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行政机关也称“国家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机构”，即狭义的“政府”。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根据政府认同的定义，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运用质性研究分析软件Nvivo11，对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整理，筛选其中政府认同的内容进行编码，统计高频词汇并对其进行分析，得出影响政府认同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通过计算不同时期各因素覆盖率的变化，呈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认同的变迁，提出新时代增进我国政府认同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政府认同；改革开放；文本分析；词频分析

中图分类号：D08；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5-0011-12

作者简介：程正嵩，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政治认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与魂[1]。各级行政机关即各级人民政府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主体，从行政体制和机构编制管理来说，国家行政机关也是各类机关中职能最复杂、机构设置最多、规模最大的机关。公众对中央人民政府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的国家认同，因此对政府认同展开研究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知网以“政府认同”作为主题词检索，共有107篇学术期刊文献，其中与政府认同直接相关的文献仅有6篇。李雪彦从政府文化、政府行为和政府效率对政府认同进行了解构，认为政府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府在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2]。何翔舟从管理绩效的角度考察了公众对政府的认同[3]。郎劲松则通过对S市Y区的实地调查，研究了政府认同在中央和地方的差异化困境[4]。江宗超针对政府认同差异化问题，对少数民族基层政府认同进行了SWOT分析，指出应从丰富传播途径，夯实物质基础等方面消除差异[5]。刘小燕和崔远航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指出政府在了解公众价值并与之符合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传播的途径制造认同[6]。从已有文献上来看，当前学界对政府认同的研究较少，一般都是围绕合法性、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展开。“政府信任”是人民在评估基础上对政府当局的一种基本评价，即政府是否根据公众期望进行运作[7]。政治认同则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8]501。政治认同的对象包括政治制度、政党、政策等，但最基本的是对于国家的认同[9]。合法性是另一个相关概念。让-马克·夸克认为，构成合法性有三个基本要素：赞同、规范与法律，他将“统治权利”定义为“合法性”，将“赞同”定义为“政治认同”，认为“赞同是统治权利的必要条件，而并不是充分条件”[10]18。龙太江、王邦佐也指出意识形态、规则和有效性构成了合法性的基础。其中“有效性”就是政治统治的实际绩效[11]。

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学习和模仿其他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并内化形成自己行为模式的过程[12]18。可以看出，认同的本质离不开行为上的支持及情感上的归属。根据这一定义及既有研究中关于政府认同的表述，本文将政府认同概念界定为：认同主体，基于客体对其需求的满足程度，对客体形成的一种积极评价以及基于这种评价所作出的行为上的支持，并最终在情感上形成归属感。认同的产生以人作为主体，以认知客体对于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为条件。政府认同不是自发的，它需要政府自身有所作为，针对人民诉求作出回应。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为政府工作报告，因此本文将人民界定为具备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中国公民。

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政府认同与相关概念有一定差异。一是政府认同与政府信任具有程度上的差异。“信任”强调的是人民对政府的评价，而“认同”则突出情感上的归属和行为上的支持。人民首先会对政府进行基本的评价，在对政府持积极评价的基础上，才会采取行动并产生心理上的归属。因此政府信任是政府认同形成的一个阶段。二是政府认同与政治认同及合法性的关系。政治认同由多个对象组成，其中就包含了政府这一要素，同时政治认同又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人民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对党的认同。本文将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单独的分析对象，运用Nvivo软件对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进行分析，测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供应要素的变迁，试图为政府认同要素变迁提供另一个分析视角，以期得出对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参考意义的意见。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基于注意力理论和政治系统理论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认同变迁。政府作为一个公共组织，为了获取人民的支持，必须针对外部环境特征进行决策，形成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这些决策所涉及的进入政府议程的不同议题，构成了政府的注意力分配[13]。政府工作报告作為政府施政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表述能够展现其注意力的分配，可以用来阐释政府重视的活动或在某个领域达成目标的驱动机制[14]。政治系统理论将政府组织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会受到外部环境对其施加的要求、压力、支持等输入性的影响，为了维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政治系统必须对输入性影响进行转换并输出相应的权威性价值分配方案，以获取外部环境的支持[15]。奥卡西奥也指出决策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其如何理解这一环境决定了政府如何分配注意力以及作出相应决策行为[16]。政府认同的要素是人民对政府产生支持的条件，也是政治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外部输入要素，政府需要通过转换并且在相关政策中进行输出。此外，政府认同的要素处在不断变化中，而政治系统不断应对这种变化的过程构成了政府认同的变迁。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研读，运用Nvivo11质性研究软件建立“政府认同”的节点，将涉及政府认同的内容进行编码，创建“政府认同话语文集”，根据“文集”高频词汇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立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五个一级节点及不同时期的子节点，运用统计分析软件测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认同的总体变迁、结构变迁和相同要素的历史变迁，厘清政府认同的变迁轨迹，为新形势下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提出意见。

