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丽梅，王 岩，曲静艳，李兴超

苹果是重要的落叶果树，不仅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广、产量最多的果树之一，也是我国栽培的第一大树种，目前已有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栽培苹果。辽宁是我国最早引进西洋苹果的省份之一，在1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是我国苹果产业发展的奠基者、领跑者，对我国苹果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使苹果从业者、栽培者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我省苹果发展的历程、主要品种组成的演替，以及不同时期对我国苹果产业发展做出的贡献，笔者在查阅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所志、科技档案、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予以回顾，以期让苹果从业者以史为鉴，以历史的积淀为依托，传承和弘扬老一辈果业人自强不息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理论、创新的手段、创新的成果提升苹果产业水平，不断铸就苹果产业新的辉煌。

1 苹果发展历程与主要品种组成的演替

1.1 新中国成立前（1898—1949年）

1.1.1 引进期（1898—1911年）

辽宁引进西洋苹果始于俄国强租旅大 （1898年）后，曾从俄国引入苹果，引入时间晚于山东（1871年）青岛（1895年）。最初仅限庭院栽培，1902年旅大俄国农业试验场（现鲁迅公园）的‘国光’‘红玉’‘倭锦’‘黄魁’等品种已结果。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双方停战，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之租界权”“长春至旅顺口间的铁路和支路，及其一切之权利财产”“附属一切之煤矿”让于日本。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及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关东州和铁道附属地内占有大量耕地和荒地，并将其出租给日本人和中国人耕种。鉴于辽南气候、土质适于苹果栽培，而又嫌弃原有苹果价值低劣，相继从日本引进大批欧洲苹果品种在旅顺营城子 （后改为旅顺农场）、大连沙河口作初步试验栽培，但因苗木为日本繁育，不适宜旅大气候、土质，再加上品种不对路、运输时间长、管理沿用日本方法，成园寥寥无几[1]。

1.1.2 试验栽培期（1911—1921年）

鉴于失败的教训，1909年日本关东厅（日本占领区的最高行政机关）、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分别在沙河口、熊岳城设苗圃 （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前身），1911年在熊岳、金州繁育出第一批苹果苗木。熊岳的下野、冈岛，瓦房店的石丸，三十里堡的野田，周水子的柳元，营城子的铃木、田边，旅大的久保田等，均为当时果园的创设者，经营的果园都具相当规模[1]。1913年，熊岳城苗圃改为公主岭产业试验场熊岳城分场，下设的园艺科，主要进行苹果品种（46个）、树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试验，这是我省苹果栽培的起始。

1.1.3 快速发展期（1922—1945年）

日本人、当地的业主在南满铁路沿线经营的果园，666.7 m2产量可达500 kg，产值比种粮食作物高出20倍。丰厚的利润，刺激了一些富裕的当地人，他们也竞相投资买地建果园，掀起大面积栽培苹果的热潮[2]。1923年，李善祥（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在锦州城南创办生生果树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市果树农场前身），后改名为生生果园，栽植苹果树1.92 万株[3]。1927年关东州（旅大地区）及满铁附属地苹果栽培面积2 237.9 hm2，产量2 093.8 t；1931年面积为3 705.7 hm2，产量7 042.5 t。1937年，金州2 000余户经营的果树面积2 666.7 hm2，年产量1.25万t 。其中苹果占86%，远销日本、欧洲，成为当时亚洲著名的苹果产区[2]。到1945年全省苹果面积达3万hm2，株数在550万～600万株。日本投降后，由于受国民党骚扰和战争的影响，果园弃管（不修剪、不打药、不施肥）现象严重，造成树势严重衰弱，苹果腐烂病蔓延，到处可见病树、死树[4]。1948—1949年，省农业厅连续组织熊岳农业试验场技术人员分赴辽南各果产区，采取剪截病枝、刮除病部、涂抹石灰硫磺合剂抢救，虽病势大减，但仍不够彻底[5]。至新中国成立前，因腐烂病和冻害（1947/1948年）而死亡的约占总株数的1/3，仅存苹果树344.5万株，产量3.3万t[4]。

