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柄萱

摘要：本文旨在讨论《史记》中的法学学科观念：汉帝国国家战略，或言之曰“汉家战略”构想的线索脉络，并通过本体、解释和方法的论述展现其发掘的四个维度：战略主题、目标、条件、绩效和证成的三个层次：宏观、中观、微观，以获得对这一构想的实证的丰富而全面之认识，启发学科交叉研究和学界新动向的流转与嬗变。

关键词：史记;国家战略;比较研究;“汉家战略”;法学科视角

一、引言

太史公一篇《史记》，洋洋洒洒百万言，不只有充分的文学、史学意义，也由相当的法学价值。研读《史记》、研究《史记》，同样要求我们不止看到文字的现象，更要看到背后史实的本质与人事的演变规律。

二、本体论：“汉家战略”构想

何为“汉家战略”？说通俗一点，乃汉武帝时期采取的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措施的总和，也就是表见的“武帝大战略”，反映了太史公出色的眼光与出众的视角。

然而还应当注意到的是，武帝时期的战略与汉帝国建立以来的各个时期都有鲜明的不同（可谓突出）。是故，在超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局限描绘历史之时，太史公自然建构了一套为后世称道的“汉帝国中心史观”和随之而来的“汉家战略”构想。断代史的优势，即其绝对独立性和相对排他性便在这样的逻辑架构中得以充分发挥，大大助力了作者的撰述，尤其是对站在帝国视角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面充分发掘这一尚在萌芽发育期的民族国家的国家战略。

另外，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也对这一构想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条件。景帝既殁，王朝的国策发生了根本性转轨和整体性偏移，各个国家战略要素（如前述政治、经济等）的比重和相互态势大幅变化调整，官僚系统的世界观也从传统农耕文明易于养成的保守功利主义视角向内需饱和特殊时期政权的激进扩张主义视角稍作切换：“向心力”成为时代主题，“凝聚力”成为大势所趋，“生产力”成为摆在武帝面前的基本问题，而“战斗力”的提升成为了历史考验这个农耕大帝国的根本任务。

三、解释论：“汉家战略”之发掘

（一）战略主题：向心力建构

汉帝国国家战略的主题即向心力建构。这一点在司马迁的著述中多有提及。如《秦楚之际月表》中便有“初……成于汉家。”的描述，将“汉家”的指称从开国时期确立下来，保证政权合法性来源的稳定。又如《陈丞相世家》中“……使平得宰天下……”的描述，则将“天下”观的外延勾勒清晰，从而为“汉家”的内涵打下了良好的论证基调。

（二）战略目标：凝聚力取得

光有战略主题不够，还要有战略目标。主父偃有一策“推恩令”，强化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分权的压制;开边政策广泛地吸纳新得到/夺取/征服地域的人口、物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软实力”随着交流、贸易畅通不断扩张，武帝大战略对于政权凝聚力的要求相较前朝飙升。相应的历史线索反应在著述当中，也就是如《卫霍列传》对《匈奴世家》“自是匈奴远遁，而莫南无王庭”的进一步阐释“失我祁连山……无颜色。”的侧面衬托与对比效应：认同感、家国情怀和民族（保护）主义正在这个激烈对抗与纷争的年头抬头。

（三）战略条件：生产力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宣示效果——到了汉帝国时期，盐铁专营和特种产业地方私有制度的剧烈冲突，农民对地主阶级利益要求的“再平衡”问题，“小国寡民”的“黄老之学”指导思想的无以为继、困扰历代王朝的“中期危机”问题等，皆对于“汉家战略”的出台、变更造成了巨大的局限。《高祖本纪》中高皇帝率师困于白登，从《汉书·食货志》中“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到《平淮书》中”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记述，可谓成也生产力，败也生产力。

（四）战略绩效：战斗力飞跃

至此，《李将军列传》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突出的问题：战争乃至改革的绩效考核问题。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证层面的事例只有汉匈战争和景帝戡乱战争——前者是对“汉家战略”的外向绩效的一次全面而深远的检视，而后者则立足于既得利益者内部分配问题为内向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开掘了空间。司马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强军构想”和斗争策略，并在段首所言《李将军列传》《卫霍列传》《大宛列传》中花费大量篇目阐述——如比较李广和程不识的治军方略优劣等，无不彰显了战斗力飞跃在这一战略体系中受太史公重视的程度。

四、方法论：“汉家战略”之证成

（一）宏观层面：国际关系与天下视野

为证成“汉家战略”的存在合理性，联通太史公两千年前的思想“异动”，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观念。在宏观层面，以国际战略的视角解读其思想内涵自有其先进性。

一来，武帝时期的四方拓展和地缘政治突破，如向北对匈奴的惩罚性、掠夺性复仇战争和征服战争，向西对河西地的开拓和对西域政治体的兼并（Annexation）、附庸（Vassal）、联合（Coalition）、整合（Integration），向南对南越的反制战争和向东对朝鲜半岛的继续施压性用兵，保证了汉帝国在东亚秩序中的说服力、领导力和威慑力;

二来，内政的变革总体上来说，在当时的东方建立起了实然层面的“双重威权政治”和国际-国家的二元“法理型统治”政体，引发了边疆地带的归束和政治影响力“灰色地带”的加速收缩，从而为帝国赢得了宏观层面的战略性胜利。

（二）中观层面：集权专制与央地协调

在中观层面，不得不提专制的进一步加剧和央地矛盾的协调。尽管太史公本人是专制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对于帝国暴力机器的态度毋庸絮论，在《陈涉世家》《孝景帝本纪》等多篇文章中还是强调对于集权专制之必要性的论述，而并不发扬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辩称道家思想的优势。

（三）微观层面：制度落实和人才建设

在微观层面，作为史家和直接见证人、记录者、执笔人的太史公自是不遑多让。如果说《游侠列传》集中地体现了他对于人才建设和更为包容、宽和的人事政策的呼吁的话，《刺客列传》就无异于是对政权“利维坦”本身的一次旗帜鲜明的警告了。对于制度的落实要靠人才建设“竖起红旗”的实证战略推进，这一认识在当时放眼寰球都是超前的——武帝时期，特殊的专政年代需要一定程度上复兴人才建设的实践，树立人本主义的指导思想，并将人作为历史的第一推动力，将“人民性”破天荒地纳入到官家史笔当中，作为其“汉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以说，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太史公不朽。

五、总结

法学科视角的《史记》，也即太史公“汉家战略”的发掘与证成的过程。在这样卓越的软实力建设成果的反作用下，汉帝国走入历史的巅峰时期，而中华民族的华丽乐章也得以一道谱就。“史家之绝唱”，也是帝国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波澜回响;至今省思，依旧极富启发，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J].外交评论，2017（3）

[2]方蕴华.简论《史记》细节描写的特异性[J].西北大学学报，2004（7）

（上海交通大学 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