1.政府工作报告的地位及其政府认同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形成主要经过四个程序：报告的起草、征求意见、提交报告接受代表审议、表决通过。一是报告的起草。就国务院总理所作的工作报告而言，每到年底，国务院都要成立一个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这个小组以国务院研究室人员为班底，同时邀请各地方和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参加，在积极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报告初稿。二是征求意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后，国务院将正式的征求意见稿发往各省区市及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征求意见。同时，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专家学者的意见，将意见汇总后对报告进行讨论并修改。三是接受代表审议。总理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人大代表通过各种形式对政府工作报告進行审议，提出意见，起草组根据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四是表决通过。人大代表通过投赞成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对修改后的报告进行表决。

可以看出，政府工作报告蕴含着深刻的政府认同价值。一是报告并非由政府单方面起草，而是面向全国征求最广泛的意见。同时，总理作报告时，政协委员允许提出意见。毛泽东强调，“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17]633-634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二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政府认同的内容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人民需求的回应及人民对政府表现的态度。三是报告表决过程中，人大代表投下的赞成票是以实际行动在表达对政府的支持及认同。因此，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研究政府认同的文本，在逻辑上是可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工作报告客观上展现的是政府的注意力分配。政府注意力分配是政府依据科层规则、外部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作出的行为选择，其主体是政府。但政府认同的主体是人民，其核心既包含了人民自身的诉求，也涵盖了人民对政府政策形成的积极的态度及行为上的支持。尽管使用政治系统理论能够对其进行有效解释，但为了使本文的分析更具科学性，只有当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支持”“拥护”“满意”等词汇时，该文段内容才属于政府认同的内容，其余内容则不进行编码。

2.研究方法

Nvivo11软件是自动文本分析工具，它结合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能够协助研究者完成质性研究的过程，包含资料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呈现、信度与效度之检验”[18]5。在具体的研究中，Nvivo11软件通常用某一特定词汇或句子出现的频数或频率来测量决策者注意力的配置[19]。为此，通过Nvivo11软件，本文按照政府认同的定义，从人民对政府形成认同的机制——人民的诉求，以及政府认同的具体表现——积极的评价、支持的行为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出发，对《政府工作报告》中包含“成就”“根本利益”“期望”“渴望”“底线”“答卷”“事关”“认同”“认可”“支持”“拥护”“满意”“积极性”“奋斗”关键词的语段进行编码，创建“政府认同”的一级节点。同时按年份将其分为41个子节点，从而得到一个占比19.68%，约16余万字的“政府认同话语文集”。在此基础上，通过语段的词语频率，分析产生政府认同的要素。

三、研究过程与发现

政府认同的变迁反映了政府根据人民需求的变化调整自身工作的过程。为了把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政府认同的变迁，本文选取1978年之后的41篇《政府工作报告》，共计82余万字进行研究分析。通过Nvivo11软件编码后，得到“政府认同话语文集”，最后进行词频统计，排名前百的词汇如表1所示（其中，加权百分比表明该词汇在整个政府认同话语文集中的比重）：

