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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王德威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类似真理的“废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一直到今天文学研究界的人都在热议。其实，这句概括本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因为历史从来都是一步步走过，踏上新台阶前，一定有前一个或前几个台阶作为经过或基础。五四新文学也是一样，无论是语言、翻译还是文体，都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白话准备

从语言角度说，胡适当年的确因为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但要清楚，白话文并不是胡适首先提出的，也不是胡适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的结果。客观的情况是，晚清国门被打开前后，已经有传教士开始尝试使用白话文，他们一边研究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案，一边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等报刊，其中马士曼、马礼逊、马儒翰、郭实腊、麦都司、伟烈亚力、傅兰雅等贡献卓著。其中1822年马士曼就用相对浅近的汉语，或者也可以说是第一代白话，完整翻译、印刷了《圣经》，这是创纪录的首次汉语言白话化的改革尝试。

紧接着，马礼逊1823年翻译的白话《圣经》也完成了。说起马礼逊，他的贡献实在很大，据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载：1807-1842年马礼逊等新传教士出版了一百多本汉语书籍；到1850年代末出版266本，其中253本是用官话写的，其他是用各种南方方言完成；到1867年已出版777本新教著作，其中187本是用方言写作的。尤其是他们创造性运用《三国演义》式的浅近文言、欧化白话文、粤语、南京官话、北京官话以及各种方言翻译《圣经》。

不了解这个知识背景，就不会明白何以周作人在1920年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朱自清后来总结说：“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哪些地方走通了，哪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创造‘文学的国语。”

至于当年欧化的白话文水平到底如何，不如来看当年一个名叫《天路历程》的小说译文：“世间好比旷野，我在那里行走，遇着一个地方有个坑，我在坑里睡着，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十分褴褛，站在一处，脸儿背着他的屋子，手里拿着一本书，脊梁上背着重任。”这是传教士宾威廉用中文翻译的英语小说。尽管译文看着多少有些别扭，但谁能说不是挺正宗的白话文呢？

特别是在清日甲午海战以及签订《马关条约》后，大清国人太受刺激了，黄遵宪就是看到日本进步得益于提倡假名，底层民众素质提高，于是指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卢赣章直接撰文说：汉字如果改为拼音字，“何患国不富强也哉”。梁启超认为有道理，1896年在自己主持的《实务报》上发表沈学写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文章。

在这种语言文字变成强国手段的大势之下，裘廷梁于1898年创办《无锡白话报》。他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还有一个人叫陈荣衮，写过《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他也是提出报纸应该用白话的第一人。之后影响力比较大的就是所谓“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了，这个是人们都知道的。

因为有这么多有影响的人在提倡白话，所以到1917年之前，有学者统计，白话报纸已经有一百多种，白话小说也有一千五百多种，包括大家熟知的《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等都是白话写作。只不过那时的白话，就是书面白话，在今天很多人看来还很像文言。这个不奇怪，因为从现在往后推200年，那时的中国人大概也看不太懂现在的东西。尤其是网络兴起后，很多词汇一夜之间就会流行开来，别说200年后的人，就是时下流行的很多词汇，连我这个活在当下的70后都看不太懂。比如什么喜大普奔、鸡你太美、柠檬精、硬核等。

五四时期开启的白话，说白了就是在欧洲人尤其是传教士翻译中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何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后来常常被说成是欧化白话文的背景。

文学翻译的准备

接着来看文学翻译。大清国的国门虽然时而开放五口，时而仅限广州一地，但毕竟不是完全闭关锁国。因为与外国人打交道，就自然需要语言翻译。不过晚清时对翻译的认知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比如林则徐去广州后，为了了解“夷情”，就开始组织人手进行翻译，后来是魏源和徐继畬。不过他们翻译是为了应对敌情，或者也可以说是为了“经世济用”，没几个人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直到林纾（林琴南）的出现。

林老先生一门外语都不懂，但是翻译了一百八十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他翻译文学作品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用文言文翻译的；第二，由于他不懂外文，所以需要找懂外文的人翻译，然后他将译者的白话转化为文言文。据传闻：林纾一天最多翻译一万字。这很了不起，现在很多搞写作的人一天都未必译出一万字。

林纾翻译小说后来被称为“林译小说”。“林译小说”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在翻译时大量删改原著。比如翻译《茶花女》时，凡是触及“我爱你”的字样，体现在男生对女生说时，他一般就省略掉了；如果女生对男生说又不得不翻译时，他就把“我爱你”翻译成“常侍君”。

本来是一句男女平等的情感表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他接受不了，就将其变成传统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和体贴，这样也就体现出他的男尊女卑观了。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把这部爱情小说译改成“忠贞”主题的小说，而且男女主人公不只是对爱情的忠贞，还上升到对国家的忠贞。这是因为他当年看到大清帝国的没落无以排解，于是就把自己的忧国情绪融进了小说。他说过，如今亚洲昏昏沉沉，已经抵抗不了欧洲了，所以需要向别人学习，要开启“民智”，而“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这下，林纾就与梁启超、严复殊途同归了。

尽管“林译小说”存在很多缺点，但在当年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无一不受影响，从此更多人看到了不同于本土文学资源的外面景观，也为新文学的开山做好了准备。

小说登堂入室

接着再来看文体。传统中国有个固有观念，认为诗和文才叫文学，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就是说，那时候小说的地位很低下，这和今天完全不同，今天大家在谈文学的时候多数都指向小说。晚清时，传教士傅兰雅提倡创作“时新小说”，说：“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为何大段引用了原文，一个是这段文字对于晚清乃至民国文学很重要，另一点是看到这段文字，很容易令人心生感动。

傅兰雅之外，林乐知翻译了日本驻美使节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Education in Japan），书中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富耳”。虽然这里的“文学”，更大意义上是指文化，但是这种观念的确在晚清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梁启超等。

小说被提到很高的地位，起重大作用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群治”是一个关乎政治、救亡图存的问题，其中又涉及晚清时流行词——“新民”，梁启超写过《新民说》这样的文章，严复也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说法。

国内学术界最近一些年有人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其中鲁迅等人的“改造国民性”，也被拿出来批。而且在批的同时，还大力表扬章士钊、严复，说他们是保守主义，是当年正确的稀缺声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改造国民性，基本上可以说是沿着严复、梁启超的路径走下来的，怎么“老师”成为保守的正确，而跟着“老师”学习的“学生们”，都成了激进反传统的代表了呢？

如何“新民”呢？梁启超认为小说的作用最好，说什么“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伦理，必新小说”。意思就是小说的功用可大了，不但可以改变人心，而且可以改良政治。尽管小说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但当年为了提升小说的作用，梁启超这种矫枉过正的说法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简单说就是，从晚清开始，小说进入中国文学的正宗，登堂入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