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磊，张元元，王菲菲，郭少娟，杨立新

1.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2

2.包头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40

传统毒理学方法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化学物质毒性评估，现有的评估程序对于复合污染也可能不够完善，再加上动物实验“减少、优化、替代”的“3R”原则日渐深化，导致现阶段开发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模型或工具来预测现有研究资料较为匮乏的化合物或者复合污染物的毒性效应及风险变得尤为重要［1］。近年来，将系统生物学和毒理机制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增加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物暴露和健康风险之间联系的理解［2］。一百多年以来，毒理学家们一直很清楚将分子起始事件（molecular initiating event，MIE）（例如DNA 损伤）与有害结局（例如癌症）联系起来的机制的重要性。在2010年之前，这类机制通常被称为毒性机制、作用方式或毒性途径，但是如何在分子毒性机制与有害结局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害结局路径（adverse outcome pathway，AOP）概念的出现正是在毒性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探究其作用方式及毒性途径，将MIE 与有害结局联系起来形成概念性框架［3］。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讨论作用模式的同时［4］，201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研究小组的Gerald T.Ankley 首次提出了AOP 的概念［5］。之后，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正式启动并开始实施AOP 开发计划，2013年OECD 发布了AOP 指南［6］。2014年，OECD 与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美国环境保护署和美国陆军工程师研发中心共同推出AOP知识数据库（adverse outcome pathway-knowledge base，AOP-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