此期间，‘红玉’‘倭锦’‘新倭锦’‘国光’ 经十几年的栽培，表现良好，于1919年被果农选定为主栽品种。日本人于1914—1932年在熊岳城分场进行43个品种（1～5年生） 比较试验，1933年发表了有希望的19个品种。但其中12个品种在生产中经济价值不高，未被栽培者所认可，只有‘黄魁’‘红魁’‘祝光’‘红玉’‘鸡冠’‘元帅’‘国光’ 定为推广品种。1935年，‘国光’‘红玉’‘鸡冠’‘倭锦’4个品种的产量超过60%，‘黄魁’‘祝光’为早中熟品种中栽培最多的，原有的中国苹果‘绵苹果’‘槟子’‘沙果’等几乎被西洋苹果所取代[4]。

1.2 新中国成立后（1949—2021年）

1.2.1 快速发展期（1949—1980年）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强化老苹果园管理，苹果树腐烂病、桃小食心虫等得到有效控制，树势恢复，产量迅速回升。土地改革期间，将日本人、资本家、地主等经营的果园、生产资料划归国家、集体所有，相继建立国营农场、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同时，党和政府为鼓励发展果树生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发放无息贷款、减免农业税、成立果树技术改进委员会、供销总社等。1955年，国家明确提出“果树上山、下滩，不与粮棉争地”的果树发展方针，农业合作社将集体所有荒山、荒地开垦，种植果树；1957年，农业部召开“全国果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继续扩大辽南苹果基地；1973年，农业部、外贸部及全国供销社联合召开“提高外销苹果质量专业会议”，决定在辽宁建立外销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在政策调动、行政驱动、典型园带动、技术服务驱动下，栽培面积迅速扩大，生产分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52年，我省有万株以上的县只有9个（盖县、 复县、 新金县、金县、营口县、庄河县、海城县、绥中县和兴城县），栽植10万株以上的县仅有6个（盖县、复县、新金县、金县、营口县和海城县），到1980年，栽植苹果树10万株以上的县区已达49个[6]。从表1看出，1980年苹果栽培面积、产量、株数分别为15.34 hm2、61.01万t、5 207.9万株，产量、株数是1949年的18.18、15.1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7%、9.15%。1949—1974年，我省苹果产量一直位列全国第1位（其中1972年为第2位），1962年产量在全国占比最高（76.0%）；1975—1980年一直居于全国第2位。

表1 辽宁省不同时期苹果面积、株数、产量变化 万hm2，万株，万t

在苹果栽培面积、株数、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主栽品种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光’占30%～35%，‘红玉’占20%～30%，‘倭锦’占10%，‘鸡冠’ 占10%，‘祝光’‘黄魁’‘红魁’‘金冠’‘元帅’‘旭’‘青香蕉’等占20%左右。1951、1953、1956年，熊岳农业试验站（现在的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局特产处、 中央农业部经济作物生产总局相继提出应重点推广 ‘国光’‘金冠’‘红星’‘元帅’‘红玉’‘青香蕉’‘甜香蕉’‘赤阳’‘祝光’‘黄魁’‘红魁’等10余个品种。1963年‘国光’株数已占60%左右，产量占57.6%；‘红玉’株数虽占10%，但产量仍占15.5%；‘倭锦’‘鸡冠’的产量各占11.8%、8.1%[4]。1964年省农业厅批准我所选育的11个新品种作为正式推广品种，其中‘伏锦’‘迎秋’ ‘锦红’及以后的‘辽伏’‘甜黄魁’等品种列为六七十年代重点发展[7]。70年代后，提出增加形、色、味兼优的元帅系、‘金冠’及自育苹果新品种，少量发展‘鸡冠’，停止发展‘红玉’‘倭锦’[4]。据辽宁省栽培果树资源普查资料，1980年，苹果主栽品种组成由原来的‘国光’‘倭锦’‘鸡冠’‘红玉’变成‘国光’‘金冠’‘元帅’系、‘鸡冠’。苹果早熟品种（‘伏红’‘甜黄魁’‘辽伏’‘瑞香’‘祝光’等）的总面积、株数、产量占比分别为4.2%、4.4%、1.8%，中熟品种（‘迎秋’‘双红’‘伏锦’‘八月酥’等）分别为13.5%、12.3%、4.7%，晚熟品种分别为82.3%、83.3%、93.6%（其中 ‘国光’ 分别为56.4%、60.2%、70.8% ，‘金冠’ 分别为6.4% 、6.6% 、3.8%，‘元帅’ 系分别为5.7%、6.1%、2.0% ，‘鸡冠’ 分别为5.5%、6.0%、6.4%）。

