现了断层。譬如良渚文化，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良渚的早期文明十分发达，有些方面甚至比黄河流域还要先进，但没有延续到今天。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了，是灭绝了，还是迁移了？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再比如上海的广富林文化、福泉山文化、崧泽文化，历史也很久远，考古发现了六千年前的文化层，但都没有发展到今天。只有黄河流域的文化是延续的。从这一点讲，尽管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像满天星斗，但最终都汇聚在了黄河流域。具体原因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基本的原因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是一直稳定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指出，四五千年前，整个黄河流域的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降水量也比较丰富，因此最适合农业开发与人类早期的生产和生活。所以三千八百年前，中原地区产生了最发达的文明，并由此辐射到其他地区，这并不是偶然的。

除此以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黄河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比如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技术等。特别是发源于巴比伦文明的青铜冶炼技术，从今天的新疆地区逐步向中原地区传播，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青铜冶炼技术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且被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巴比伦，青铜器主要是用作工具、武器，但是到了中国，青铜器主要是作为礼器，是身份、地位、文化甚至信仰的象征，上面还有铭文用来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中国特色。

至于文字，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还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有学者试图解读龙山文化陶片上的“文字”，但是还没有成果。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讲，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甚至不止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三千八百年。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的确有不少与中原文化有很大差异的因素，有的明显是外来的，但是这个“外”是哪里，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判断依据。

黄河中下游的历史地位

说到这里，基本说明了为什么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气候植被等，都在文明的早期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一步讲，在整个的黄河流域中，黄河中下游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事实上，最早的“中国”概念，就产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陕西宝鸡县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何尊，上面有四个字，“宅兹中国”，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出现“中国”两个字的证据。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中国当作家，在中国安了家，统治了中国。在古代，人们把每一座大一点的居民点—城，都叫作“国”，因此就有了一个词“万国”，形容国的数量之多。到了春秋时期，有名有姓的“国”还有一千多个。那么，在这些“国”中，哪个可以被称为中国？那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地位最高，也是最中心的国，才可以被称作中国。比如，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就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余其宅兹中国”，我现在把中国当作家，我统治了中国。因此，中国一开始指商朝的首都—大邑商，到了周朝就指周朝的首都镐（宗周），以及后来周公选定的成周（洛邑、洛阳）。这三座城市都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不仅如此，后来秦朝的首都咸阳、西汉和隋唐的首都长安、北宋的首都开封、元朝的首都大都和明清的首都北京，也都在黄河流域，或者是曾经在黄河流域—在历史上，黄河的下游摆动得很厉害，最北曾经在天津入海，最南面则到了淮河。

在这些城市的变迁中，也可以发现，总体上讲，首都的选址都是在不断地由西向东迁移。这也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随着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到了一定的限度，随着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的变化，这些首都的粮食供应越来越依赖于关东（太行山以东）、江淮和江南地区。在当时的水运条件下，要把粮食运到长安，就不得不穿过三门峡的天险。如果仅是运到洛阳，就可以避开上游的三门峡，因此首都东迁洛阳，显然方便了不少。再东迁开封，就可以依靠汴渠直接运输来自江淮和江南的粮食，不必再经过黄河。到了元朝，建都北京，将原本隋炀帝开凿的两条运河（东北向：洛阳—北京;东南向：洛阳—扬州）在山东境内打通，这才形成了京杭大运河，解决了北京的粮食供应，所以后来的明清能继续在北京建都。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唐朝以前或者北宋以前，黄河流域始终还是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到了元、明、清三朝，随着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改善，以及进一步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才转到了南方。

同样的，黄河流域曾经是中国的人口重心，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了宋朝。所以，黄河流域不仅是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一直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重心所在。

《黄河源图》，据《南村辍耕路》1923年武进陶氏影元刻本

黄河儿女散布到四方，构成了华夏的主体。今天的汉族，以及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民族，都认同黄河流域是自己的根。其原因就是黄河流域向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不断输出人口、传播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发生了多次大的动乱：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到三国期间、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乱……大量的人口，从皇帝到文武百官，从将帅到士兵，从高官贵族到普通士民，只能往南迁移。一次次南迁，不仅向南方输出了大批劳动力，也带来了总体上更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由于北方移民拥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未必占多数，却使南方的土著与非华夏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华夏，使他们在文化上认同了中原，认同了黄河文明。

此外，黄河流域也是各族人民的大熔炉。黄河儿女迁出的同时，还有很多人迁入，迁入的人口中很多是来自境外的。早期的夏、商、周，其中一部分人口也是由黄河流域以外迁来的，在黄河流域完成了部族之间、农业与牧业之间的融合，形成了“诸夏”。（华夏是对诸夏的美称，“华”本义是花，形容美丽、高尚、伟大，以后华夏成为通称。）历史上的匈奴、鲜卑、乌桓、东胡、羯、氐、羌、突厥、回鹘、粟特、吐谷浑、党项、高丽、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人口进入并定居在黄河流域的，包括定居在开封的犹太人，都融入了中华文明。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主动的华化。拓跋宏采取了历史上最坚定、最彻底的融合办法。比如下令让所有鲜卑族人改汉姓，皇帝自己带头把“拓跋”改为“元”，从唐朝的一批元氏名人到金朝大诗人元好问，其实全是拓跋皇族的后代。他要鲜卑与汉族通婚，皇室带头与四家中原世族通婚。要鲜卑人改穿汉族衣服，学汉语。又比如，他主动把北魏的首都从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鲜卑族和其他胡人的籍贯也改成河南洛阳。这一系列措施使鮮卑族很快融入华夏。

