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宝民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天圣八年（1030）甲科前十名进士及第，官至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卒谥“忠惠”，累赠少师。所作《荔枝谱》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有《端明集》传世。其诗文清妙，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在中国书法史上，蔡襄被誉为“北宋四大书家”之一，且是有宋以来第一人，引领整个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趋势，是“尚意”书风的先导者。今笔者不揣拙笔陋见，对蔡襄遗存的书法墨迹和刻本中的《入春帖》《南归帖》进行考析，论正两帖身份归宿问题，以求正于诸同仁。

一、《入春帖》《南归帖》考析

1.《入春帖》，纸本，草书。信札一则，凡十一行，共一百二十字，纵30厘米，横41.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图1）。历史上，此帖有许多别名：《蔡襄集》称《致公绰仁弟书》，《平生壮观》称《公绰仁弟》，《大观录》称《公绰札》，《敬一堂帖》《渤海藏真帖》中皆称为《与公绰仁弟书》等。

图1 蔡襄 草书入春帖 30cm×41.1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襄启，入春以来，属少人便，不得驰书上问，唯深瞻想。日来气候阴晴不齐，计安适否？贵属亦平宁。襄举室吉安，去冬大寒，出入感冒、（积）劳，百病交攻，难可支持。虽入文字，力求丐祠。今又蒙恩，复供旧职，恐知，专以为信。前者铜雀台瓦研，十三兄欲得之，可望寄与，旦夕别寻端石奉送也。正月十八日，襄顿首。公绰仁弟足下。〔1〕

蔡襄的书法，崇尚法度，诸体皆擅，草书一体更具独特面貌。他大胆开创，用“散卓笔”写“散草”，谓之“飞草”，如《思咏帖》《陶生帖》《虹县帖》都具有其自成一家的“飞草”特点。然观此《入春帖》，取法《阁帖》，出入魏晋，笔法纯正。虽尚未具有“飞草”之洒脱，然草法醇正，技巧娴熟，墨色变化丰富，整体真淳婉美。如“相”“适”“贵”“举”“难”“复”“为”“寻”等字皆出王羲之诸帖，笔笔精致，处处古意盎然。“从心所欲，而不愈规矩”，温文尔雅，亦如涓涓细流，又不乏自然生动，从中可以窥见蔡襄临习《阁帖》之勤奋与深入。

《入春帖》中云：“今又蒙恩，复供旧职，恐知，专以为信。”最后署“正月十八日，襄顿首”。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载“丁父忧，服除，判三司盐铁勾院，复修起居注”〔2〕；其《自书诗稿》云“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外除赴京”〔3〕；皇祐三年十月抵京，作《自书诗稿》示欧阳修；《续资治通鉴》载：“皇祐三年十月，蔡襄当殿奏救御史唐介……”这些史料所述都可表明：蔡襄从皇祐二年十一月，从仙游家中，携寡母暨妻孥启程赴京，至皇祐三年九月前，一直处在赴京的道中，历经十一个月，几近一年。在这期间，蔡襄一家人走走停停，探亲访友，观光赏景。皇祐二年岁末，蔡襄冒雪行至浙江衢州。长女婿谢仲规于皇祐元年（1049）春闱，登冯京榜进士，时授越州萧山县尉。想必，皇祐三年春节大雪封路，蔡襄就地在新婚不久的长女婿家中过年。据此，可以确定《入春帖》书写时间和地点：皇祐三（1051）年正月十八日，在长女婿谢仲规幕府写成。

2.《南归帖》，拓本。行草。信札一则。凡八行，共五十三字（图2）。《蔡襄集》称《又致葛公绰仁弟书》。

图2 蔡襄 行草南归帖拓本

南归殊幸，不意遂有长子匀之变。动息哀痛，何可为怀！蒙书问，感念深至。灾祸中无由驰谢。旦夕都门相见。不一一。襄启上，公绰仁弟足下。〔4〕

此帖是蔡襄在伤子悲恸中回复公绰之信札。纵观整体，书写仍然字字有法，亦如“端士正人”，不失君子之风，名儒之怀。明宋珏《蔡忠惠公别记补遗》中对此帖给予高度评价：“风骨秀逸，天真烂漫，尤为佳绝，虽奕奕饶姿韵，而结法出二王，殆无一笔失度。”〔5〕如“遂”“哀”“念”“绰”“弟”等字，无不外柔内刚，锦囊裹锥，用笔严谨。