1.2.2 持续、快速发展期（1980—1996年）

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行政干预减弱，果农自主选择性与积极性增强。1982—1986年连续5年发布中央1 号文件，1984年辽宁省果树资源与区划确定了苹果栽植区划北界，并提出苹果商品基地建设、 苹果生产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意见[8]，同时，省内科研、教学单位不断推出自育品种，加之大量引进国外新品种，其中1966年引进的‘富士’栽培成功（1981年全省25 万株，1983年获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些均为苹果产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80年，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率先引进的‘红富士’（‘长富2’‘长富2’‘秋富1’），并作为组长单位于1982—1984年组建全国11 省（直辖市）共同开发推广‘红富士’，其中在大连、营口、鞍山、锦州、朝阳等6 个市的16 县（市、区）建立研究基点28 处（大连辛寨子、瓦房店驼山、庄河长巨、盖县虎斗马峪、绥中前所农产等），开发协作网点125 处，170 余人参与，开发面积累计1.73 万hm2，650 万株，总产量174 万kg，占全省当时总产量的11.9%。1985—1990年，中国农科院果树所作为全国牵头单位成立了由12 个省市参加的 “全国‘新红星’苹果技术开发协作组”，共同开发‘新红星’苹果[9]。1979—1987年，我所引进的‘超红’‘首红’‘新乔纳金’‘福岛短枝红富士’‘早熟富士’‘王林’‘红津轻’等18 个品种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10]。由于对引进的国外品种极度关注，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发展新品种热潮，栽培面积迅速上升，老品种如‘国光’‘倭锦’‘鸡冠’‘红玉’逐渐减少，从而改变了过去品种单一、老化、缺乏竞争力的局面。

从表1看出，1980—1996年苹果栽培面积、产量、株数持续、快速增长，仅用16年时间就由1980年的15.34 hm2、61.01 万t、5 207.9 万 株，增 长 到1996年 的26.14 hm2、150.60 万t、1 2551.0 万株，年均增长率依次为3.37%、5.81%、5.65%，总面积、总株数达到了苹果栽培史上的最高值。但在全国的地位下降了。1993年，陕西省苹果总产量超过辽宁，辽宁省苹果总量位居全国第3 位，为119.61 万t，占全国苹果总产量的13.25%；1994年，河南省苹果产量超过辽宁，辽宁省苹果总产量降到第4 位；1996年辽宁苹果产量达150.60 万t，排在山东、陕西、河南和河北之后，下降到第5 位。除此之外，在苹果主要品种组成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1]。据省农业厅统计资料，1996年 ‘国光’ 面积由1979年的56.4%降到43.5%，‘红富士’‘乔纳金’ 面积从无到有，猛升至占总面积的29.8%和4.6%。

