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铭芳 张 弘

（1.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2.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咸阳）

［提要］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想，带动陕西的发展方向由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渐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国内多数学者的研究角度多集中于西部大开发对陕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给陕西带来的机遇，对于“一带一路”引领陕西转变发展方向的认识尚且不足。本文对“一带一路”提出前后陕西省产业转移和对外开放的情况进行分析，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陕西发展带来的变化，利用熵值法对陕西省的创新驱动能力进行测算和分析，从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转型升级、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等六个方面对陕西进行整体布局和路径建议。

一、政策介绍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到地区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推进西部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方针。

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强调要逐渐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集聚连片发展的新模式；同年，“一带一路”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至此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是国家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统筹资源加强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决策。

至于二者政策战略方向上的区别，西部大开发战略主要影响的是陕西、甘肃、云南等西部12个省份，战略目标是利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的剩余生产资源，承接产业转移，拉动自身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而“一带一路”的主要影响范围是我国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战略目标是通过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打造“一带一路”经济共同体，实现沿线国家经济共同发展，推动我国西部地区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

二、研究现状

西部大开发战略对陕西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013年陕西省GDP相比1999年增长了10倍左右，排在西部省市区的第三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陕西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2019年进出口总额是2013年的17倍左右，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使陕西省的对外贸易取得较大幅度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陕西作为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故对于“一带一路”与陕西省的发展规划也成为近些年来科研学者进行研究和谈论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西部大开发对陕西及西部发展的政策效应研究。彭曦等（2016）通过系统GMM方法估计整体西部大开发整体政策效应，发现陕西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提升明显；陈小玮（2019）认为，西部大开发20年，是陕西巨变的20年；邓翔（2020）利用1978～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评估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的政策效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对各省市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同时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其中对新疆和内蒙古的政策效应最为明显，分别为3.1%和2.8%，对陕西的政策拉动效应处于中间值，为1.9%；魏后凯等（2014）认为西部地区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东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二）“一带一路”与陕西发展的关系。宋萌等（201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大开发创造了新的机遇，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后可充分发掘其发展潜能，借助该倡议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利于其建设沿边开放开发的新经济带；宋宇（2015）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和陕西的机遇；张玲（2017）认为陕西作为“一带一路”向西发展的重要枢纽，应构建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陕西经济朝国际化方向发展；张宝通（2018）认为，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陕西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冯耕中（2018）认为，“一带一路”推动陕西枢纽经济发展；王铁山（2019）提出，中国（陕西）自贸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

（三）“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分工新格局的形成。周文（2015）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沿线各国竞争力，改善互联互通条件，营造良好的经贸环境，提升各国参与国际公共问题治理的能力，进而带动各国参与并融入国际分工之中；安虎森等（2017）认为“一带一路”通过互联互通的方式组建新的分工体系；谷克鉴等（2018）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有效应对新的国际分工动力机制；李建军等（2018）从产业、国家和区域三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型、显著的梯度性和较强的波动性等特征，认为各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建设中去。

（四）一体化与国际分工对区域发展的研究。“一带一路”构建了新的一体化格局。林毅夫、刘培林（2003）指出，由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其发展优势有偏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而通过提高对外一体化水平可以有效遏制差距的持续扩大；钱学锋等（2009）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国际生产分割与我国产业聚集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其影响程度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依次衰减的趋势。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1）学者们更多的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从属，或者是并列，研究角度大多以“一带一路”倡议是陕西的发展机遇为主，而对“一带一路”倡议对西部大开发以及陕西发展方向的转变和引领作用的认识尚且不足；（2）学术界对于发展格局的研究更多局限于产业布局，并没有从宏观上建立陕西发展的新格局。

笔者认为，在陕西发展新格局形成研究中应当着重以下两个方面：（1）“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的创新，为陕西发展引领了新的方向，拉动陕西由西部大开发阶段着重承接东部转移逐渐转变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寻求合作、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故陕西发展新格局研究应当以其为引领和拉动；（2）结合陕西省的发展基础，从经济健康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六个方面提出陕西发展新格局。

