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湘　孙长江

【摘 要】1957年创办的广交会，是观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绝佳视角。广交会是在被封锁、禁运的条件下，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制度化平台;是中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展示窗口，肩负沟通中外、澄清海外反华谣言的重任。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政策反映了中国经济外交的取向，中国政府还通过广交会还开展对外援助和展览会外交。客观地说，中国通过广交会实行的对外开放有限，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已是难能可贵了。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必须坚守“两个不能否定”的立场，相关判断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关键词】广交会;对外开放;交易平台;宣传场所;改革开放前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2-0035-11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对外开放道路。关于1978年之前中国是否有对外开放，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邓小平曾讲到：“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 在他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在现有学术研究中，部分学者将改革开放前的国策定位为“闭关锁国”，否认有对外开放，充其量承认：在1949—1959年间实行“一边倒”的对外开放，即对苏联东欧开放;1960—1969年，是“一边倒”式对外开放结束。 在对外贸易领域，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划分为“一边倒”（1949 —1959）、“闭关锁国”（1960—1971）和“转型倾向”（1972—1978）三个历史时期。

1957年创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是观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绝佳视角。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货物禁运”。周恩来1973年对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说：“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 原外经贸部部长石广

生说，广交会的创办是新中国打破封锁、开拓对外贸易，发展国民经济、探索对外开放的伟大创举。 广交会是新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之一，可以说对外开放的大门就是从广交会打开的。广交会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出口创汇功能，还具有广泛的对外开放功能，下面拟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一、广交会搭建对资贸易平台

从经贸角度来说，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平台。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复杂而严峻，国内在经历了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之后，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对资贸易的制度化平台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保持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贸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广交会就是中国开展对资贸易的制度化平台，“我国每年春季和秋季定期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我国同港澳商人和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以及西方国家商人进行交易活动的场合”。至于与苏联等国的贸易，以政府协定、易货记账、进出平衡的方式进行。

1.开展非官方、半官方的民间贸易

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内仅有25个。其中，新中国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每年都是通过双方签订的政府协议进行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就能稳定发展政府间贸易。例如，欧洲的瑞典、丹麦、瑞士、芬兰1950年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芬兰还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但这些国家后来多数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更复杂的是，半官方渠道也经常受阻，如中日贸易。1952年，中日签订半官方的第一次贸易协议，但协议签订后的几项贸易合同均遭到日方毁约，第一次贸易协议总计执行5%;1953年签订的第二次贸易协议的相关合同也只执行了38.8%。1958年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但未能执行。

自1949年10月起，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方式逐渐由解放区的易货方式转变为以结汇方式为主。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国抢购战备物资，使国际市场物价上涨、外汇贬值;而美国的“封锁”“禁运”甚至冻结中国外汇则使中国损失很大。1951年1月，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确定“以易货为主”的方针。易货贸易对于打破“禁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它毕竟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常态形式。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封锁‘禁运的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也会采纳一般的以结汇贸易为主、结汇贸易和易貨贸易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

但是，怎么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外汇呢？时任对外贸易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注意到，广东省外贸系统已举办了几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展览会，每次均成交几百万到上千万美元。他于是想“办个大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获得更多外汇。当时，中国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首先在亚非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取得突破，港澳地区则是中国反封锁、反禁运的前沿阵地。广交会最初主要面向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例如，1957年春季的第1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原则上只邀请港澳和新马地区客户”参加。

2.建立海外联系和了解国际市场行情

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包括对港澳的贸易，不能沿用资本主义的贸易方式。而且由于国内生产关系的变化，新兴的国营进出口企业面临建立业务联系的新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进出口商相当有影响力。各口岸进出口商一般都是当地大商户，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批发业务。他们业务水平高，“广州商人对港澳和海外华侨往来较多、灵活机动”。但随着土地改革后，实行“统购统销”体制，压缩了私营厂商参与对外贸易的空间。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出口私商势力进一步衰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营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几乎全部进出口业务。例如，1950年国营外贸进出口额占到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8.4%;而到1952年，国营经营比重上升到92.8%;到1954年，这一比重达到了98.16%，私商只占1.84%。国内私商的海外业务关系断裂。同时，外国洋行与海外的贸易关系也不再起作用。

