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2021年4月，“春之觉醒”团队到青海玉树进行性教育。在治多县希望小学，讲到生殖器官知识时，一位小男孩露出羞涩的笑容，眼神却充满好奇。　　受访者供图

玉树第三民族中学的学生课后与志愿者合照。受访者供图

“春之觉醒”的志愿者收到了当地学生献给他们的哈达。受访者供图

2021年4月24日，8位年轻人从广州、北京、威海、太原、天津等地前往西宁，第二天抵达玉树。为了节约经费，他们一下飞机就赶往玉树第三民族中学，从晚上6点一直上课至9点。

他们要给藏区的孩子上性教育课。

自2019年起，国家卫健委、中国计生协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启动“促进青海和山西重点人群性与生殖健康”项目，旨在为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农村人口等重点人群，提供保障妇女和青少年享有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服务。2020年，该项目选拔了一批青年人，在青海和山西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调研或实践，并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2020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并于2021年6月开始实施，“性教育”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

2020年9月，19岁的白谨豪看到项目招标信息，被到藏区做性教育吸引，很快组成了一支8人的队伍，取名“春之觉醒”。这是一群通过网络社群集聚的年轻人，年纪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8岁。2020年12月，中国计生协曾在西宁举办培训营，请来专家学者对他们进行性教育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

“春之觉醒”的名字，来自一部同名音乐剧。剧中展现了19世纪德国一群少男少女在青春期的迷茫与躁动。白谨豪介绍，他们的性教育课程主要分两部分：性教育知识与成长仪式。前者包括正确认识生殖器官、避孕手段、防范性侵等内容，后者则像“成人礼”一样，为步入青春期的藏区孩子，留下成长的纪念。

1997年出生的藏族青年王永洋是团队中唯一的青海本地人，出生在海西州牧区，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法医专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藏区文化耻于谈性，在家庭内部，即便兄弟之间也不能说。如果说脏话时，不小心带上相关字眼，藏族人会伸出舌头——表示说错了话。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邻居一位藏族妇女月经不调，却一直拖着，不敢去看病。那时邻里关系亲近，白天、晚上都不锁门，彼此没有秘密。那位妇女甚至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每天都虔诚地祈祷。

然而，在偏远的游牧民区，女性和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状况并不乐观。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名为《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促进青海和山西重点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项目（2019-2021）基线调查》（下称《基线调查》）的文件显示，2019年10月底到11月初，调研人员曾在青海省玉树市和山西省永和县的9个城镇及5所中学展开调查，收回村级育龄妇女有效问卷466份，青少年群体414份。

其中在玉树，50.6%的妇女表示没采取过任何避孕措施。在回答“发生过性行为”的在校青少年（占总比17%，其中86%来自玉树地区）中，36%的人表示没有采取过任何避孕措施，“玉树妇女儿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医疗专业人员介绍，每年经该中心堕胎的学生身份青少年在10例左右”。

从事性教育相关工作二十余年的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焦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往去藏区做性教育相关的普及，讲到“洗内裤”“包皮”时，如果有男性在场，当地的妇女都会低着头，不说话。玉树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以往有未成年少女去做人流，许多藏族医生即便知道少女无力抚养孩子，依然会选择换汉族医生来做人流手术。

王永洋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小学六年级时有男生偷拿父母的避孕套带到班上，恶作剧似的把避孕套撕开，扔到女生桌上，桌面泛着油光。王永洋至今记得那股来自性的冲击，以及巨大的恐惧。“所有人都在跑，大家都吓坏了，包括我。”

成年后，王永洋成为了一名医学生，又因为熟悉牧区文化，被邀请加入“春之觉醒”团队。“不仅仅对藏区，性教育对全国都很重要。”王永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赶紧过去打个‘预防针”

2021年4月，“春之觉醒”团队前往的是玉树市第三民族中学和治多县希望小学。玉树市第三民族中学一位教初一英语的支教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初团队想做面向全校的性教育，但学校有些犹豫，“担心家长可能不太理解”。课程最终只在支教老师带的两个班进行。“以前学校里也有先例，女生上课来了月经，但是不敢说，血流出来，男生们也误会她。”