三、“一带一路”引领陕西转变发展方向

2013年之前，陕西省一直重点贯彻落实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通过承接东部溢出产业来带动自身发展，处于西部大开发“桥头堡”位置。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西部要构建新型经济开放体制，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由此，陕西省的发展方向由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逐步走向对外开放，产业布局由着重参与国内产业分工转变为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战略地位也逐步从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转变成为内陆沿边开放新高地。以下将对陕西省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之后发展方向的转变进行分析。

（一）西部大开发产业转移状况。由于陕西在地理空间上不仅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又作为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加之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较为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市场辐射和开发潜力较大，故在西部大开发阶段成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率先考虑的地区，陕西也因此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不错的成绩。2001～2013年，陕西省吸引外省市投资额由428亿元增长到4，189.95亿元，增加了3，762亿元，较2001年增加10倍左右，全国有近30个省市在陕进行投资，涉及行业和领域多达27个；从投资地区来看，对陕投资额排在前三的分别是广东、福建和北京；从投资领域来看，机械制造、煤炭、石油等产业是外省市对陕投资领域的热点和重点。以2007年为例，外省区市在陕投资合同项目1，239个，总投资2，776亿元，实际到位资金646.93亿元，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区域在陕投资规模较大，投资额分别为376亿元、101亿元、62亿元，主要投资项目为房地产、机械制造和能源。

（二）“一带一路”引领陕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由图1和图2可知，2010年陕西省实际引进内资增长率达到峰值，增速为60%，2012年之后，引进内资额虽然仍在增长，但增速有所下滑；相对比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自2011年起，其占GDP比重呈逐年增长趋势，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达到两次峰值，2013年正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性一年，而2015年是陕西省首次对于“一带一路”正式提出规划和行动计划的一年，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陕西省正通过“一带一路”将发展的重点从吸引内资逐步转变为吸引外资。（图1、图2）

图1 2010～2016年陕西省引进内资额及增速变动图

图2 2001～2018年陕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占GDP比重图

进出口方面，从图3可以看出，陕西省进出口总额在2001～2013年一直都保持着平稳发展的趋势，进出口总额一直处于500亿元以下，但从2014年开始，陕西省的进出口总额出现跳跃式增长，2014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683.53亿元，增速达到35%，实现历史发展的新飞跃，是2000年的22.5倍，其中“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国家前三名分别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伊朗；2017年增速达39.8%，高于全部进出口2.4个百分点，是2013年的2.8倍；201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51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4%。2019年1月至8月，陕西省对“一带一路”沿线11个国家投资达1.36亿美元，同比增长38.8%，占陕西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的43.3%。说明陕西省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开始重视发展对外贸易，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合作对象，陕西正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图3）

图3 2001～2018年陕西省进出口总额及占GDP比重变动图

（三）“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陕西省以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为目标，依托产业基础和国家政策，积极建设自贸试验区，发挥区域的科教人文优势，在物流、贸易、资金融通以及科教文旅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物流通道加快建设，“长安号”货运量、重载率和实际开行量均居全国第一；贸易畅通渐趋提升，陕西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分别达到11.4亿美元和14.17亿美元，中俄丝路创新园、中欧工业园、陕韩产业园等国际产业园区聚集效应显著；资金融通不断扩大，2018年，陕西打造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服务平台“通丝路”正式上线，助力小微企业和农户“走出去”，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便利化试点工作在自贸区实行，是西部地区除四川省外的第二个试点省份；科教文旅优势逐步发挥，陕西成功举办五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与“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建立友城关系，旅游外汇收入累计111.84亿美元。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得出，西部大开发阶段，陕西省的产业转移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区域为主，承接项目主要为房地产、机械制造和能源，对外开放水平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还处于偏低水平；在2010年之后，陕西省吸引内资额虽然逐年呈增长趋势，但增速却逐年下滑，相比之下，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和进出口贸易额则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在2013年和2015年陕西省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两次峰值，时间点分别对应“一带一路”的提出以及上升为国家战略、陕西制定具体行动计划的年份。从数据的相关变化以及“一带一路”所取得的成果上可以看出，在新的时间节点上，陕西省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更多的是依托于“一带一路”，联通内陆与中亚等地区，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及机遇，发挥自身优势“走出去”，逐步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去。

