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万纲

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多次重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双循环，如何开启内循环已然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

“双循环”的战略意图

第一，内循环与外循环互动互促是核心追求。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内循环与外循环联动，以强大而整合的内循环势能去冲击和拓展外循环。之前也有朴素的内外循环，可是外循环没有提升国家品牌，内循环没有启动内需，尤其是内外循环没有贯通起来。我们的意图很清楚，把内部大循环打通、拓宽、挖深、联结、生态化。用内部大循环把人口红利、教育红利、中产红利、消费红利、城市化红利、基建红利、投资红利、环保红利、科创红利、数字积极红利等集结在一起。用大市场营养大生态、哺育大科创、聚合大产业、缔造大城市、培育大品牌、促进大链条、沉淀大资产、促进大财富。然后用内循环的外溢成果——科技、平台、产业、品牌、新生活方式等去征服外部循环。这样才能做到“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第三，外循环与内循环之间互促互动，以深度、广泛、多元的外部循环，从全球获取各种要素，来促进和服务于内循环。意识形态污名化、金融系统打压化、贸易系统施压化、科技企业遏制化、供应链去中国化大背景下，中国必须深化大循环来广扩朋友圈、广结利益网、广拓伙伴群、广搭合作台、广播交易众，要做到增信释疑，多元获取资源，多方交流科创成果，多面交融科创要素，多维交易战略资源，多端构建产业生态，多样打造创新合作，多层叠加合作深度。构建一个封锁不住、遏制不了、堵塞不能、延滞不行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与国际的资源大撮合平台、要素大流动平台、合作大拼租平台、生态大聚合平台。

第四，只有通过庞大的内循环来把中国红利整合、串联、拼组、生态化集成在一起，使之成为中国生机勃勃的市场中不可切割的部分，才能使得中国红利成为硬气的谈判筹码。通过强大的、网络化的、集成的内部循环，要制衡那些通过高吸引力服务贸易，通过点对点业务挖掘，独特产品与服务，高端客户特殊渠道营销等方式，对单向利益攫取型国家和组织，要形成不融入中国就没法分享中国的格局。中美贸易争端走向复杂化全手段化，必须把内部循环这个大武器用好，中国对美欧最大吸引力是三方面：新富人群及其中高端消费、政府采购及基建、城市化及相关机遇。我们必须用内循环把三个吸引力整合起来，形成要分享这三个吸引力首先必须深入介入中国市场的逻辑。

第五，我们自己主动培育的内循环，产业链更安全，少了卡脖子等战略性资源外泄的漏洞。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最重要是可以维护产业链安全，可以打造堵塞点更少、卡脖子点更少、泄密点更少、更服务于社会和生态的绿色责任型产业链。

第六，只有强大的内循环、内产业链，才能真正拿下科创高地，占领科技无人区，引领人类与世界进步。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第七，促进N多供应链进一步打通，使得供应链不仅转不走，而更会迅速集聚于国内。抢在他人意图脱钩前，用内循环给我们的全产业系统、完备配套系统基础的工业体系进行急行军式升级，促进若干产业链完整、强劲、高活力、深结合地融合在中国大地上，进一步进行多产业链吸附及夯实。

第八，中国内循环是所有国内国际资本可以追逐的最大投资机会和领域。比如中国沿海地区大量地市有外循环，但缺少内循环，这样也就缺少对内循环的深入认识，不知道内循环是未来最大的投资机会和增长前沿。所以沿海发达地市企业和人民富了之后，还要引导大家思考怎么再发展，新的投资机会在哪里？又比如新富人群的手持货币，除了炒房，新的投资机会到底在哪里？如果能形成一个政策性资金、政府财政资金、国企资金、社会资本、国际资本共同合作的多层次多阶段多回报形态的合作机制，恰当地引导巨量资金进入内循环体系打造，国际上需要命运共同体，内循环也同样需要。

第九，各地要因地制宜，突破性地发展好内循环。内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不仅没有高质量的内循环，而且呈现优质人口外流，优质资产被外来资本阻隔，本地优质企业搬迁，本地发展机遇被周边先发城市及其资本抽取的恶性循环局面。这些地方的双循环不是跟隔壁地市要资源转移产业，而是要和北上广无缝对接，要和科技大潮流无缝对接，要力图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无中生有。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中国的国内大循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在于创新价值循环，中国道路优势循环。