对于王永洋来说，到玉树普及性教育，还有更迫切的现实原因。每年的5月，是玉树当地的“虫草节”。虫草这种昂贵的植物，只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生长，是许多牧民家庭一年的主要收入来源。每到这时，牧民们都会携家带口，上山扎帐篷，捡一个月虫草，学校也会放假。

“因为你不放，孩子们也没心思上课。”焦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焦锋多次在西北地区开展项目，曾在中国计生协在西宁举行的培训营给“春之觉醒”上过课。“而且小孩子捡这个东西还比较厉害，基本要匍匐在地上。虫草非常小，你要眼神儿好，手还要灵巧才能够摘得到。”

焦锋听当地的医生说过，每逢虫草假期间，会有较多的婚前性行为和婚内性行为出现，“荒山野岭，本来就没有太多娱乐活动”，父母忙着捡虫草时，孩子们钻进帐篷里玩，可能触发一些身体探索。“孩子本身对性就有一些欲望，不知道哪些地方该碰，哪些地方不该碰，没有人教过他们。”王永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性教育的重要准则是减少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虫草假之前，赶紧过去打个‘预防针。”

团队成员陈思晓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位玉树的小学老师告诉他们，有女孩在虫草假时意外怀孕了，生下来之后，她的母亲就把这个孩子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并把他带大，“就为了给那个女孩清白，怕传出去”。

玉树州妇幼中心一位医生在问卷调查时说：“我这里每年都能碰上意外怀孕和受到侵犯而怀孕的女孩子，许多都是因为不知道事后可以采取应急措施。甚至家里大人出于宗教原因觉得既然怀上了那就生下来吧，我们要花很多功夫告诉她年纪轻轻就生孩子会带来的对今后生活的影响——失学、打工、婚姻生活等等。”

孙陈缘圆的笔记上，还记着出发前的培训营上，中国计生协组织的前期调研专员给他们讲的例子：在玉树，女性和男性出来正常约会，女性不可以携带安全套，只能由男性提出使用，否则女性就会被冠上一些不好的名头。

《基线调查》指出，近半受访青少年对性行为的态度模糊不清，对是否接受婚前性行为态度不明确。他们从未考虑过怀孕对其自身前途发展的影响。有过性行为的青少年中，相当比例（31.8%）没有采取过任何避孕措施。而对于怀孕和堕胎问题，青少年总体上持避而不答的态度。

少数民族结婚通常较早，女性早孕、辍学现象更为明显。未成年性侵事件也时有发生。王永洋的许多同学初中没毕业就结婚了，上高中时，同学的孩子已经很大了。“这也是为什么性教育要在初中做。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了，接下来上不上学家长说了算。当老师、家长、同学都接受一定性教育知识的引导时，女孩子会越来越认识到自我，以及自己的能力、权利。”

“你画两只小鹿做爱，就不会成为问题”

皮肤黝黑、有着典型藏族长相的王永洋在讲台上大声念出生殖器官的名字。台下，男生们缩起身子，把头埋起来，露出憨笑，偶尔有几个活跃、不拘谨的，会跟着大声喊出来。

破除羞耻是性教育的第一步，王永洋的技巧是“闪电指”——当他指到某个身体部位时，学生需要迅速说出它的名字。也许上一秒还是眼睛、肩膀，下一秒就是阴茎、睾丸。脱敏的关键，在于老师本身足够坚定。“当你足够坚定，孩子们会觉得你在讲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出鼻子、眼睛、耳朵，为什么不可以说出阴茎、阴道呢？”

有一个环节，团队设计了一种白色的贴纸，上面是两个没有性器官，也没有穿衣服的“人”。孩子们需要自己选择性别——贴男生还是女生，并将性器官放到合理科学的位置。“在一个裸体上面操作，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助教陈思晓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被问到在创作什么性别时，许多男生选择沉默。