四、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分析

（一）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及评价指标。涉及到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概念，大多学者从国家、区域以及城市三个角度进行界定，且侧重角度各有不同，本研究将延续众多学者关于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的共识，将城市创新驱动能力的概念定义为一个城市将知识、资本等多种要素转变为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的能力。

从评价指标来说，本文参照中国创新指数（CII），结合中西部城市创新能力的特点，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等四个层面选取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表1）

表1 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一览表

（二）分析方法。本文采用熵值法对陕西省创新驱动能力进行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指标的标准化。由于各指标所代表的数值单位不同，直接比较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因此在运算之前，需要先对所有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对结果带来的不同影响。

式中，Xij表示某个具体的指标值，Xmax为第j指标值中的最大值，Xmin为第j个指标值中的最小值。

第三步，计算差异性系数：gj=1-ej

第五步，逐级计算指标值，最后计算综合评价得分：

（三）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实证分析。研究选取四川、陕西、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宁夏和青海的省会，共八个城市。样本城市均位于西部地区，且均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省会城市。因此，选取以上城市为对比分析的样本，提取2019年官方统计数据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熵值法对八个城市分别从创新环境、投入、产出和贡献四个层面进行评价，最后进行综合全面评价和排序。评价结果详见表2和表3。（表2、表3）

表2 城市创新发展能力加权得分一览表

表3 城市创新发展能力排序一览表

从整体来看，按照各省市的综合得分对创新发展能力进行排序，可以发现，西部八个省份创新发展能力呈现梯级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四川和陕西位于第一梯队，综合得分远超其他西部几个省份，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四川省是西南中心，陕西省位于西北中心，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两个省份独特的发展机遇，所以具有相较其他样本省份更为独特的创新驱动资源和环境优势，再加上充分的创新驱动要素利用及有效的制度供给，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位居前列；云南和贵州这两个西南省份为第二梯队，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西南相较西北在政治经济、制度供给以及对外开放等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贵州，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总体来说仍与四川和陕西这两个中心省份有一定的差距；新疆、甘肃、宁夏和青海这四个省份为第三梯队，综合得分较低，这是由于深处西部内陆省份，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创新驱动能力的发展。

从创新环境、投入、产出和贡献的二级维度进行分析，陕西和四川始终稳居各项指标的前两位，云南和贵州仍然位居第三名和第四名，二级维度仍然呈现出梯级分布。从创新环境来看，对外开放程度所占权重最大，说明对外开放对于四川省和陕西省创新环境的影响度最大，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一带一路”中的对外开放政策可以对四川和陕西的创新发展提供很好的条件。从创新维度来看，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得分排名较后，在R&D经费支出、财政科技支出占比、R&D人员数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方面都不占优势，创新经费的投入不足，缺乏科技创新型的高端人才，高新企业较少。从创新产出维度来看，知识产权和创新主体在所有二级指标中所占权重最大，说明对于省份和城市创新发展影响力最大的即为专利申请以及规上工业企业的科技发展水平，同时，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西北地区建设步伐较快，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增长较快，产出得分有所上升，但与西南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在创新贡献得分中，新疆排名第四，表现突出，超过西南省份云南省以及西北其他省份，主要是因为乌鲁木齐是国家重点扶持发展工业的省份之一，产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较为合理。

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省份的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重制约，区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梯级分布明显，但陕西省作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创新驱动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具备较大的潜力。

五、“一带一路”引领下陕西发展新格局和实施路径

2020年4月，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形成面向国际的商贸物流枢纽，构筑内陆地区的国际贸易通道。”为落实习近平的指示，进一步推动陕西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陕西区位优势，推动全国经济和市场空间南北联通、东西互通，本文以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以及进一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为目标，对陕西省的发展规划提出新的布局及路径建议。