国营贸易公司与海外从事对华贸易的进出口商没有建立起互信的联系，造成业务链断裂。例如，国营公司承接对香港的出口供应业务后，无法直接销售给香港的商人，而是委托驻港机构五丰行代销，导致五丰行营业额剧增，产生一连串货到无人负责无人管理，被私商压价骗价等混乱现象，以致江西的残牛被香港卫生当局焚烧700余头。 而五丰行本身，对于香港市场的变化及其规律，最初也有判断不准的情况。例如，1954年9月初，香港五丰行牲畜组根据港市生猪销量一时见好，估计中秋节还会增加，估计销量1.25万头（后实销8788头），结果造成严重的积压事故。

举办广交会可避免这种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国内各国营公司在广交会上，与港澳商人及侨商有重点地建立业务关系，并了解到他们提供的有关价格和规模等方面的合理意见，进一步沟通内外情况，加强业务上的联系。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带来国际市场上的最新信息，中国企业可以广泛、直接地了解到国际市场需求情况及对中国商品的评价，这样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和竞争能力。对此，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时说：“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这恐怕是好办法，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你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

（二）展览交易相结合的模式

广交会工作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展览与促销结合，以直观的方式展示出口商品，以展览促贸易。“看样订货、当面成交”是其生动体现。这种经济与贸易方面的展销模式，沿用至今。

外贸部门的总结说：“展览与交易相结合是一种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良好方式。”因为通过参观，外宾侨商萌发了与我国贸易的兴趣，有些参观者未与我们建立业务关系的，通过我们的介绍和挂钩，与有关业务单位建立了业务关系或做成了买卖，有专门来参观其中一类商品的，由于看到了其他样品，而扩大了其经营范围，做成了其他商品的交易，这对发展业务关系，扩大出口，是有一定好处。 具体而言，广交会“看样订货、当面成交”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扩大推销，尤其是对新小商品的推销有帮助。因为新小商品客户对我国了解不够，如以函电介绍远不如来会实地了解的作用大，尤其我国工业产品出口历史短，经看过实物后，对扩大推销的用途更大;二是了解国外市场情况及外商对我国产品之反映意见。在看样的基础上当面收集到的材料直接及时，有助于生产及运输的改进。而连续举办交易会，能密切与客户的关系，解决以前交易的遗留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国内公司与国外机构之间的矛盾。交易会期间客户亲自来穗，经看样品和面谈后能签订长期合同，有利于生产部门调整计划安排，也可为国营贸易公司改进经营管理提供参照。

“看样订货、当面成交”是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方式，可弥补经济计划之不足，符合当时地大物博、交通不便的国情。由于市场和产销情况的变化，新商品和代用品的出现，年初制订的计划难免出现某些方面不符合客观情况的需要，尚存的小商品生产具有分散性与盲目性特点，而交流会可起到商品集散的作用。 过去我们曾感到手工艺品销路是有困难的，但原因弄不清楚。外贸单位注意到，“看样成交能够消除函电交往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看来，在对手工艺品的出口上，如能多采用看样推销的办法，尤其是在较多的地区适当采用代理方式，将样品摆出市面，对销售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采用不同的推销办法，绝不能千篇一律地采取一般的国际贸易方式。

外国客商的认识，则是基于商务成本。香港英商京诗丹（Mr.S.King）1956年上半年曾到过广州参加广东省出口物资交流展览大会。“现在这个展览会是大规模的，是全国性的，它所陈列的展品，当然要比上次多得多了。而且，我在这里可以见到来自华北的贸易代表，我们可以选购我们认为合销的中国产品。”他在广州能见到来自中国各地的贸易代表，也就“不想到其他地方去了”。

广交会在各个时期都是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渠道。据统计，1957—1962年，每年两届交易会的出口成交总额约占中国同期现汇成交总额的20%左右，1963—1965年增至30%左右。从1966—1977年，平均为41.53%。其中，1966—1969年占35%左右，在20世纪70年代，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占到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40%以上。其中1972年和1973年的洽谈成交，分别占到全国总额的54.4%和51%。改革开放以来，广交会出口成交額继续突飞猛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一些大宗商品（如原油、煤炭等）不在广交会成交，每年成交额仍占20%左右。