此帖无日期，只能结合蔡襄《县君帖》《离都帖》等内容进行考察，相互印证，得出大抵的书写时间。蔡襄在《长子将作监主簿哀词并序》载：“至和二年，予出知泉州，侍亲南归。六月十五日，至雍丘（杞县），长子匀感疾。又明日，至宋都，二十二日逝去。”〔6〕依此获悉，蔡襄长子匀病故之日，为六月二十二日，事隔五日即“廿七日早”，蔡襄致葛宫（992—1072）《县君帖》：“襄再拜。伏承县君吉葬有日，襄以行路并亡男斋僧，赴期不及。谨遣州校少持菲礼，聊以亲戚之好，殊非丰腆，深自为愧。谨奉手状启闻，旦夕前行，此不一一。襄上。郎中七兄左右，廿七日早。”〔7〕信中告知“旦夕前行”，这说明蔡襄已基本处理好长子匀的丧事，有近日启程之意。而此《南归帖》中“旦夕都门相见”的“旦夕”，应指即日之时。而相约地点选在宋都（南京）城门，而不是驿站馆舍。蔡襄当日约“公绰”城门见面，究竟商议长子匀的后事，还是相约一起前往江阴参加县君（葛宫夫人）吉葬之日，就不得而知了。由此，笔者大抵可得如下观点：《南归帖》书写时间与《县君帖》相隔极近，应在至和二年（1055）六月廿七日前后几日，写于宋都南京（商丘）驿舍。

蔡襄在七月十三日作《离都帖》中载“旦夕过江”，按此信息论，蔡襄一家人，从扬州过江经润州（镇江）至江阴，不过两三天路程，完全可以如期参加葛宫夫人孙氏（七月二十九日）的葬礼。1980年12月，考古人员在江阴夏港发掘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中，在其出土的众多随葬器物中，并没有发现蔡襄所作的《瑞昌县君孙氏墓志铭》，只看到了孙四娘子的买地劵和牒文。买地券，木质，长52厘米，宽40厘米，墨书楷体，置棺前（图3）。该券文所记孙氏生卒与蔡襄所载生卒相差一岁：“维皇宋至和二年岁次乙未殁，故瑞昌县君得寿年六十一。于三月二十日终于家，取当年七月二十九乙酉，化龙乡祖茔。”〔8〕其内容与《瑞昌县君孙氏墓志铭》完全吻合，唯一不同之处是年龄相差一岁，可能是计算方式不同，或者后人勘误所致。至于蔡襄为孙氏写好的墓志，为什么没能及时镌刻埋志，不得而知。与其类似情况还有一处：20世纪70年代，在江阴夏港同一地点出土的尹夫人（葛寔之妻）墓中，同样，也没有发现蔡襄所作的《尹夫人墓志铭》。除此之外，蔡襄还为内兄葛宏撰写《葛君墓志铭》，为岳母承氏撰写《葛处士夫人墓志铭》，为从连襟吕士昌撰写《尚书职方员外郎吕君墓志铭》，至今尚未发现，有待今后考古发掘。

图3 孙四娘子买地劵(局部) 40cm×52cm 木质

二、《入春帖》《南归帖》受信人考

注释：

〔1〕吴以宁点校《蔡襄集·蔡忠惠集外集·二·轶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753 页。

〔2〕吴以宁点校《蔡襄集·附录二·蔡襄生平资料汇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934 页。

〔3〕水赉佑《蔡襄书法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 年第1 版，第156 页。

〔4〕同上，第172 页

〔5〕同上，第40 页。

〔6〕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654 页。

〔7〕同〔3〕，第153 页。

〔8〕苏州博物馆、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见《文物》1982 年第12 期，第28 页。

《入春帖》《南归帖》，是蔡襄书致“公绰仁弟足下”的两通信札，这位叫“公绰”的受信人是谁？与其又有什么关系？从蔡襄《端明集》中收录的《五月宿江阴葛公绰草堂》《葛氏草堂记》《答葛公绰求猿》《答葛公绰有序》等诗文，及其在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五日，蔡襄致葛宫的《与宾客七兄书》云“公绰数日前，见访敝斋，道话终夕”〔9〕中获知，受信人“公绰”即是葛公绰。蔡襄因娶葛清源为妻，一生与江阴葛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志学之年开始，直至去世，始终保持着亲密关系。在其留存至今的书法墨迹和刻本中，颇有一部分信札是写给内从兄弟的。由此可以断定：蔡襄与葛公绰为婚兄弟关系。那么，在蔡襄众婚兄弟当中，谁又字号“公绰”呢？据上湖草堂《葛氏宗谱》记载，蔡襄岳父葛惟明姊妹四人兄弟三人，二弟葛惟甫与吴氏生有四子三女。宋郑戬《宋故寿昌县太君吴氏墓志铭》载：

