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对理性和权力关系的关注与求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写的《启蒙辩证法》最清晰地将这一紧张关系呈现之后，哈贝马斯在对其批判解读的基础上实现了理性主义范式转换，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批判理论学派内部对《启蒙辩证法》的讨论。在充分肯定哈贝马斯对理性与权力关系求解的合理性和超越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批判理论如若继续发展必须直面两个困境，其一是理性批判的性质决定了研究仍须回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形而上学批判中去，其二是理性和权力关系的规范性基础——现代性依然需要直面后现代的挑战与冲击。这决定了今天我们仍需回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理解理性和权力的辩证关系，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哈贝马斯的解读。本文从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中理性与权力辩证法关系的具体解释、理论假设和理解方式三方面入手，层层推进，以期找到理解理性与权力的辩证法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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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解读集中体现在《交往行为理论》和《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前者重在建构，后者重在解构。哈贝马斯批判的核心观点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理性理解为受权力支配的工具理性，这样做不仅犯下了“把反理性作为其自身有效性的基础”的严重错误，而且“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