二、广交会打造对外宣传窗口

广交会承担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时代重任。中共中央指出：广交会既是一个定期的国际贸易的交易场所，又是中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个宣传场所。广交会采取交易与宣传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展品特别是并不成交的工农业产品，宣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和对外政策。由此，广交会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宣传“窗口”。

（一）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急需能够沟通中外的窗口和桥梁，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请进来”，向他们展示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其必要性源于下列两方面原因。

在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千方百计想搞垮新中国。且自大陆战败盘踞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在港澳和海外华侨中也与新中国全面开展争取民心的斗争。同时，港澳地区进出口商的政治情况也很复杂，有靠近祖国的商行，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洋行，有对南洋的办庄，以及行庄、拦商等，还有国民党以掩蔽为目的的特务商行。 例如，1954年，在香港代表台方的“工商界上层人士”尹致中自台湾回港后即声言：“台湾决不惜一切力量争取香港及海外华侨。”当年中华厂商会的选举暴露了台湾的阴谋活动。据华润公司估计，“年底前后另一大社团中华总商会的改选，将亦有一番激烈斗争，因台湾分子亦在蠢蠢欲动”。

海外势力反华的手段甚多，主要是极力诋毁新中国取得的成绩。采取编造“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的手段，误导人民。对新中国确实发生的坏消息，不但连篇累牍地张贴，还添油加醋，牵强附会地发掘所谓“内幕”“真相”，大肆散播关于新中国的谣言、假消息，意图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并在国际上营造不利于新中国的国际舆论，特别是恶意中伤和歪曲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以香港而论，发行量比较大的《华侨日报》《工商日报》《工商晚报》，均顽固坚持亲台反共立场，沿用“中华民国”纪年，每年举办“双十”国庆，悬挂“青天白日旗”，反对举办“十一”国庆和悬挂五星红旗;接受台湾当局资助，在“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登记，其中《工商日报》持文字第8号登记证（后为台教新字第120号），《华侨日报》持台教新字第110号，《工商晚报》持台教新字第121号;刊登台湾“中央社”编发的通稿，称台湾当局为“我国”“中国政府”，称北京为“北平”，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沦陷区”，称中国政府为“中共当局”，甚至污蔑为“匪共”。

同时，美国利用东南亚华侨问题遏制中国。例如，鼓励台湾当局争取华侨支持;排斥中国在华侨教育中的影响;鼓吹“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充分发挥香港在华侨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等等。1956年，美国政府制定统一的东南亚华侨政策，于次年形成《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 贸易问题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内容。在美方看来，“中共一般把海外华人看作一笔财富，因为：海外华人给他们大陆亲戚的汇款是外汇的来源之一;海外华人的财产是工业发展所需资本的潜在来源之一;海外华人可以被用以增进共产党中国与驻在国的贸易”。

当然，国内的华侨工作也确有失误。以广东为例，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伤害华侨权益的偏差。新中国工作中的失误，被别有用心的人士和政治势力当作污蔑新中国的素材。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己纠正错误的党，善后工作必须借助于有力的宣传活动。由于广州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平常及节日前后外宾、华侨经过广州到各地的为数不少，很多尚无邦交的外国友好人士也纷纷通过港澳路线进来。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关心新中国建设的国际友好人士“请进来”，可以通过宣传和展示粉碎港澳及海外反动势力的造谣和污蔑。

（二）交易与宣传相结合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商品展销会。交易与宣传相结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典展会模式。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展会，展品以广州口岸掌握的商品为主，其他商品亦广为搜集，实物文字并重，图表次之;文字图表内容着重对海外商人进行宣传和介绍。例如，1955年广州出口物资交流会，展出商品着重说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新中国成立后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种类商品每年生产及出口增长情况。宣传的方法主要是出口商品的展出，配合着口头和文字、图表的宣传，宣传中心内容是应用各种数字和具体事例说明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发展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进出口贸易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密切关系，号召海外侨胞多办祖国货物出口，积极推销，多用国货，以支持祖国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粉碎反动派在国外散播的歪曲污蔑新中国对外贸易实况的谣言。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举办方对港澳工商界、文教界、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及华侨有关组织的观众举行报告会，分别说明情况。同时，通过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报》、《经济导报》等通讯社、报纸杂志，向港澳及海外各地广为宣传，总计发出一般稿件30余件。在两个多月的展出期间，参观人数共约18万人。回穗参观的有港澳工商界各行业的代表人物，有东南亚各地的华侨进出口商，有进步的工会领袖人物，也有港澳反动工会的理事和老技工。