根据词频统计结果，利用Nvivo11软件得出如下词语云图（见图1）：

通过词频的统计及词语云图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认同”相关内容高频词排名前4位的是“发展”（821次）、“经济”（585次）、“改革”（578次）、“建设”（564次）。为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政府认同的因素，将前200个高频词汇中的干扰词，包括动词、程度副词、形容词及部分名词进行剔除，整理出社会（500次）、人民（371次）、企业（319次）、农村（308次）、制度（291次）、教育（269次）、政策（258次）、国家（252次）、政府（248次）、群众（230次）、财政（223次）、收入（222次）、就业（205次）、生产（205次）、投资（204次）、文化（204次）、价格（196次）、农业（189次）、体制（185次）、居民（183次）、工业（168次）、市场（168次）、生活（166次）、稳定（156次）、技术（144次）、安全（137次）、国际（135次）、科技（132次）、工程（130次）、创新（126次）、农民（124次）、卫生（122次）、行政（115次）、产业（111次）、金融（108次）、保险（103次）、医疗（103次）、环境（103次）、粮食（99次）、成果（92次）、民族（89次）、产品（84次）、能源（81次）、消费（80次）、资金（80次）、人口（70次）、腐败（69次）、生态（69次）、民主（68次）、体育（64次）、成绩（61次）等核心高频词。这些词汇中包括政府认同的主体（人民、群众、农民和居民）以及政府认同的客体（国家、政策、政府、成果、国务院、成绩）。同时，这些词汇涵盖了各领域，这表明影响政府认同的因素是多样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过对高频词汇的分析，可以得出人民对政府产生认同也是基于这五大要素（见表2）。

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认同各因素的变化轨迹，按五年为一个周期，将1978年至2018年分为9个时间段，即1978年、1979—1983年、1984—1988年、1989—1993年、1994—1998年、1999—2003年、2004—2008年、2009—2013年、2014—2018年。在Nvivo11软件中建立“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五个一级节点，每个一级节点下分别建立9个时间段的子节点，对“政府认同话语文集”进行再编码。操作过程中，部分高频词汇包含多层含义，因此需要对语段进行判断，当含有关键词的语段只包含一层因素时，每个语段只编码一次；当包含多层因素时，则对该语段进行重复编码。

運用Nvivo11软件再次对文件进行编码后，统计出各时期政府认同不同要素的覆盖率。从表3可以看出，人民对政府的认同在每个时间段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1999年后，人民群众开始对生态建设有了较高的认同。

上述数据展现了各个时期人民群众对政府产生认同的不同要素的覆盖率，根据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政府认同的话语文集总覆盖率、各要素的总覆盖率以及各时期的覆盖率，可以分析得出政府认同的总体变迁、政府认同相同因素的历史变迁及不同时期政府认同的结构变迁。

1.政府认同的总体变迁

根据表3以及所整理的政府认同话语文集总覆盖率（19.68%），可以对政府认同各要素变迁进行如下分析（见图2）：

（1）政治因素

政府认同的各要素中，政治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官员廉洁等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因素在9个时间段内基本处于平稳的状态，其在政府认同话语集的占比从1978年的0.0127上涨至2014—2018年的0.031。一方面，政治职能是政府的核心职能，政府政治职能要求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家政治秩序及进行民主建设。维护政治统治是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政治职能关系到政权统治，政权一旦不稳定，政府认同就缺少了客体。另一方面，在政权稳定的情况下，政府作为人民群众产生认同的客体，其自身建设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其态度。Newton的研究指出，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人民对政府产生信任的要素不同，但是包括政府廉洁在内的政府自身建设却有着很强的解释力[20]。因此，加强政治建设，履行政府政治职能是增进政府认同的必然要求。

（2）经济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在各个时期一直处于重要地位。通常认为，经济绩效是产生政府信任最重要的要素，Lawrence等人的研究发现经济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关联[21]；Norris等人的研究也指出经济绩效下滑会导致人民对政府能力产生质疑进而影响政府信任。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人民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各项事业无法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1978年至2003年，经济因素占比在各因素中处于最高位置。基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对政府产生了积极的评价。2003年至今，经济要素比重逐渐被社会因素所赶超，但仍处于重要位置。

（3）社会要素

社会要素是政府为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社会要素包括科学、教育、卫生事业等内容。如图2所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要素占比处于迅速上升阶段，其在政府认同话语文集中的占比从1978年的0.0061上升至2014—2018年的0.1026。2003年后，社会要素占比超越经济要素，成为政府认同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表明社会要素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强。Rose和Pettersen的研究发现挪威社会绩效的提高增进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22]；Bouckaert和Van de Walle的研究也表明美国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增进了政府信任[23]。人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政府认同也就失去了主体。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生存的需要，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民生存的需要服务的。1978年至2003年，我国经济总量不高，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阻碍，社会要素占比在这一时期平稳缓慢增长。2004年至今，社会因素占比在政府认同的影响因素中快速增长。这一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十分迫切，政府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行回应能够有效激发人民的认同。