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层次的循环。广义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由全球治理、洲际治理、政党治理、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国家发展动能治理、机构与组织治理、城市治理、农村治理八个要素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不是法制化、营商环境、消费信心、有为政府、有序公共产品这么简单的呈现，将会起到极大地促进内需、产业链、区域一体化、去除行政藩篱、打开最后的地方保护等关键作用。

二是顶层设计，打造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前瞻产业发展的贯通。这是为了实现在一系列千年大计的社会实验室、创新实验室、未来实验室、新政治结构实验室、新社会结构实验室、新经济结构实验室，一个前瞻展现中国未来的样本间，未来模式探索与创新平台，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全新的制度、治理、经济结构下的世界。

三是多个产业链的贯通及生态化。此轮内循环有个重大任务，就是利用好大循环，把产业链延链补链促链优链强链，尤其是要将各种堵点进行疏通，对卡脖子环节进行靶向打通，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卡脖子问题。

四是多个区域一体化之间的贯通。十个国家战略，十九个中心城市，N个都市圈之间的软硬件贯通与循环。唯有这种贯通才能在造就大进大出、大产业、大消费、大城市、大集聚。深化及扩展联通多地的一体化，去除行政及区域壁垒，促进资源无界流动自由配置循环。对冲不确定性，把全国各地之间洼地+高地式比邻竞争改造为一体化大开大合大协同的贯通格，碎片化市场经济贯通。

五是消费社会建设与财富分配循环。第一步，构建大量消费、超前消费、高品质消费的社会，为海量实物产品进化及服务贸易消费奠定基础。第二步，集合其如此大量的消费势能，通过进口形成的逆差，进行事实上的货币发行，既促进人民币在各国的储备（“十四五”末超过英镑、日元，仅次于美元与欧元的可能性是有的）。第三步，海外发债，低成本地把海外人民币吸回来服务于国内资本市场。第四步，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促进中国消费吸引力。

六是国内基础设施循环大通道，再畅通循环。铁路、公路、航空、水路大贯通，路网大集结，路网、水网、电网、油气管网、互联网、航线网集成建设，服务于区域广泛一体化。尤其是一些重大项目的推动，有可能极大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深化，比如红旗河建设、烟大海底隧道、引江济淮、黄河改道、沙漠治理。

七是多级城市化之间的循环。实现五级城市化之间的贯通，国际都市圈、区域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八是实现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循环。通过金融改革，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尤其是股市注册制，数字化监管改革，健全退市制度，探索分拆上市，换股收购等创新。促进和吸引优质上市资源在国内的上市，逐步引导实体经济红利有效正向传导至资本市场，使得资本市场也可以分享实体经济红利。反过来要由资本市场繁荣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向好。

九是多级国资之间互动，国资与社会资本互动循环。三级规划之间互动，全国国资规划一盘棋牵引三盘棋：央企一盘棋、省属国资一盘棋、地市一盘棋，形成多级国资之间的互促互动，同时也促进国资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协作互动。

十是市场化最后一公里的循环。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标准化资产只占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还是非标准化资产。因此各地如何深入发展各类交易所，把债权、债务、产权、海权、林权、土地资源、海洋资源、林地资源乃至各种排放权、排污权、频道使用权、特许经营权等非标资产进行更广泛的定价及流动促进，是实现中国市场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考虑到中国国情和市场发展阶段，对这些非标资产的定价及其交易，是真正促进让中国多样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让潜在供给、隐性供给、背景性供给、环境供给和非聚光灯下的要素供给流动起来，发挥其全要素生产力作用，恐怕是新时期我们面临的更大的一个任务。非标资产交易是市场化最后一公里。核心就是要做到各种要素的开放，无边界的高效流动，高效配置，一句话，要深刻、开放地追求全要素生产力。从要素上不仅提供多渠道多方式的资金，更提供多样化的人才，还提供多种多样的空间及土地解决方案，更提供更广泛的创新要素集成，多样化的资本供给制及资产再定义，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各种生态和外部环境的打造。

