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外显自尊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

2021-07-07张雪莲王瑞邦

经济师 2021年5期

张雪莲王瑞邦

摘要：运用IAT实验范式和问卷法测量了13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内隐自尊、外显自尊、道德推脱及攻击行为，探究内隐—外显自尊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道德推脱水平低的大学生内隐自尊越高，其反应性攻击水平越低;（2）责任转移水平低的大学生外显自尊越高，其主动性攻击水平越高;（3）非人性化水平低的大学生，外显自尊越高，其反应性攻击水平越高。

关键词：内隐自尊外显自尊攻击行为道德推脱

中图分类号：F016.3;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1）05-013-05

一、引言

当前，大学生攻击行为既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由于青少年成长环境复杂多样，学界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研究不断深入。罗贵明（2008）研究得出自尊水平可以显著预测攻击行为;自尊在父母情感可用性（parental emotional availability）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Alessandra Babor， Leonardo Carlucci， Fedele Cataldi， Vicky Phares， & Carmen Trumello ， 2017）;王興超等人（2012）发现道德推脱也会显著影响攻击行为。而本研究从个体特征入手，探讨自尊水平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并从个体认知倾向的角度，以道德推脱这一认知机制，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内在机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Rosenberg（1965）提出，自尊是个体对于自身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是负面的或是正面的。Coopersmith（1967）则认为自尊是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它以社会比较为媒介，是在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个体用于评价自身表现时对自我概念的价值判断，而低水平自我概念的清晰性也伴随着个体抑郁、压力以及人际问题等消极心理现象的发生（Constantino et al. ， 2006），会对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高宁，聂国香， 2015），且高自尊的人则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Baumeister R F， Smart L， Boden J M. ， 1996; 吴晓燕，方圣杰， & 张林，2012）。当前心理学家对于自尊的研究中，普遍将自尊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其中外显自尊（explicit self-esteem）需要通过自陈量表测查得到，内隐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则需要通过间接方式测量获得，如IAT实验。个体内省的且未被意识察觉到的对于自身的评价被定义为内隐自尊，因是个体未被意识到的对自我的态度，相对不受控制，但是会影响到与自我相关或无关事物的评价态度;而个体所能意识到的对于自我的评价，则被定义为外显自尊，是个体有意识地加工所得的。（Greenwald， A. G. ， & Banaji， M. R. ， 1995; Greenwald， A. G.， & Farnham， S. D. ， 2000; 周帆，王登峰， 2005）。个体有获得自尊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也会表现出外显的行为，这两者均受到内隐自尊、外显自尊的影响（石伟，黄希庭， 2003），且两者均与攻击行为相关（张荣娟， 2012）。攻击行为是伤害他人的行为。辛自强等人（2007）在研究中发现，在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自控起中介作用，社会地位起调节作用，何朝锋（2013）研究得出敌意维度在其中起调节作用。然而，当前就内隐自尊、外显自尊与大学生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尚不完备，需要进一步通过实验探讨，进而为干预大学生攻击行为的产生提供心理学原理。

国内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凸显品德培养的重要地位，要求学生掌握道德概念，形成道德观念，但是即使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个体也可能会做出违背道德标准的行为。个体会通过心理过程的解释来掩饰不道德行为的发生（Messick & Bazerman， 1996; Tenbrunsel & Messick， 2004）。个体有时会作出很多不道德行为，但因统一的社会道德标准及自身内心的道德准则，需要进一步地解释来重新定义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以减少自身的内心负担，从心理上最大程度给自己“减负”，这种认知倾向通常被定义为道德推脱（Bandura，1986，1999），是个体产生各种反社会行为的认知基础，分为八个相互关联的推脱机制，其中，道德辩护、委婉标签和有利比较在认知层面，重新建立认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让个体在道德上可以较高地接受既定事实（Bandura，1986）。这种认知倾向使得个体在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时不感到内疚或自责，对大学生的攻击行为有正向影响（王兴超，杨继平，刘丽，高玲， & 李霞， 2012）。高道德推脱者在攻击他人之后，不会产生明显的愧疚和自责（Paciello et al.， 2008），该个体一般会更容易攻击别人（Bandura et al.， 1996; Hymel etal.， 2005; Obermann， 2011; Pornari & Wood， 2010; Richmond & Wilson， 2008）。在个体成长早年阶段，其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成长后期就更容易发生攻击或暴力行为（Caprara et al.， 2009; Hyde et al.， 2010; Paciello et a.， 2008）。

已有研究中发现，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会影响其攻击行为的发生。刘美辰（2012）在研究中发现，在中学生道德判断与与主动性攻击行为的关系中，道德推脱这一认知机制起着调节作用;而对青少年群体的攻击行为，道德推脱则起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杨继平，王兴超，2012）。高宁和聂国香（2015）以初中生为被试群体，证实道德推脱在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张艳（2013）将道德推脱引入个体自尊及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中，结果发现外显自尊与道德推脱关系显著，呈显著负相关，为研究探讨攻击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将道德推脱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内隐自尊、外显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丰富了对大学生攻击行为领域的研究，有助于启发今后的教育实践借助有效的干预机制，减少不道德行为的产生。

本研究假设道德推脱作为个体的防御性机制，对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发挥着一定调节作用，進而影响着攻击行为的产生，具体为：低外显自尊、高内隐自尊的个体，道德推脱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攻击行为;而低内隐自尊、高外显自尊的个体，道德推脱水平越低，攻击行为越容易受自身的控制而减少。为验证这个猜想，将以自尊为自变量，道德推脱为调节变量，攻击行为为因变量，通过问卷法及实验法进一步研究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方法

