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月龙，秦国静

（1.重庆工商大学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2.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1731；3.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卡脖子”问题根源在基础研究薄弱［1］。作为一类基础性、竞争前阶段技术，产业共性技术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重要引擎［2-5］，共性技术的有效研发能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产业技术研发及其应用对创新驱动的引领和支撑作用，符合“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及“突出关键共性技术支撑作用”等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内涵。然而，自1999年我国科研院所改制，共性技术就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失灵问题依然严峻［6-9］，需要政府通过出台研发资助政策激励企业开展共性技术研发，这也是世界各国缓解共性技术研发失灵最常用的手段［10-12］。发挥政府资助政策的激励作用，提升企业共性技术研发的积极性，须从更微观的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共性技术研发过程中企业参与行为的影响。

如何发挥政府在缓解共性技术研发失灵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缓解研发失灵的必要性和有效性［6，13-15］、供给与扩散环节［6，16-17］及研发政策等方面探讨政府支持对共性技术研发的作用［12，18-19］。然而，鲜有研究既考虑共性技术研发前期的研发努力补贴，又考虑研发后期的单位产品税减免补贴，缺乏将共性技术研发从共性技术供给到市场收益实现看作一个可持续研发过程的研究，须关注研发过程中处于不同产业地位企业对共性技术研发及政府补贴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