（4）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文化的认同稳中有进，其在政府认同话语文集中的占比从1978年的0.0056上升至2014—2018年的0.0233。“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标志。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较高层次的需要，对人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24]。而文化能够促进人更加全面的发展，是人的较高层次的需要，是个人实现自我发展的必要条件。除此以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作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具备社会认同作用[25]。因此，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文化因素对于产生政府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5）生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生态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作为人民群众产生政府认同的依据。自1999年起，生态因素在政府认同话语文集中所占比重从0.0025上升至2014—2018年的0.0254。这表明影响人民群众产生政府认同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行为的因素分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拥有激励因素会使人感到满意，但缺乏不一定会造成不满；缺乏保健因素会引起不满，但拥有不一定会使人满意[26]。1999年以前，人民最迫切的需求是保障基本生活，生态因素作为激励因素，其缺乏不会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认同。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内环境污染从点源转向面源，污染范围扩大，环境破坏对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威胁，同时引发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在新形势下，生态环境因素从另一角度保障了人民对政府的认同。

2.政府认同相同要素的历史变迁

政府认同相同要素的历史变迁是指政府认同相同要素在不同时期的覆盖率占该要素总覆盖率的比例变迁及其认同内容的改变。根据表2分析的政府认同各要素在不同时期的覆盖率，结合政府认同各要素的总覆盖率（表4），计算得出同一要素在不同时期受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见表5）。结合词频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同一要素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认同度

根据同一要素在不同时期所占比重（见表 5）可以发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受到的认同程度有所波动，但整体呈现平稳趋势。其中社会因素自2003年以后占比更多，受群众认同程度提升较快，同时人民对生态因素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这种变化与人民的需求和我国的国家战略基本一致。2004年9月，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因素占比大幅提升。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了生态因素占比的较快增长。

（2）不同时期对相同因素产生认同的内容不同

人民在不同时期对政府产生认同涉及同一要素，但对相同要素的认同内容不一定相同。对1989—1993年以及2014—2018年的政府认同的政治因素进行词频统计，排名前三十的词汇如下：

根据词频统计，1989年至1993年，政治因素中出现的高频词为“人民”（24次）、“暴乱”（9次）、“动乱”（8次）、“社会主义”（8次）、“平息”（6次）、“秩序”（6次）、“制度”（6次）。表明在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对政府产生认同的政治因素是基于政府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在2014年至2018年，高频词为“政府”（27次）、“领导人”（26次）、“改革”（19次）、“行政”（22次）、“外交”（15次）、“腐败”（14次）、“国际”（11次）、“依法”（12次）、“大国”（11次）等。这表明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坚决对腐败零容忍及在国际上不断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产生认同。

3.政府认同的结构变迁

政府认同的结构变迁是指政府认同不同因素比重占该时期各因素总和比例的变迁。结构变迁的趋势对新形势下增进人民政府认同的路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政府认同各要素不同时期覆盖率（表3）及不同时期政府认同不同要素的总和，作出统计图（图3）。

根据图3可以看出，政府认同因素的结构变迁中，经济因素占比一直处于主体地位；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占比在结构变迁中基本保持稳定；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占比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则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具体到各个时期，1976年后，人民对于粉碎“四人帮”，实现政治局势的稳定产生较大的认同，因此政治因素占当年政府认同各因素总和的比例最高，之后稍有下滑但呈现出稳定的趋势。在1979年至2003年的五个时期，经济因素占所在时期各认同因素总和的比例最高，但呈下降趋势。在2004—2018年的三个时期中，经济因素占比下滑至第二。文化因素占比在1978年至2013年间有小幅度下滑但总体趋于稳定，并且在2014—2018年有回升趋势。社会因素占比在结构变迁中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04—2018年的三个时期中超过经济因素成为占比最大的要素。作为激励因素，生态因素在1978—1998年的政府认同中所占比例小。21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污染引起人民群众生态意识的强化，因此政府认同的生态因素占比在这一时期增长较快。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政府认同的要素并不相同，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所占比重较高，表明其在政府认同中发挥的作用也更加直接与明显；政治要素和文化要素稳中有进，生态环境要素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其比重也逐渐加大。与此同时，尽管各个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所涉及，但其内涵并不相同，这表明政府认同相同要素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差异。根据政府认同的特点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政府认同变迁的分析结果，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增进新时代人民的政府认同：