（一）陕西发展新格局

1、陕西总体布局——构建“一圈一轴三带”的空间格局。“一圈”即由西安为主、咸阳主城区及西咸新区为辅组成的大西安都市圈。通过深化西咸新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行政区划及大西安都市圈的边界范围，实施“北跨、南控、西进、东拓、中优”的空间战略，打造带动西北、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一轴”为陇海-连霍主轴，即沿陇海铁路和连霍高速的主轴线，及其沿线城市，包括天水市、宝鸡市、咸阳市、西安市、渭南市等，简称“陇海产业和发展轴”。“一轴”沿线的城市皆是西北地区经济实力强大和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未来可期。“三带”即包茂发展带、京昆发展带以及福银发展带。通过推动铜川融入大西安都市圈，带动安康、汉中、商洛等地的发展，促进大西安都市圈向东西方向联通发展，扩大都市圈影响效应，最终形成包茂发展带联通南北、京昆发展带对接渤海地区、福银发展带连接长江三角洲和宁夏等西北省区的发展新格局。（图4）

图4 “一带一路”陕西省建设新格局总体布局图

2、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在“一带一路”规划版图中，陕西是其建设的核心区，而西安则是核心区的“核”，要重视西安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其经济影响力，建设具有亚欧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国务院2018年明确提出将西安建设为国家中心城市，故根据中心城市的相关实施方案，西安市整体建设的具体布局思路为“三廊三轴三带一通道”。“三廊”是指工业、文化产业和科创大走廊，分别以经开区、高新区和曲江新区为引领。“三轴”为南北方向贯穿西安的三条轴线，包括科技创新引领轴、古都文化传承轴、现代服务生态轴。“三带”是指构建北山、渭河、秦岭北麓三大生态文化旅游带，打造具有西安特色的“绿色增长级”。“一通道”以“国际港务区+空港新城+秦汉新城+浐灞生态区”等地区为依托，致力打造“开放增长极”。这一布局可以为西安建设具有辐射影响力的中心城市提供指导思想，进而助力陕西实现追赶超越。（图5）

图5 “一带一路”大西安建设新格局总体布局图

（二）实施路径。在具体实施路径方面，以陕西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及推进五大中心建设为目标，以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和流动经济为着手点，结合陕西实际，从经济、创新驱动、产业转型等宏观层面对陕西的发展提出路径建议。

1、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要求，抓住用好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机遇，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八字方针，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要在新时期大力推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建设，在稳定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大力优化产业结构；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水平，利用对外贸易带动陕西的经济产业发展，合理优化产业布局；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打赢三大攻坚战；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促进陕西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

2、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的双向结合，强化平台建设、政策引导、金融支持、权益保护，依托“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平台，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利用陕西省的科教和高校资源，加强企业与高校的对接，促进专利和科技的深度转化，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要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创建合理合适、开放的营商环境，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对内对外双重开放力度，吸引国内新兴科技产业落户陕西，推动自身产业“走出去”，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3、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科教人才、国防军工和特色产业优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双向互动，强化优势产业及关键领域创新，延长产业链条，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工程；推动国防科技产业深化改革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搭建“军转民”、“民参军”等深度融合体系；利用陕西的资源优势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在承接国内产业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依托重要平台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拉动第三产业提质增效，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陕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夯实产业基础。

4、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着力根据陕西地形地势特点，构建辐射南北、联通东西的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提升交通综合能力的服务水平；要建设高速共享信息网络，着力推进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搭建政务数据中心和基于云计算的创新服务公共平台；加快补齐“三农”领域短板，推动“四好农村路”提质扩面，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从整体提升陕西省基础设施水平。

5、推进生态共建、环境共治。推进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一是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对于生态受损系统采取分区分类的修复方式，以封禁为主，必要时辅以人工修复；二是要以护山、治水、育林、养田及蓄湖为重点，提升区域的整体生态功能；三是要实施环境共治，从空气质量、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以及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方面出发，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强化环境风险防控，科学有序地保护未开发利用地，提升整体的环境质量。

6、大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从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及社会治理等六个方面加强制度保障，具体策略包括多措并举稳就业，加强就业促进服务；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教育宣传和大众认知水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健康陕西建设，着力建设四位一体健康管理服务系统，进一步提高陕西医疗水平；健全人民群众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完善信访等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