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定法

从2020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所作出的关系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党执政兴国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的国有企业，在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理应承担更大责任和使命。

双循环目的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国内产业链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链进行调整和重构，产业发展呈现本土化、区域化、扁平化趋势。2018年中美出现贸易摩擦之后，中美产业、科技脱钩问题备受各界关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则进一步加剧了欧美逆全球化、科技封锁趋势，直接影响到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扩大内需、产业链短板、经济安全、经济增长韧性等问题越发凸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必然选择。

自2000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贸易量增长了两倍，每年超过10万亿美元。然而，复杂的生产网络是为了效率、成本和接近市场而设计的，不一定是为了透明度或弹性。如今，生产网络所处的世界经济经常出现混乱，导致产业链的安全性降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探讨了处于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企业在寻求应对风险时所面临的再平衡行为——这些风险不是持续的商业挑战，而是更深刻的冲击，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极端天气，当然还有流行病。据预计，各个行业每3.7年就会发生持续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供应链中断，企业在未来十年因供应链中断而造成的预期亏损将相当于一年利润的45%。

随着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的形成，我们正看到更多的贸易争端、更高的关税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决断提出了内外双循环的政策指向。根据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的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仍将充满挑战且高度不确定。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升级，欧美重新加强封锁措施，全球经济前景黯淡。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围绕贸易和技术问题的持续双边摩擦、地缘冲突等问题不会短期内消除，这也给全球经济的持久复苏和中长期增长前景带来不确定性。要想应对外部环境不断增加的挑战，需要依靠持续扩大的内需以及更多的本土创新。

内循环不仅是扩大内需，更是打通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自给自足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脉相承。内循环就是要发展科技型产业，完善国内产业配套体系，形成替代进口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储备，确保中国产业发展协调与产业链畅通，避免产业链中断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要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国内大循环在本质上也是开放的，它与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势力此消彼长，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看,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之锚”的地位。在欧美越是收紧全球化之时，我们越要扩大开放，由此既能占据全球经济发展的“道德高地”，又能延伸中国对外合作空间，进一步延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近期，中国正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和落地，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国有企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国有企业占据产业链条的上游和基础环节，是“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主要承担主体。打通和提升产业链，扩大开放水平，都需要国有企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一，国企改革有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调查表明，过去10年中，全球新增投资约百分之五十流向了亚洲企业，这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流向了中国，这使得亚洲和中国企业得以扩大规模。然而，规模和收入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更高的经济利润。亚洲企业投资利润从2005-2007年的1500亿美元下降到2015-17年的亏损207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可以归因于资本配置到破坏价值的行业（即投资收益小于成本的行业），尤其是在中国。中国有93%的投资流向了破坏价值的行业，也即低附加值行业。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制定的《“工业四基”发展目录（2016-2020）》评估了中国产业链的“短板”，从表1可以看出，这些产业主要是基础性行业，恰是国企较为集中的行业。中国工程院对国内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进行评估后发现，虽然中国制造业产业链60%左右安全可控，但是仍有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很大。其中，6类产业自主可控，占比23%；10类产业安全可控，占比38.5%；而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占比0.77%；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30.8%。尤其是，高端芯片（通信装备产业）、光刻机（集成电路产业）、燃气轮机热部件（电力装备产业）、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设计和仿真软件（飞机、汽车等产业）等产业和领域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从各行业的企业构成来看，国有企业占据石油、矿产等上游产业，高铁、核电、航空等基础产业，电信、大数据等关键技术产业。因此，国有企业势必成为中国“补链、强链、延链”，提升产业链基础水平和先进水平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产业链提升可以直接推动全行业产业链水平，由此也进一步佐证其在很大程度上肩负着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的历史重任。

表1 中国产业基础“短板”的项数

第二，国有企业从事技术创新具有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尤其是基础性的重大科技研发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中小企业难以负担，而国有企业往往资金和人才实力雄厚。而且，重大技术攻关要有指向性、长期性，需要在行政审批、借贷、人才引进、专利注册、政府数据获取、产学研对接等方面获得一定政策倾斜，国有企业恰在这些方面具有制度优势。正因为如此，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正在研究组建5G方面的国有企业等做法。

第三，深化国企改革有助于推动要素市场化。国有企业往往掌握着关键生产要素。就土地和人力资本数量平均而言远超过民营企业，在石油、矿产、水资源等领域近乎垄断；即使在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方面国有企业占有量也明显占优。在内循环体系下，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为各类企业释放改革动力。

第四，国有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主体。在进出口和引进外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以“走出去”方式深化对外合作，“一带一路”毫无疑问成为最靓丽的名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有企业向海外投资了大量交通、电力、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项目，并开展海外援助和救援，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第五，国有企业在承担重大政策方面具有制度优势。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和推动落实改革的重要依靠力量，是各级政府实施产业、贸易和创新政策的抓手，尤其是在关键时期和关键领域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以改革创新推动适应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第一，以国企为依托，提高中国产业链基础水平，加强内循环能力。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既要防止低端产业链被过早切割，又要避免产业链在高端断裂。国企成为稳固产业链基础，维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力量。因此，必须加快国企在基础产业和关键产业的改革发展，优先发展科技型产业，推动完善国内产业配套体系，形成替代进口的技术储备、装备储备和产品储备，确保中国产业发展协调与产业链畅通，避免产业链中断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损失，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中国经济发展。

第二，加大资源类国企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石油、煤炭等资源行业市场准入，因关系经济安全等原因确实不能放开的，则加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中下游可以放开的产业链环节，积极引入民资、外资等战略投资者。通过放宽行业准入、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增强生产要素流转和使用效率，激发各类企业活力，推动国内经济内循环。

第三，着力提升交通和基建类国企产业链水平，增强对其他行业和企业的联通作用。要加快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打造一个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对综合运输通道布局优化完善，使国际航空货运和高铁货运能力建设得到加强，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增强国有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攻克“卡脖子”技术。经济和产业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科技问题。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问题，归根到底成了技术问题。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应该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在5G、芯片、新基建等领域突破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努力发挥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主力军作用。

第五，稳步推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树立中国对外合作良好形象。稳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能源、电力、水利等项目建设，采用欧美社会通行的BOT（建设-经营-移交）、PPP（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等合作模式，在基建承包、长期股权、长期运营权、长期租赁等方面施行对外招拍挂的透明方式，增强国际社会认可度。

第六，守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底线，严防产能过剩等老问题重现。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果断实施了“四万亿”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稳增长保就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产能过剩的问题愈加严重。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增长动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对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的变革也产生了现实紧迫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和今后需要坚持的战略目标，虽然被百年不遇的疫情所冲击，但仍需坚定地把刺激经济发展计划嵌入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避免因追求一时的发展而影响长期的改革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