十一是产融创服贸学投建科网文建园多位同体大循环。中央对于金融绑架实体，脱实向虚很警惕，要求脱虚反实，要求金融为实体服务，要求摆脱西方的金融套利，金融剥削实体的寡头是垄断式做法，回到金融为实体服务，发现价格进行资本供给，一切的重心回到实体。也因此大量央企目前所做的产融结合，事实上是金融板块获利来弥补实体板块运营质量的不足，下一步如何深化到打造供应链金融、产业链金融和生态链接，如何超越简单的产融结合，上升到产业、金融、服务、创新等全方面整合，构成深度一体化。

十二是科创与内需，国家品牌之间循环。科创促进品质和消费升级，内需起量，促进产业化，促进超级产品创新，形成荷载着生活方式和城市运营创新的溢出性产品或服务，而这种带有海量人群消费，迭代优化过的产品或服务较容易作为领先的理念及产品形态走向国际市场，传播国家品牌。

十三是无人区科技创新循环。中国已经有了很多世界前沿的创新：载人航天工程、天眼工程、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深海探测工程；5G、超级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杂交水稻；青蒿素。未来还会进入一些前所未有的，人类首创的，突破基本原理和认知的，世界首台套的创新，其根本还在于更大层次上的科技规划、科技投入，大装置、大项目、大学科建设。尤其是围绕着基础研发和科研体制改革深化。

十四是新经济对旧经济的促进循环。新经济的核心内涵是新消费+新商业+新基建+新制造+治理经济（如国家治理能力所指向的5G、区块链应用）+环保生态经济+应急经济（各省的防疫及应急保障体系属地化建设，多备份化运作）。

十五是新旧体系切换所产生的张力及重构循环。内循环背后是“十四五”规划，“十四五”第一次把这么多改革与重塑集中叠加到一个五年规划中，这么多新旧系统切换，会产生大量的生产力释放，创新释放，要素释放，动能释放，要把这些释放出来的能量用好用足。

中国的国际大循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一是顶层设计与局部创新。做好国际大循环，既要依托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贸体系与全球融合，以及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基础结构，也要注重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双边多边经贸关系重构等中间系统建设，更离不开开放战略、走出去战略、国家关系管理等大体系大框架，更缺不得国家的长期大战略——基于防务、科技、金融、文化、外交、经贸的长远谋划和长期布局。此轮中美贸易争端为开头，逐步延伸为中美全方位博弈的斗争，将永远改变中国的合作和斗争哲学。

二是国际治理体系、高标准贸易规则、多边主义和公共产品。中国是全球高标准开放规则的参与者、维护者、建设者、创造者与领导者，将与参与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更多国家和地区构建平等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扩大与世界各国文化价值观和利益重叠交汇部分。中国将积极参与应对和解决全球性挑战和问题，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难民问题、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领土安全、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问题和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探索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能源革命、网络空间与太空空间治理规则。同时，中国将担当起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国责任：在维护国际组织权威性的同时渐进式改善；在维护既有国际标准规则的同时填补空白；推动构建超越冲突、超越发展阶段、超越单边利益的国际治理体系；提高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协调、均衡、效能、公平、创新与多元。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更好更开放更积极更包容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奖励创新奖励负责任奖励解决问题奖励发展的，这也和中国的价值观，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同构的。其核心在于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层次的全球治理。国际治理的开放与重构持续进化。

三是促进国际要素市场大循环。不仅从实物层次促进国际海陆空运输通道再疏通——如北极航线，促进要素交易的各种场所及规则建设，促进各种金融结算系统的建设，更从全要素生产力的高度来促进理念、认知、科技、创新等各种要素的发现。尤其深化服务贸易，可以极大地促进科创要素互动。