四子：长曰宫即屯田君，次曰寔（实）、曰宓（密）举进士，试礼部入策……三女：“长……进士，次适婺州司法参军吕士昌，次适信州判官章口……有文有政，内外孙二十有七人。〔10〕

蔡襄《端明集·葛氏草堂记》卷二十八载：

予谓之曰：子之兄子（葛密）、雅（葛宫）君而下，皆以文艺中科，走官四方。〔11〕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载：

予曾祖通议（葛密）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义，作四并堂于东园。〔12〕

秦观《淮海集·葛宣德墓志》卷三十三载葛密与其兄葛宫：

相继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寿考为搢绅所推，诸子若孙行学闻于时者，相属阖门百口，有古雍睦之风，今东南大族，称孝友者，曰“江阴葛氏”。〔13〕

依上所据，足以证实葛惟甫与吴氏生有四子三女。长子葛宫，次子葛寔，三子葛密，至于第四子葛宥的名字，因志文漫漶不清，未能显现，但在志文后署款有“男宥谨书”字样，即为其四子“宥”。此据有力地推翻了清缪荃孙在《江阴葛氏世表》中所考—“葛惟甫有子二：葛宫、葛密”的错误论断。上湖草堂《葛氏宗谱》载：

葛宫，字公雅（992—1072），惟甫长子，善属文，上《太平雅颂十篇》，真宗嘉之，召试学士院，进两阶。又献《宝符阁颂》，为杨亿所称。历官秘书监太子宾客，知南剑州，以工部侍郎致仕，著《青阳集二十卷》（散佚）。配礼部郎中孙冕女，有子蒙，登进士第，处州缙云尉，女一人。（宋史有传）〔14〕

葛寔（实）字汉公，惟甫次子，以兄荫补官，将作监丞，又太子中舍。配陈氏继史部员外郎尹少连女，子四人：令彦、汝竒，皆举进士。女适真定元氏主簿施砚，次女不详。（见《葛氏宗谱》卷六）〔15〕

葛密（宓）字子发，（999—1082），惟甫三子。官“承务郎，守太子右赞善大夫，骑都尉”，未及五十岁致仕，退居青阳上湖，自号草堂逸老。平生为诗慕李商隐，有西昆高致。著《上湖集二十卷》《戈阳酬唱三卷》《隐居唱和十卷》等，皆散佚。配胡氏封“安定县君”，继配陈氏封“颖阳县君”，加赠郡太君追封硕人。子六人：书元、书思、书举、书言、书绅、书臣；一女适配官至中大夫，京西转运副使徐安道。（宋史有传）〔16〕

葛宥，字公绰，惟甫四子。荐乡不第，抗志林泉，建草堂，以与士大夫游，著《草堂集》（散佚）。赠中散大夫，生于大中祥符己酉（1009），卒元丰癸亥（1083年），奉议郎蔡卞撰墓志铭。配强氏，有男三人：长奉世字庆伯，以伯荫补官，进士及第，历安泰详虢，六充等州守，终尚书刑部郎中；次当世、次长世。女二人：一适光州司马丁瀣，二适孟州司马张易直。（见《葛氏宗谱》卷六）〔17〕

从宗谱可以看出：葛宥，字公绰，生于大中祥符二年，明显比蔡襄大三岁。然蔡襄称呼葛宥为“仁弟足下”，可以证实，蔡襄夫人葛清源比葛宥年长，至少同龄但月份大。对此，蔡襄随夫人称呼葛宥为弟，完全情有可原。（见葛氏世系表）

三、蔡襄与葛公绰交游考

葛宥的个人遗存资料甚少，难以稽考，所著的《草堂集》早已失传，《葛氏宗谱》所载蔡卞（1048—1117）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也无从查询。目前能够看到葛宥的遗留作品，只有两件断文残志：一是为其母书丹《宋故寿昌县太君吴氏墓志铭》（20世纪70年代出土），二是为其兄葛密继配夫人撰写《宋故颍州陈氏夫人墓志铭》（1930年出土）。