1.2.3 结构布局调整期（1997—2006年）

1980—1996年苹果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隐患。1997年大部分苹果产区的产量供过于求，积压严重，出现卖果难，果价比1996年低40%，效益低下，果园粗放管理、弃管、刨树现象时有发生；1998—1999年、2000—2001年连续发生严重冻害，非适宜区栽植的新品种损失惨重，但‘寒富’苹果在生产上表现突出，并作为我省2003年以后重点推广品种。同年，农业部制定了苹果优势产业带发展规划，我省也相应地制定苹果优势区域发展规划，果农也逐步认识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栽的重要性，不再盲目追求面积，扩大种植，而是根据苹果新品种特性理性发展。

从表1看出，2006年苹果栽培面积为10.91万hm2，比1997年减少12.55万hm2，降至历史上最低点；产量、株数分 别 为130.34 万t、6 172.4 万 株，分 别 比1997年 减 少30.81万t、4 533.6万株。1999年，我省苹果总产量为146.98万t，占全国苹果总产量的7.07%，被山西省所超过，位居第6位。之后基本稳定在全国第6位，但与陕西、山东、河南等苹果生产大省的差距逐渐拉大[11]。2004年‘国光’面积降至32.8%，‘红富士’上升至35.4%，‘新红星’‘超红’‘首红’上升至5.0%。

1.2.4 高质量稳定发展期（2007—2021年）

此期进一步以优势与特色为导向优化果业区域结构，最适宜区适度发展，适宜区择优发展，次适宜区控制发展，非适宜区杜绝发展。品种结构上控制‘红富士’面积，因地制宜地选择好吃、好看、好管、耐贮藏优新品种，不断提升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水平，争创名优品牌，确保果品供给在品种、花色、质量上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要，使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相匹配，为果树生产向高质量、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间，‘寒富’苹果作为我省主推品种大力发展，特别是沈阳市发布 《沈阳市 ‘寒富’ 苹果产业发展三年规划（2016—2018年）》，计划加大苹果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争创“中国沈阳‘寒富’苹果”地理标识，打造“中国‘寒富’苹果第一市”[12]。这为‘寒富’快速、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表1看出，到2019年末，我省苹果面积由2006年历史上最低点10.91万hm2上升至13.65万hm2，产量逐年提高，由2006年130.4万t增加到248.80万t。据省农业厅统计资料，2018年‘寒富’上升至第一位，分别占总面积、产量52.9%、45.3%，成为我省第1主栽品种；‘红富士’‘国光’‘金冠’‘乔纳金’ 分别占总面积的21.9%、11.1%、4.5%、3.9%，分别占总产量的27.3%、13.5%、4.5%、4.4%。完成我省第2次苹果品种更新。

2 主要贡献

在苹果产业1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辽宁省对我国苹果产业快速发展起着品种供应、 促进品种更新换代的作用，也起着出口创汇的先导作用。目前虽然面积和产量落后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但仍还是我国苹果生产大省，并在苹果种质资源保存、苹果新品种选育、 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苹果优良品种的脱病毒等方面，仍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现仅就苹果资源的引进保存利用、性状鉴定与育种应用、资源的系统整理与评价做一概要阐述。

2.1 品种资源圃的建立与保存

熊岳农业试验站在1949年就对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苹果品种进行建圃，并制定详细的观测标准进行系统观察记载，同时注意收集引进新的优良品种资源，1950年保存苹果品种118个，杂交后代1 200株系，其中大苹果×大苹果710株系，大苹果×铃铛果500株系。1953年建成我国最大的苹果资源圃。随着研究的深入，资源圃规模不断扩大到1979年圃地面积达7 hm2，保存各种类型资源600余份。80年代后，资源圃转设到中国农科院果树所（辽宁兴城），1988年建成，占地面积12 hm2。圃内重点收集保存生产、科研应用价值较高的优良资源，到1995年保存苹果属栽培品种和类型527份[13]，为我省在不同时期向省外不同地区持续提供品种，为育种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2.2 自育、引进品种的应用

