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君

1971年，我被分配到离上海3300公里之遥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历经人间冷暖，支撑我的有信念、友情，还有母亲给予我的情感支持。

在我人生最迷茫、无助的阶段，母亲给我写来很多亲笔信。起初收到母亲来信，以为只是励志。没想到，她的来信和平时说话的口吻不同，像是一份家庭小报，写的只是日常琐事，舒缓，不急躁：买到好看的挂历了;阿姨会用缝纫机自制收音机套;北方的姑姑家寄来一筐自家果园种的苹果……那些切实温暖的快乐，让颠沛流离中的我，每次都看得思乡心切，泪眼模糊。

最初，我给母亲的回信很短，属于报平安的那种，带着少年的矜持和没心没肺。一次，母亲在信里流露了她的不如意：人在中年，机关被拆并，她不得已放弃热爱的档案工作，有些无所适从，那是她第一次和我叙述内心烦恼，有意和我平起平坐。

我赶紧回信，一封信足足写下五页信纸，幼稚地论说乾坤大小。信寄出后，我天天盼她的回复。母亲在回信里说，她想通了，开始把从前的业余爱好拾起来，醉心于收集邮票、徽章、藏书票。

后来几年，母亲感觉到我的成长、稳定，我们母女之间的通信就变成闺蜜型的了：流行的衣服样式、好吃的食物配方，甚至同事之间的矛盾……在那些信里，充溢着两代女性的忧思和纯粹的快乐，彼此分享独特的生命经验。

母亲的字是家族里最漂亮的，我有意无意地模仿。渐渐地，周围人知道我“喜欢看书，蛮会写”，正因为这个小起点，我幸运地被选拔去林区学校教书，慢慢地接近最钟爱的儿童文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