蔡襄和葛宥之间的交游，应从蔡襄参加完乡试之后开始。蔡襄家居福建仙游，为方便赴京师开封参加省试（礼部）、殿试，减少往来之间的长途跋涉。天圣中，经时任仙游县尉凌景阳推荐，蔡襄携弟高到江阴拜葛惟明为师求学，并寓居在葛氏家族长期供养的悟空寺接待院。自此，蔡襄开始与葛氏家族成员结交。因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尤与葛宥接触频繁，情义甚笃。在今存的蔡襄墨迹和刻本中，不仅有致葛宥的信札，而且在其《端明集》中，也有五篇唱和诗文被收录。

皇祐四年（1052）二月，蔡襄应内从弟葛宥之邀，撰写《葛氏草堂记》，在其记文中，把葛宥在江阴青阳营建的东园草堂，描述得美轮美奂，令人神往：

葛君公绰，即其居之东园，植竹桧果花几万本，又因其高下以为丘池，疏渠行水于其间，冠丘以亭，跨池以梁，作堂其中，可以安处而游息焉。〔18〕

这园林式草堂，宛如世外桃源一般，蔡襄曾多次来此小住。皇祐三年（1051）初，携家赴京任职，五月途经江阴，宿住葛氏草堂时，作《五月宿江阴葛公绰草堂》诗来赞美此园：

曾解征衣寄草堂，枕边泉石自生凉。休伦仙诀能延寿，暂得身闲梦亦长。〔19〕

一方面赞美环境的适宜，另一方面也表达出自己暂无公务缠身，住在这么舒适的园中，睡得香甜，梦亦美好，身心得到了放松，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在蔡襄的笔下，葛宥不仅是位士绅，而且还极具“魏晋风度”，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在他的记述中跃然展现：

予尝过之，公绰指而谓予曰：宅于山，虽有岩壑靓深之趣，然以人远，欲从贤豪游，不可得也。至于都城，虽与人近，然俗尘时溷人意，欲自清迈，不可得也。吾不晦于山，不汩于城。堂中储书数百千帙，先生当前，子弟群植，考经义之微，咀文章之华。如是者，吾所以学为业也。若夫花飞而草长，竹阴而泉鸣，蟹鱼果蔬，俛仰掇拾，登临据倚，醉欢笑歌，此吾所以从宾游也。宾既休矣，虫鸟幽幽，树林暝色而烟归，荷芰泛光而月来，此吾之所以闲燕而自适也。〔20〕

对于一个出生在官僚地主家族、生活在“仁宗盛治”时期的人来说，能远离“俗尘时溷”，抛开社会担当与道德义务，抗志林泉，以学为业，与士大夫游，寄情山水草堂以“自适”，无异于鹤立鸡群。葛宥还对蔡襄说：“若东园之胜，吾专有之，吾无负于斯矣。”〔21〕对此，蔡襄在《葛氏草堂记》的最后，殷切希望葛宥要向其兄长子发、公雅二人学习，积极进取，以科取士，为国出力。用反问的形式结束全文，将情、景、理有机融合在一起，表达出不可沉迷于小我之中，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立意高远，使《葛氏草堂记》达到完美艺境：

予谓之曰：子之兄子、雅君而下，皆以文艺中科，走官四方。子之词业日益新，又将仕矣。然则所谓东园者，殆与仕而老归者为谋，子安能专有之而且不负也？〔22〕

葛宥认为自己营建的东园缺少灵性之物，为增添自然山林之趣，便致信时任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知泉州、徒知福州期间的蔡襄，觅求幼猿饲养。为此，蔡襄专门作《答葛公绰求猿》回复：

子求穉猿书至闽，我说猿意持赠君。吾州四面列岩巘，钜木轇葛凌氛氲。结窠栽槛走疾置，十日可至澄江濆。嗟怜庶品各有性，拘忧适喜无间分。彼猿之类宅丘壑，爱恋深厚编前文。戏禽虽传古仙者，射臂未许今将军。朝栖乔木之苍莽，夕饮幽涧之潺沄。山空月明一长啸，商船海上迎风闻。君家东园岂不美，桧竹翠密兰茝薰。斯猿傥忆故时侣，举首断隔千重云。纵之不遣乃得所，推夫此理惠泽雰。令吾郡邑决笼柙，蹄者奔逸羽者骞。因观微物通万化，譬诸献鹄良有云。〔23〕

蔡襄以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杭州军州事时，置身桃红柳绿之中，心情舒畅。“丙午年正月，邀葛公绰宿杭州山堂，公绰遗诗有‘为是山堂似草堂’之句，因以答之。”〔24〕作《答葛公绰》诗：