有男生给男性小人儿穿上了裙子，引来周围人的嘲笑。全班六十多个男生，只有一个人选择了贴女生。课程结束回收的问卷中，陈思晓看到，有女生认为不应该讲出男性生殖器官，“她觉得不合适，很恶心”。

在玉树第三民族中学，有一个小男孩趁着休息来找白谨豪聊天。他穿着蓝色校服，脖子上戴着小小的羊骨吊坠，没有花纹和图案。“可能三分钟之前，他还在跟我说，我跟一群人在厕所把谁揍了一顿。马上就开始绘声绘色地讲，他的亲戚疯了，是因为触犯了神灵。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日常。”

把性教育带进可能与日常信仰产生冲突的藏区，王永洋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妥协和让步。按照相关文件的指导，性教育课程通常要求男女合上，这样有助于增进对异性的了解。王永洋请教过中国计生协的专家，得到的都是一致答案。但他最终决定分开上。因为在藏区，男女不能在一个场合谈性，尤其许多学生还是亲戚关系。

陈思晓是汕头大学公共管理大三学生。心思细腻的她在团队中主要承担绘本工作。她认为牧区的孩子经常看到大草原上的牛、羊、马交配，性行为对他们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只是很难和人挂钩，便决定用动物来讲故事。“你画两只小鹿做爱，就不会成为问题。你画两个人对他们来说就不太可以了。”

绘本的主角是青海藏区特有的嘴唇有一圈白色毛的白唇鹿和脖子黑黑的黑顶鹤。它们不仅是孩子们经常见到的动物，也是吉祥的象征。在名为“我们的爱”的一章中，陈思晓画了两幅画：第一张是小鹿和小鹿在一起赏花、约会，表示同一物种之间的爱。第二张则是藏区没有的大象和棕熊，它们在互诉情谊，“我们希望表达不同物种之间的爱也是可以存在的”。

教室背后的图书角，大多是外来的捐书，适龄儿童的读物并不多。绘本发下去后，她看见孩子们一坐下来就会翻看。

“男生应该怎样保护女生？”

陈思晓对女生课上的水彩笔印象深刻。课程结束后，她收回填写问卷用的水彩笔，发现损毁率特别高。

“她们讲话都很小声，也不太敢看你，不太有眼神交流。”课程问卷中有一道题：请用三个词形容你自己。男生们的问卷很快就收齐了。女孩们则在这道题上犯了难，拿着笔在纸上戳来戳去。“她们会不太清楚哪些东西可以用来形容自己。”

团队成员陈沛霖则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一个画面：导师在展示避孕套时，希望让学生摸一摸，感受一下质地。有女生不愿意。停顿几秒后，还是伸出了手。有女生写的纸条，根本看不出写了什么。“她写了又涂掉，你也不知道她写的是什么，能看到的是她挣扎的过程。”

焦锋常在西北农村的墙壁上见到禁止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的广告，类似宣传在中东部地区已鲜少出现。“但在西北，我们还是能明显感觉到，重男轻女或者男尊女卑，这种传统文化结构还是比较有市场。性教育是可以起到一点点撬动作用的，它会让女性唤醒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或者说自我保护意识。”

王永洋小时候不喜欢摔跤、翻墙、玩泥巴、打架。在讲究阳刚之气的牧区，他是男孩里的异类，喜欢跳皮筋、跳房子，说话细声细语。

讲到青春期身体的变化时，王永洋问过男生们，对自己的身体是否有焦虑。“他们说，没有，觉得自己可帅了”。

课间休息时，有男生过来跟王永洋说悄悄话，“长胡子很恐怖、长痘痘很恐怖、觉得自己黑之类的”。有男生写纸条问，“我可以哭吗？”

“防范性侵”是性教育的重点——以往的许多性教育课程，更多将重点放在如何教女生保护自己。但白谨豪认为，在男性明显有更高社会地位的牧区，更应该启发男性。他们因此在男生课程中加入了自我控制力的部分。“与其教弱者怎么保护自己，为什么不教强者不要侵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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