为了更好地做到交易与宣传相结合，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还就展品的征集和布展提出了如下原则：1.陈列馆的展品，经常要推陈出新，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国当前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与业务发展情况，并根据经营单位的推销意图结合艺术布置，有重点的且较全面的介绍，以及经常轮番更换展出。2.展品陈列必须配以相应的文字说明来宣传介绍，使能在认识上巩固其对中国商品的印象。3.现有样品零售间出售手工艺品是一种良好的辅助宣传方法，使得许多参观者能适当选购他们所喜爱的工艺品，并通过他们带到国外去。商品宣传的印刷品在陈列馆保存一定数量，以便向来宾或向国外发送。4.陈列馆展品数量和品种很多。希望有关业务单位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如机械、仪器），品种较复杂的（如药材、抽纱），较贵重而易破损的（如特艺品等）展品，能指定专人（委托广州口岸公司）定期检查和检验。5.陈列展品系长时期的展出，一些容易损坏的商品最好能用模型代替，或以空装展出（如香烟及食品罐头用罐、糖果饼食用空盒），以节约物资。

通过这些创新，广交会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为发挥这个“窗口”作用，“展览会将全面地、集中地介绍我国出口商品情况，并宣扬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对外贸易政策等”。广交会创办早期，对外宣传重视政治内容特别是外交外贸政策的宣传。每届广交会开幕前，通过报刊广告等形式公布广交会的消息。每届广交会期间，通过有关领导在外宾集会上的讲话、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接待传媒记者的采访、发表有关广交会的新闻报道。此外，还通过摄制纪录片，印制广交会简介、纪念册、纪念邮票、明信片和制作纪念性物品等多种形式宣传。

广交会采取交易与宣传相结合的会展模式，对客商产生政治影响：1.来中国的所有国外商人，了解新中国的建设及人民生活情况，通过友好往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加强对华侨华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2.通过展览，集中介绍中国出口商品，相应显示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以及丰富的可供出口的物资货源，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通过交易具体宣传和介绍中国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原则，发展国际间正常贸易来往的真诚愿望，相应显示中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成就，从而扩大政治影响。

广交会主要面向港澳和海外，但其宣传工作却是全方位的，观众来源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對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其次，对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吸引华商侨商回国投资，贯彻团结、斗争、分化、争取相结合的方针，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达到共赢的目的;最后，开辟人民外交渠道，建立和巩固国际统一战线。广交会通过展出当时中国具有先进水平的各种出口商品，以及不对外成交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重视政治内容特别是外交、对外贸易政策的宣传，营造和平贸易、友好往来的气氛。中国重合同、守信誉的大国形象逐渐在国际上树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一步被世界人民所认可。

事实上，广交会很好地履行了对外宣传职能。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那样：“交易会既是一个定期的国际贸易的交易场所，又是我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个宣传场所。”

三、广交会展开经济外交攻势

广交会的对外宣传重点，同时也是广交会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1.对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来宾进行宣传，用诚恳交换意见的方式、对方可以接受的办法，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伟大远景，以鼓舞他们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决心和信心，消除他们对我们的疑惧，减少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依赖。2.对西方国家的外宾，挖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的共同点，尽量扩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鼓励其他西方国家持和平、中立倾向。3.对华侨和港澳同胞，帮助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了解祖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华侨政策，提高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并通过他们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

（一）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政策

从广交会客户邀请工作的国别（地区别）政策，可从侧面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外交的取向。

1.争取亚拉非民族主义国家客商

属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具有仅次于“兄弟国家”的地位。作为中国对资贸易平台的广交会，非常重视争取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的客商。