山堂争似草堂清，俗事随人百种名。赖有西窗春茗在，瓯中时看白云生。〔25〕

在蔡襄眼里，杭州山堂环境与东园草堂一样的优胜，让人恬静自得。只需倚栏临窗，悠闲地煮上一壶早春好茶，品清香佳茗，享受一番妩媚春光带来的惬意，至于各种公务世事随它去吧。诗文里暗示一种隐逸之意，流露出对诗酒自娱生活的向往，言辞间表达出对葛宥的情谊与思念。时隔不久，在蔡襄五十五岁寿辰之际，葛宥特地让人从无锡送来惠山的九龙泉水，以示祝贺，而这一日恰好也是蔡襄之母卢夫人九十二岁的寿辰。蔡襄惊喜感动不止，特作《公绰示及生日以九龙泉为寿依韵奉答》：

多谢山人远祝延，寿杯仍是九龙泉。余生事事无心绪，直向清凉度岁年。〔26〕

在这首诗里，蔡襄尊称公绰为“山人”，说明他已经完全认可葛宥的行为风格与生活方式。蔡襄自求外放杭州一年来，远离朝野党争，少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心态，多了一份“余生事事无心绪，直向清凉度岁年”的闲逸之情。是年十月，蔡襄母亲卢氏在杭州去世。十二月二十八日，归抵莆田，居家举丧，扶灵丁忧。祸不单行，仅隔半年，第二年（1067）夏，次子旬又不幸身亡，本就体弱多病的蔡襄，不堪打击，悲痛欲绝，不久便黯然病逝于莆田家中。这首《公绰示及生日以九龙泉为寿依韵奉答》诗，成为蔡襄与葛宥之间的最后绝唱。

结语

江阴自古是军事要塞，同时又是隋唐以来“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河”必经之地。不管蔡襄赴京任职，还是到漳州幕事，开封留守，求知泉州、福州、杭州，都要途径江阴。至于蔡襄来往江阴青阳具体多少回，无从稽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途径江阴，时间允许，定会逗留几日。从上述诗文、信札中，我们不难发现，蔡襄从至和二年（1055），妻亡子殇之后，与其婚兄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叔丈人的子女之间的往来，似乎变得更加频繁与紧密。尽管蔡襄一生走官四方，忙于公务，但对内从兄弟们有求必应，撰其墓志、唱和诗文、书信往来，至今留存达二十一篇诗文和信札。宋葛胜仲《跋法照阇黎君谟帖》云：“祖姑清源君实与君谟媲德，君谟尺牍抵诸大父无虚月，故予家藏其迹甚富。”〔27〕又在《葛君（权）墓志铭》中记：“初大父女兄，归枢密直学士蔡公君谟，君珍其笔迹，储之甚富。”〔28〕可见，江阴葛氏家族成员中，珍藏蔡襄的墨迹作品不在少数，可惜年代悠远，多不见著录。在遗存至今的（墨迹、刻本及文字）中，蔡襄与江阴葛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尺牍就有九通，可谓弥足珍贵，字里行间折射出蔡襄重情重义，一生胸怀感恩之心，与江阴葛氏家族始终保持不离不弃的关系，直到生命的最后。作为一代名儒重臣，承前启后的书家代表的蔡襄，其人格魅力更是光照古今。

注释：

〔9〕同〔3〕，第180 页。

〔10〕宋郑戬《宋故寿昌县太君吴氏墓志铭》，江阴博物馆藏。

〔11〕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494 页。

〔12〕见清盛宣怀、缪荃孙《常州先贤遗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 版。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第12 页。

〔13〕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1 版，第1086 页。

〔14〕元脱脱《宋史·列传》卷三百三十三第九十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年第1 版，第8569 页。

〔15〕民国三十八年刊本，上湖草堂《葛氏宗谱》卷六，第9 页。

〔16〕元脱脱《宋史·列传》卷三百三十三第九十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年第1 版，第8569 页。

〔17〕民国三十八年刊本，上湖草堂《葛氏宗谱》卷六，第17 页。

〔18〕〔20〕〔21〕〔22〕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494 页。

〔19〕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 版，第120 页。

〔23〕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 版，第45 页。

〔24〕〔25〕〔26〕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122 页。

〔27〕清盛宣怀、缪荃孙《常州先贤遗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 版，宋葛胜仲《丹阳集》卷十，第3 页。

〔28〕清盛宣怀、缪荃孙《常州先贤遗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 版，宋葛胜仲《丹阳集》卷十四，第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