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黎 杨宇雅 北京理工大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中国城乡收入比从 1990 年的2.20∶1 上升到 2009 年的 3.33∶1，随之在2017 年下降到 2.70∶1。虽然目前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国际水平。基尼系数更是超过国际警戒线 0.4，且有波动上升的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将会引发许多棘手的问题，比如扶贫工作的推进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它抑制了农村居民对的消费水平与需求，影响着经济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在国外部分地区，甚至引发政治动荡。

由此观之，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城乡结构的二元对立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与关键点。只有尽快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情况，促进收入公平，才能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繁荣。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 2019》中2013-2018 年城镇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整体上城乡居民仍然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大于城市居民收入增幅。

为了实现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我国曾实行金融扶贫政策。但因为农村地区金融设施基础较为薄弱，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全，故 2015 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5]74 号），要求贯彻党十九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金融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支持使用。

“普惠金融”因此走入人们的视线，它是指立足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需求的社会各群体提供相应有效的金融服务。其中小微企业、农民、贫困低收入人群等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的服务对象。但是相较于传统的产业、教育和金融扶贫，普惠金融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的减贫增收呢？[1]

二、文献综述

（一）普惠金融的作用

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但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在发展较低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相反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当普惠金融到较高水平时，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赵炳奇，2020）[2]而当选取了 26 个省份和 1700多个县的数据后，发现：东部地区纵然有显著效果，但是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有显著效果，其中中部影响要超过西部地区。（肖端 杨延军等，2020）[3]

在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呈现正向关系，并且与收入和消费水平成正比。而中国的现状是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显著高于农村居民，故普惠金融对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也会更大。所以提出政策应当向农村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进行适度的倾斜，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夏仕龙，2020）[4]

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在静态面板还是动态面板中，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收入公平起促进作用。其中在动态面板中，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以及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极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和财政支出对其起阻碍作用，城市化进程则不显著。（吕雁琴、赵彬，2019）[5]

但在对京津冀地区进行的研究中，发现金融设施的增多有助于家庭平均收入的提升，但是伴随收入水平的不断升高，其影响趋于减弱。故政策需要向农村地区倾斜，提高获得性。（尹志超、栗媛，2019）[6]

（二）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从地域来看，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大多数省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而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基础好，农业发达地区具有优惠的农业政策，因此二者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好。[7]

从资源分配来看，农村金融供求之间存在不平衡，农村资金通过银行存款大量流失转移到城市，农村金融的覆盖面、供给规模以及深度都有很大差距。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刘萍萍、钟秋波，2014）的研究中提到了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面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建议。（张平，2011）强调应鼓励小额信贷发展，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科技的运用也被认为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措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广泛应用，能降低农村普惠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扩大服务覆盖面。(林政、安文岚，2019)在研究中强调了对农村居民金融意识的培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