1.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预防突发危机事件

从分析结果来看，政治因素在产生政府认同的各因素中呈小幅上升趋势。李普塞特指出，经济增长与民主呈正比例关系[2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伴随的便是人民对于民主权利的追求和对政府自身建设的更高要求。在近十年政治因素的高频词中，“依法”“行政”“腐败”“监督”“国际”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较高。因此在新时代，政府要加强自身建设，加快简政放权步伐、提高行政管理的能力和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坚持依法行政，自觉接受人民和社会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同时要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腐败亵渎了公众的信任”[28]102-103，腐败行为易制造广大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因此，政府要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同时政府工作人员要保持廉洁自律的作风。此外，政府认同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结合图3，政府应当注意对政治突发性事件进行把控，提升危机处理能力，防止突发性事件对政府认同产生影响。

2.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能够逐渐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类需求，取得人民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基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根据图3可以看出，在近15年中经济因素逐渐下滑并不再占据首要位置，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因素对于政府认同不再发挥基础作用。1979年，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9]104新形势下，政府对经济的关注度不能下降。在进行经济建设时，要注意相同因素的历史变迁轨迹。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对政府产生认同的经济因素的内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稳中向好發展；另一方面要注意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升传统行业的质量和效率。

3.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公共服务供给

根据分析，社会因素在人民群众产生政府认同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并且在结构调整中呈上升趋势。新形势下，政府要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幸福的生活。结合图4，一是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如制定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开展技能培训，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解决就业市场中供需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二是要加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富强和经济发展。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要坚持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人民收入，保障社会公平。三是要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四是要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均衡发展。当前我国医疗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因此要促进医疗资源的地区分布，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扩大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确保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满足人民更好生存的需要，才能增进人民对于政府的认同。

4.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不仅属于社会因素，也是文化因素的一部分。因此，在文化因素上，要平等分配教育资源，缩小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办学差距，改善偏远地区学校办学条件。发展文化事业要注重满足人民需要，不能以经济收益为唯一导向。要注意把握好舆论导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防止政府不认同情绪的传播。

5.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政府认同的结构发生变化，生态因素对于政府认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愈发迫切。新形势下，政府要充分认识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着手恢复以往由于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产生的破坏，加快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要抓紧立法工作，以法律形式规范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常轶军.政治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线[J].探索，2018（6）：5-13.

[2]李雪彦.政府认同的二维理论探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3）：42-44.

[3]何翔舟.政府管理的绩效认同：危机与化解[J].学术月刊，2013，45（7）：22-30.

[4]郎劲松，樊攀.政府认同差异化：对农政策传播的新困境——基于湖北省S市实地调研的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11）：36-39.

[5]江宗超.推进民族地区农民对基层政府认同的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15（2）：73-75.

[6]刘小燕，崔远航.政府传播与制造认同[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2）：45-50.

[7]Miller A H，Listhaug O.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 comparison of Norway[J].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1990： 357-386.

[8]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9]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J].当代亚太，2005

（12）：15-22.

[10]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1]龙太江，王邦佐.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69-175.

[12]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刘志鹏.政府注意力视角下各地疫情响应降低逻辑研究——基于（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领导科学论坛，2021（2）：36-45.

[14]文宏.中国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注意力测量——基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3）的文本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4（2）：20-26+171.

[15]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 Ocasio W.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1）：187-206.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8]刘世闵，李志伟.质化研究必备工具：NVivo10之图解与应用[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

[19]吴建祖，毕玉胜.高管团队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华为公司案例研究[J].管理学报，2013，10（9）：1268-1274.

[20]小约瑟夫·S.奈，菲利普·D.泽利科，戴维·C.金.人们为什么不信任政府[M].朱芳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1] JL Glanville，MA Andersson，P Paxton. Do Social Connections Create Trust An Examination Using New Longitudinal Data[J].Social Forces，2013，92（02）：545-562.

[22]Rose，Pettersen.TheLegitimacyofLocal Government，Citizen Responsive Government ResearchinUrbanPolicy[M].Amsterdam： JAI Press，2000.

[23] Bouckaert，Van de Walle. Comparing Measures of Citizens Trust and User Satisfaction as Indicators of“Good Governanc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03（03）：329-344.

[24] A.H.Maslow.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1943：370-396.

[25]杨丽丽，龚会莲.文化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主体、民主性与合法性[J].行政论坛，2014，21（1）：42-45.

[26]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等.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M].张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7]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28]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蔡秋生，等譯.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2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