一是广交会争取东南亚各国客商特别是华商。广交会创办之初，客户邀请的重点除港澳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来华参加广交会并不是很踊跃，需有关方面去做工作。

二是吸引亚非拉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商人前来参加广交会。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中国将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当作开拓海外市场的方向。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苏贸易也急剧下降，而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尚未正常开展。中国对外贸易陷于青黄不接的“真空”或“空窗期”。在1956—1965年间，中国外交迎来第二波建交高潮。但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而在这些亚非拉国家中，除锡兰、柬埔寨、老挝和古巴外，又都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1964年春季的第15届广交会，是在周恩来出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缅甸、巴基斯坦等14个国家之后，又逢中法刚刚建交的形势下举行的，到会客商十分踊跃，有52个国家和地区的3719人到会。广交会邀请了广大亚非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部门派人参加广交会。还有墨西哥、芬兰、锡兰、荷兰、缅甸等国的经济贸易代表团，都在会上达成交易。从统计数据看，这些国家客商成交不理想;从客户邀请工作看，这些国家客商一般要求中方负担费用。

2.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客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对华经济封锁、贸易禁运政策，广交会也相应拒绝这些国家的商人来会交易。但对不同国家的政策也有区别，并根据中外关系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要求适时地进行调整，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分化美国与西方盟友的关系。1957年秋季广交会强调，对西方国家要在有利于我国政治和经济原则下，分别采取一般稳定、重点争取和个别“暂时冷淡”的态度，在经济上认真争取购到我国需要的货物与技术，“在政治上则继续采取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孤立美帝的策略”，以西德为主，法、意、英为次，对北欧国家争取建立和巩固正常贸易关系，在南美则争取建立贸易据点。

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客商参加广交会，政策最为稳定的是对美国客商的限制。广交会不仅不主动邀请美国商人，而且对于美国客商的相关请求也明确拒绝。中国对于通过广交会进口的美国商品也严格管制。但这不意味对中美贸易的绝对禁止，特别是通过第三国的中美间接贸易，中国都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同时也有美国客商通过第三地参加广交会的情况。

中国政府一贯积极发展中日贸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日贸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在广交会初创时期，日本是广交会客商的重要来源地。日商的到会率也是比较高的。广交会对日商关上大门，缘于日本实行反华政策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一旦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广交会即对其开放。

（二）展览会外交与对外援助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展览会（博览会）外交援助对象，主要是会展业不太发达的越南和朝鲜。当时，朝鲜和越南都希望利用广交会这个平台发展对外贸易。1964年9月，周恩来在接见朝鲜代表团谈到朝鲜、越南参加广交会的问题时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请朝鲜、越南派几位专家参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二步，在广州辟一个位子给他们展览，介绍商人直接与他们洽谈成交;第三步，可请商人到平壤或河内去参观成交。越南和朝鲜政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在1964年秋季广交会和1965年春季广交会期间，都派了代表团来广交会参观。越南代表团还利用参观的机会同来会的商人洽谈，做成了小量的交易。

广交会的“展览会外交”，包括与欧洲老牌博览会大国——民主德国（东德）展开交流。1961年1月，民主德国驻华使馆代理商务专员雷斯向中国外贸部要求“利用一切可能宣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1.在广交会内设立一个宣传莱比锡博览会的广告台。台前放置一些莱比锡博览会的宣传品供人们自取，民主德国不派人在会场内宣传活动;或者在广交会大门口竖立一块宣传莱比锡博览会的广告牌。2.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出版的外文版《中国对外贸易》杂志上刊登宣传民主德国莱比锡博览会的广告。对此，外交部向国务院外事办报告：广交会的性质不同于一般国际博览会，是以港澳和东南亚各地商人为主要对象，推销中国出口商品;此外，《中国对外贸易》杂志完全是宣传中国出口商品的杂志，过去从来没有刊载过外国广告和宣传品。因此，建议对民主德国要求予以婉言拒绝。但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批示：“这不是什么原则問题，不要完全拒绝。可以同意德方第一点建议。”1961年9月，民主德国驻华商务参赞弗里特曼又向中国外贸部提出，要求在当年秋季广交会内设立一个宣传该国1962年春季莱比锡博览会的广告台，并且在台前放置有关宣传其博览会的宣传品，任参观者自取。外贸部倾向“援例予以同意”，因为这是上届广交会的“同样要求”，曾报经国务院外事办批示同意。但这一次，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和秘书长曾涛却批示说：“要考虑到如其他兄弟国家援例提出此项要求时是否一律同意？在目前情况下，对德方的要求以婉言推脱为好。”