四是引导全球资金进入中国，引导全球先导性服务业，包括科技强劲金融企业进入中国。众所周知，此轮美国通过搞乱全球+恶化多国发展预期+驱赶全球资本涌入美国+操纵能源+非理性量化宽松+大水漫灌虚拟经济+悖离基本面和实体经济的用超级放量的资金鼓动股票回购及投资二级市场，从而把三大股指煽乎得虚火万丈。但资本市场的集体理性将在不远的将来不可阻挡地恢复。问题是全球哪个国家能提供如此庞大的投资机会，能消化如此海量的游资，能组织好这些资金有序投入到一个超级机会中来，无疑只有中国此轮的内部大循环才有这个可能性。有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还在路上，投资信心、精准监管都还在建设中，所以国际金融大循环未必能构建。这类看法只是个静态判断。我们要把此轮中国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两地股市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交易与监管改革统统放到国际国内大动态环境下去看，要和美国放弃实体经济偏激地单纯刺激和放大虚拟经济，然后由华尔街拉高打低再拉高再打低不断剪羊毛所引起的全球资本敢怒不敢言结合在一起，要和美国欲促进中美脱钩，阻挠中美科技交流，阻止中国公司赴美融资乃至限制和干扰中概股运作结合在一起；要和全球去美元化去美债化去美元结算化结合在一起，要和中国打造主权货币数字化，且欧盟、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都在推动数字货币，将形成世界共识并大规模应用，基于主权的数字货币联网趋势已在酝酿，美元结算体系即将被挑战结合在一起；要和能源革命，页岩油气，可燃冰，尤其是石墨烯及氢能，新一代核电及核聚变等新能源科技虽产业化路途遥远，但已然撼动石油信仰及产业化热潮结合在一起；要和中国内部大循环即将缔造海量的县域经济亮点结合在一起；和发展不平衡，内需被抑制，内需被滞后，创业创新被抑制的国情结合在一起；和多个国家战略数十万亿投资密集，结构化集成化投资内循环结合在一起。当然挑战也很迫切，如果布局，如何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如何不被资金的大进大出所伤害是严峻的挑战，但全球金融循环这件事是我们必须的选项和行动。

五是引导全球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团队、实验室、人才、知识产权服务与交易机构、科技金融机构、科技经纪人、多类型科技服务与中介机构，冲破各类壁垒和阻挠，绕过各种限制，围绕着共建共创共赢的理念，融合到中国内部大循环中来。打造各种科创领域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合作的格局，通过各式各样的合作方式与平台，将科创要素和产业需求结合在一起、将各种创新能力和纷繁多样的需求场景结合在一起、将各种产业的全球科创要素、科创能力结合在一起。

六是引导装备企业、制造企业、农食企业，以及销售通路企业多维度多层次多形态进入中国的大循环。在浩大的内循环中，把全球各类服务于美好生活的产品集聚于内循环，要用中国活力、中国文化、中国生活，缔造一大批国际投资者与中国内循环的成果。要用全球心智与产能服务于中国活力塑造，中国生活质量提升，中国消费升级。

七是全球合作与风险防控循环。促进各种形态的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合作，促进只有采取跨国合作才能防范和处理的各种风险事项的管理，由此深化国家间依存，促进国际社会之间打造除经贸关系外的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的合作，为国际大循环奠定广泛基础。

八是政党、体制、发展道路交流与借鉴。由各种制度及政党层面的交流，促进对发展路径、体制、国家治理层面更深刻的思考认知和合作，构建意识形态与体制互信。

九是正义力量、公信力、国家理性力量的建设与凸显。此轮国际间的各种风波，昭示着国际正义与认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必须时刻在线，不能失语或寡语，不能在舆论领导力上有赤字。而这种意识形态及理论领导力层次的大循环比较隐蔽，需要长期投入，更需要顶层设计。

十是之前简单的进出口平衡与比较优势导向的经贸关系，逐步走向政经挂钩背景下的经贸往来。全球范围内的政经挂钩的经贸关系标志着国家间将会越来越深化贸易循环、资源循环、科技循环、人才循环、创新循环的多位一体融合。

十一是产业链地位及全球分工地位调整背景下新循环构筑。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在动态调整，同时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地位和角色也在调整。一方面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要和各个国家间构筑合作友好的深入关系。

十二是供应链全球化互补化。如何在全球大部分中低端产业供应链加速向中国集中的大叙事当中，合理协作地引导高端产业向中国集中，或部件、关键技术向中国及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国家集中是当下的大思考。要谨防美式脱钩言论和操作，更要拿出创新手段去应对脱钩、民粹的逆潮。

十三是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新型关系。与各国打造新型关系是此轮促进国际大循环的重点，其核心在于对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在多个层次维度上的极度深入和创新实践。“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新的贸易轴心和产业协作、共同发展国际大平台，也成为中国推进国际大循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重要战略平台。

十四是一系列关键的卡脖子课题（防务、政治、文化、科技、经贸、资源、供应链、数字、人才、交易、规则、标准），需要借助大循环引领攻关。

十五是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能源、粮食、基因、数据、互联网、大宗商品、战略性资源、贸易通道、主权、金融等），需要基于“双循环”引领，在更高层次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