所以说，黄河流域是各族人民的大熔炉，从中熔炼出了今天的中华民族。

黄河文明的兴衰与未来

黄河文明是否应该或可能长盛不衰？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力和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地理环境一般起到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黄河文明的兴衰，也是如此。黄河流经世界上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以及黄土冲积形成的大平原。在文明的早期，的确有它的优势，但是随着气候的变迁，黄河流域气候总体上逐渐变得寒冷、干燥，缺点也逐渐显现。它的降水集中在每年夏秋之际，而且集中在中游。那么大的降水量，又那么集中，冲刷着深厚疏松的黄土，造成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而黄河中游的水量大，虽然河水的含沙量非常高，但是沉积不下来。等过了晋陕峡谷，出了龙门，特别是过了小浪底，到了平原地区，河床变宽，坡度减缓，造成黄河河水中每年十几亿吨的泥沙，有一大半沉积在下游河道。因为泥沙堆积，河床不断地升高，历代不得不加高堤坝，形成了所谓的“悬河”—河床要比两边的土地都高。在河南开封，黄河高出南岸八到十米，最高的地方甚至达二十米。想象一下，三五层楼高的水都靠堤坝拦着。于是堤坝越筑越高，越筑越宽，成了恶性循环，黄河下游基本失去了水运的功能。除了天灾以外，还有人祸。黄河跟淮河本来是两个毫无相干的水系，北宋末年将领杜充决开黄河堤，企图阻挡金兵，谁知道一决口，黄河往南流到了淮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黄河夺淮。又如一九三八年六月初，国民党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下令扒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大堤，造成黄河水向东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洪水沿淮河泻入洪泽湖、高宝湖，汇入长江，受灾面积达五十四万平方公里，历时九年半才恢复故道。

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

因此，黄河文明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天灾与人祸共同造成。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既是黄河文明早期最大的优势，也是黄河文明衰落的根源。

具体来说，可以将黄河兴衰的原因，简单归纳为六点：一是气候环境的变迁;二是长江文明的兴起—长江文明的兴起，客观上讲加速了黄河文明的衰落;三是黄河改道，形成大量的泥沙堆积，破坏了自然环境;四是战争动乱的破坏，中国历史上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最大的，正是政治中心所在的黄河流域;五是人口的外迁，人口南迁对于南方来讲，增加了人口，提高了生产力，文化上也得到了交流，但对黄河文明本身来说，毕竟是一种损失;六是近代沿江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河口位置、下游的地形地貌，使得黄河在近代，尤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占优势，而沿海地区、长江沿岸、珠江沿岸因海运、水运的便利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那么，黄河的未来会怎样，黄河文明是否从此衰落了呢？其实，衰落和复兴是相对的。从过去的七十年来看，黄河已经进入了复兴的过程。首先，七十多年来，黄河保持了安流，有过几次水灾，但没有出现改道和大的决口。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其次是水土保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黄河流域中游的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理，都获得了成功。如今流入黄河的泥沙大大减少，甚至反过来需要担心，流入黄河的泥沙太少。原因在于，黄河三角洲本来每年可以“长”出一片土地，从一九四八年黄河回归故道开始，这里已经长出了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近年来，非但没有长出新的土地，还因为海水的冲刷，一些地方出现海水倒灌、陆地冲蚀的现象。

此外，还有黄河流域的综合开发和环境保护，从上游开始，修建起了几十座大坝和水利工程，大多是发电、灌溉、防洪、防凌综合利用。特别是，未来如果更广泛地利用新技术、新产业、新资源的话，黄河流域能够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使自然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黄河文明的复兴，在未来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解決，那就是怎样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因此，黄河流域的人文资源及其价值，将重新得到肯定和发挥。因为这些人文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不可替代的，在弘扬传统文化、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和康养产业的开发等方面发挥优势。可以相信，未来的黄河文明必然会随着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而繁荣，但要使黄河恢复到独尊的地位，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期待未来的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与长江文明以及其他亚文明一起，全面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能够永葆青春！

最后，我要将拙著《黄河与中华文明》中的一段话，献给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像黄河、长江这样长达数千千米的大河，从源头到出海口，流经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如雪峰、冰川、高原、峻岭、悬崖、峭壁、隘口、洞穴、湖泊、沼泽、湿地、峡谷、深沟、瀑布、激流、石林、土林、荒漠、森林、草原、平原、沃野，栖息有各种飞禽走兽，生长着各类奇花异草，构成色彩斑斓、赏心悦目、俊秀雄奇、千姿百态、惊心动魄、磅礴浩荡的景观，不仅是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是深厚的精神源泉。诗人抒发激情，画家描绘美景，哲学家在沉思中期待顿悟，艺术家在探索中寻找灵感，政治家在谋划大局，军事家在观察险要，芸芸众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英雄豪杰叱咤风云，惊天动地。一些特殊的景观或环境，会唤醒人性中的真善美，升华为对自然、对人类、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信念、信仰，经过杰出人物的阐发和推广，形成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或坚定的信念，它们本身也因凝聚了历史，经历了沧桑，而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象征、时代烙印、历史记忆。一条大河就是一首颂歌、一篇史诗、一部历史、一个时代！（中华书局2020年）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八十四期所作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