据不完全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中国农科院果树所、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共选育出苹果新品种62个，其中通过杂交选育的53个，占我国杂交育种品种（145个）总数的36.55%。据档案记载，辽宁省为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源源不断提供优良品种大致分为4个阶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为18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提供接穗5万余条，品种有‘国光’‘红玉’‘元帅’‘鸡冠’‘金冠’‘倭锦’‘祝光’‘黄魁’等数十个。六十年代后至八十年代前，主要向上述地区提供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选育的11个品种，部分省区将‘迎秋’‘锦红’‘甜黄魁’‘辽伏’‘伏红’‘伏锦’等品种作为主栽品种。‘迎秋’‘锦红’‘甜黄魁’品种于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辽伏’于1990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改革开放前20年，是国外品种引进高峰期，特别是‘红富士’‘新红星’‘超红’‘首红’‘新乔纳金’等品种，因其丰产、优质、价格高、效益好，备受辽宁各地区果农喜爱，仅1984年向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南等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厅、科研单位提供‘红富士’苗木400余万株，其中包括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原种苗木100万株，为各省扩大繁殖苗木奠定了基础，为完成我国苹果品种第一次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九五末期，随着‘岳’系、‘华’系、‘寒富’等新品种推出，极大地丰富了辽宁省自育苹果品种的构成。其中沈阳农业大学1994年选育、1997年审定并命名的‘寒富’苹果，因具有果大、色红、结果早、丰产性好、抗寒、耐贮等优点，逐渐被果农所认可，栽培面积迅速扩大，产量逐年增高，到2018年底，全国栽培面积近20万hm2，成为我国自主选育的273 个苹果品种中栽培面积最大的，也是辽宁省目前面积最大、 产量最高的第一主栽品种。其中以前从没有大苹果栽培的辽宁省沈阳地区目前已发展到2.67 万hm2[14]。

2.3 苹果育种理论研究

我省自1951年开始进行杂交育种工作，是我国最早进行杂交育种的省份。在以选育新品种为主要目的的同时，也注重应用基础研究，在品种杂交后代性状遗传规律、缩短童期、促进杂种实生苗提早结果、性状相关性和预先选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在《园艺学报》《中国农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苹果杂交中某些性状的遗传”“苹果杂交实生苗提早结果研究”“苹果杂种实生苗的性状发育与选择”“如何正确选配苹果杂交亲本”“‘富士’ 杂交后代果实内在品质性状的遗传”“‘金冠’苹果杂种后代的遗传倾向”等有重要影响的论文10余篇，为加速我国提高苹果育种效率起到指导作用。

2.4 苹果资源的系统整理与评价

辽宁省苹果种质资源研究工作起步早，对资源系统整理与评价主要体现在3部科技专著上。

《东北苹果品种解说》是由辽宁省熊岳农业试验站苹果研究室李荣寰、 杨彬等编写，1957年出版发行，至1965年9月印刷3次。这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我国苹果栽培简史和各地主要品种的著作。书中介绍了苹果品种的描述和记载方法，苹果新品种的14项生物学特性，按不同成熟期分别描述和评价了100个苹果品种，其中大苹果82个，小苹果18个，并且配备黑白图片或线条图（其中‘迎秋’为彩绘图）[15]。

《辽宁苹果品种志》是由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李荣寰、杨彬等编写，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2月精装出版。这部专著是在对苹果各品种多年观察记载和深入研究基础上撰写而成，全书分为3章，共记载348个苹果品种，对其中298个品种性状进行描述与评价，并附有彩绘果实标本图[4]。该书1981年获辽宁省出版局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优秀图书一等奖，198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中国品种志·苹果卷》是由中国农科院果树所为主编单位，组织全国30余名苹果资源研究者共同编写的，主编为陆秋农、贾定贤，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杨彬为副主编，1999年12月出版。全书分为9章，分为总论、各论，记述了见于生产栽培和研究单位保存的品种共660份，列表记载品种210个，配有主要品种彩图84幅[13]。上述3本专著完整、系统、深入地总结了我省乃至我国苹果种质资源的研究结果，为苹果科研和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