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

多年前，王德威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类似真理的“废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一直到今天文学研究界的人都在热议。其实，这句概括本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因为历史从来都是一步步走过，踏上新台阶前，一定有前一个或前几个台阶作为经过或基础。五四新文学也是一样，无论是语言、翻译还是文体，都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白话准备

从语言角度说，胡适当年的确因为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但要清楚，白话文并不是胡适首先提出的，也不是胡适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的结果。客观的情况是，晚清国门被打开前后，已经有传教士开始尝试使用白话文，他们一边研究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案，一边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等报刊，其中马士曼、马礼逊、马儒翰、郭实腊、麦都司、伟烈亚力、傅兰雅等贡献卓著。其中1822年马士曼就用相对浅近的汉语，或者也可以说是第一代白话，完整翻译、印刷了《圣经》，这是创纪录的首次汉语言白话化的改革尝试。

紧接着，马礼逊1823年翻译的白话《圣经》也完成了。说起马礼逊，他的贡献实在很大，据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载：1807-1842年马礼逊等新传教士出版了一百多本汉语书籍；到1850年代末出版266本，其中253本是用官话写的，其他是用各种南方方言完成；到1867年已出版777本新教著作，其中187本是用方言写作的。尤其是他们创造性运用《三国演义》式的浅近文言、欧化白话文、粤语、南京官话、北京官话以及各种方言翻译《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