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菊芳，孙 莉

费孝通先生自1978年始，不少于五次公开阐述“藏彝走廊”概念；并在多次重点强调“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时，提出“板块”型和“走廊”型两种类型；①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6页；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载《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会议论文集》，2003年11月，第3—13页。可知藏彝走廊作为“历史—民族区域”的重要性，以及“走廊”内民族文化交融互生的复杂性。由此，“藏彝走廊”“茶马古道”也就发挥了联接“北方草原少数民族音乐”“青藏高原音乐”“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梅山信仰仪式音乐文化圈”等“板块”型民族音乐文化区域的通道作用。尤其当下人类学、民族学“路”学研究的兴起，人类学学者赵旭东提出“走廊民族志”，提倡以走廊上人与物作为线索，采用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去捕捉与探索其中人与物的流动，而走廊背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各个分支在一条通道上的相互接触、交流、融合、互惠。②赵旭东、李飔飏：《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的世界意识——互惠关系下“走廊民族志”的新范式》，《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第56页。那么，人与物的流通必然伴随着音乐文化的传播交流，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创立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联韬先生的开启和引领下，由该院少数民族音乐学科播下的一颗种子，贯通了西南地区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等音乐文化“走廊”“板块”的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