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奇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平安中国”首次单独作为核心关键词出现，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性被提升至新高度。然而，随着我国社会安全感逐年提高，公众对犯罪问题也越来越敏感，有时甚至表现为群体性的被害焦虑乃至恐惧，对我国在保障人民群众“内心安宁”层面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比如2018 年的两起“顺风车司机强奸杀人案”持续发酵演变为重大舆情事件，引发公众对网约车安全性的普遍担忧，迫使滴滴顺风车业务在全国范围内下线。该现象并非我国独有，其破坏力有时会超出预料，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比如2020 年12 月韩国“素媛”案主犯赵斗淳刑满出狱后在当地造成严重恐慌，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与集体情愿。传统理论不仅难以解释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反而可能从犯罪率、被害几率、社会防控力度、社会安全感指数等角度论证其非理性。但若将其置于犯罪恐惧的理论视域中，则该现象不仅能得到解释，而且可以被控制和防范。

犯罪恐惧（fear of crime）是犯罪危险意识刺激下的情绪反应与行为改变。犯罪恐惧不同于社会安全感：安全感是民众对社会治安总体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其涉及的时空间跨度通常较大、涵盖的客体较广，其评价结论也往往较为宏观和稳定；而犯罪恐惧是对犯罪威胁的情绪反应，其客体范围较窄且因犯罪类型而异，其评价结论通常会因特定案事件的发生而呈现出波动性、实时性和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