在外国看来，广交会与西方博览会或展览会类似，并期望进行同业交流。在外国博览会或展览会代表团来访时，中国常以广交会为对口单位进行接待和交流。应当指出，中国通过广交会进行的“展览会外交”，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初，联邦德国（西德）有关方面以汉诺威博览会副主席出面，邀请兼任广交会副主任的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参观汉诺威博览会（展期为4月26日至5月5日，与广交会重叠）。经中国驻瑞士商务参赞处将请帖和信转达对外贸易部后，中方未予回应。于是，西德方面又来信催询。对此，中国驻瑞士商务参赞处向外贸部请示，要求以部的名义“答复该会”。中国政府指示，“根据目前对西德采取冷淡态度、适当控制贸易的方针，我同西德不宜搞官方的公开的往来，卢副部长也不拟参观哈诺威博览会”。但要求以商务参赞处名义函复，对其表示感谢，“卢副部长无法抽身去参观该博览会。将来如有合适机会，再作考虑”。

应该指出，通过广交会实行的对外开放，并不限于广交会达成的购销合同。在通常情况下，来华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客商特别是未建交国家客商，都希望在广交会前后到其他地方进行商务和旅行活动。事实上，在中日、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大量日本、美国客商都获邀在广交会结束后前往北京。中外双方会谈的内容与对象，甚至超出在广交会上的谈判。很多美国客商来华参加广交会，目的不是要采购中国的出口商品，而是向中国推销产品。中国有关方面，也借助广交会与外商达成进口外国商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意向，并广泛开展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交流活动。

四、结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开放格局，广交会的有限开放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了，该如何观察和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对外开放政策？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有对外开放，程度还有限

对外开放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是：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三项主要内容。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在1978年以前也有对外开放。广交会的对外开放，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也未截止于“一五”时期，即使“文革”时期仍坚持举办。广交会最初主要面向港澳和东南亚、海外侨商，以及亚非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1972年以后，美国成为广交会最重要的客户来源地。以广交会为主要平台的中美贸易，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通过广交会“窗口”的对外开放是有限度的。首先，广交会邀请的范围有限。如前所述，广交会客户邀请工作的国别政策，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客商“厚此薄彼”的差别待遇。其次，禁止外商到别的口岸谈生意和到其他城市参观。例如，来自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客商，可憑广交会发给的邀请函和本人护照先行自深圳入境，再到广州补办手续，但停留地域只限于广州;如欲去广州以外的地区参观、游览，须另申请手续。 有些客商企图在我们兄弟公司之间钻空子，不和广州谈，要和上海谈，我们都不予同意，想尽办法让他们集中到广州商谈。1978年之前中国通过广交会的有限开放，与1979年以后的全面对外开放有重大差异。

（二）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避免相互否定

有历史虚无主义者将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闭关锁国联系起来，有的还进一步深挖思想根源：“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追求闭关锁国的乌托邦。”显然，这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中国未能更多地对外开放，并不是基于锁国战略，而是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对此，邓小平分析：“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 与清中叶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不同，广交会是新中国突破西方封锁、禁运，走向有限开放的有益尝试。

从对外开放实践发展的长时段观察，广交会的举办迈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在1978年前的20多年里，中国通过广交会保持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不绝如缕的联系。这就是说，改革开放前也有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而且为后来实行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78年之后，正是由于广交会奠定的基础，对外开放才得以快速启动。作为广交会举办地的广东，主动承接了港澳经济转移升级的产业转移，在改革开放之初赢在“起跑线”上，喝上了对外开放的“头啖汤”。

从对外开放理论传承的角度看，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是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逻辑发展。“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既有相同之处，又各自有不同的特点。 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也有对外开放的内容，在邓小平倡导的开放中也有条件的，且非一步到位。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必须坚守“两个不能否定”的立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党建研究所研究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