（一）被试

实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山西大学坞城校区、山西大学大东关校区及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除心理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共140名。剔除无效数据后，有效被试为131名，年龄17～23岁，平均年龄19岁;其中男生87名，女生44名。

（二）仪器和材料

1.实验仪器。运用E-prime2.0编写实验程序，并以显示器为14寸，分辨率为1366*768像素，刷新频率为60Hz的笔记本电脑呈现刺激。被试距离电脑屏幕60cm，进行实验时屏幕背景为黑色。

2.外显自尊的测量。采用Rosenberg（1996）编制的自尊量表测量外显自尊，该量表信度、效度较好，应用广泛，其α系数为0.77和0.88 （Robinson， Shaver， & Wrightsman， 1997; Zhang， 1997）。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采用“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四点评分，其分值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

3.道德推脱的测量。采用Bandura等人（1996）编制的道德推脱问卷（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MDS）来测量道德推脱。问卷一共包含32个条目，涉及八个推脱机制分别为：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道德辩护是重新解释个体对他人的伤害行为，以使得在道德层面合理。委婉标签是个体以语言为媒介，委婉将负面行为在道德上看似不那么有害甚至有益的。有利比较是指个体以更坏的行为为范例，来与本身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比较，进而减少自身负面情绪。责任转移是个体解释实际情景中发生的不道德行为，否人自身责任，以达到转移责任的目的，来减少自身的负罪感。责任分散是指个体将已作出的不道德行为的责任推卸给所在的集体，将责任分散到集体身上，进而减少自身的责任，减少自身心理上的负罪感或愧疚感。扭曲结果是指个体心理上扭曲已作出的不道德行为，在道德层面减少自身的内疚。非人性化是个体在认知层面否认或贬低他人，为进行不道德行为创造前提。责备归因是个体以减少对自身的责备为目的，罗列自身负面行为（Bandura， 1996;杨继平，王兴超，2011）。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量表测得的分数越高，则代表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本次研究中α系数为0.89，各维度的α系数在0.54～0.71之间。

4.攻击行为的测量。采用Raine于2006年编制的主动性—反应性攻击问卷，其中有23个条目，包含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两个维度。问卷采用三点记分法，0、1、2分别代表“从不”“有时”“经常”。问卷α系数为0.90，其中主动性攻击量表α系数为0.84，反应性量表α系数为0.81。各维度分别累加形成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总分，分数之和是总的攻击分数，该所得分数越高，表示该个体的攻击性越强。

5.操作测验工具。采用E-prime2.0程序编写的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asr; McGhee， & Schwartz， 1998）来测验内隐自尊。IAT以收集到的被试的反应时为指标，个体自动化地将概念词与属性词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即收集到的反应时代表个体内隐自尊。IAT实验中，将词语进行分类，“自我”和“他人”的词均为概念词，“消极”和“积极”的词均为属性词;其中“自我”的词包括：“俺、俺的、自己、自己的、自个、自个的、我、我的、本人、本人的”;“他人”的词包括：“他、他的、别人、别人的、人家、人家的、外人、外人的、他人、他人的”;“积极”的词包括：“诚实、自豪、可爱、伶俐、高贵、高尚、聪明、漂亮、成功、强壮”;“消极”的词包括：“罪恶、卑鄙、无能、愚蠢、失败、讨厌、笨拙、可恨、陈腐、丑陋”（段锦云，古晓花，孙露莹，2016）。该实验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要求被试对“自我”和“他人”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把属于概念词“自我”和“他人”的刺激各自归为一类，分别按D键或K键反应，对每个反应的正确与否给予反馈。第二部分要求被试对“积极”和“消极”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把属于属性词“积极”和“消极”的刺激各自归为一类，分别按D键或K键反应，对每个反应给予反馈。第三部分要求对全部四类词进行联合辨别，即把属于“自我”或“积极”的刺激均按D键反应，把属于“他人”或“消极”的刺激均按K键反应。第四部分重复第三部分，但要求被试要保证按键的准确率。第五部分与第一部分的要求相反，这一部分要求被试把属于他人”的刺激归位一类按D键反应，把要求被试对属于“自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K键反应。第六部分与第三部分的要求相反，即要求被试对属于“他人”或“积极”的刺激按D键反应，“自我”或“消极”的刺激按K键反应。第七部分重复第六部分的实验，但是要求被试在保证按键正确的前提下反应。

6.实验环境。为保持实验的科学性，避免其他无关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安静的教室对被试个别施测。

（三）实验程序与数据处理

实验由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担任主试，在心理学实验室对被试逐个进行个别施测。所有数据采用E-prime 2.0 及SPSS 17.0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分析。

本研究中IAT实验包括七个基本部分。第一部分呈现20个刺激词汇，要求被试提高辨别归类速率并按键反应（如‘D键或‘K键），即把属于“好”的刺激或“坏”的刺激各自归为一类按键反应（如‘D键或‘K键）。第二部分同样呈现20目标概念词（target-concept），要求被试保证辨别归类速率并按键反应（如‘D键或‘K键）。第三部分呈现前两个部分全部的40个刺激词汇，要求被试联合辨别，即把属于“我”和“好”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D键），把属于“非我”和“坏”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K键）。第四部分重复第三部分，但要求保证按键的准确率。第五部分与第一部分的按键要求相反，即要求把属于“非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D键），把属于“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K键）。第六部分与第三部分的按键要求相反，即要求将属于“非我”或“好”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D键），把属于“我”或“坏”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K键）。第七部分重复第六部分，要求保证按键的正确率。其中，一、二、五部分均为练习部分，出错时会给予反馈。三和四部分为相容部分，五和六部分为不相容的部分。其中，相容的判断分类一半出现在不相容的判断分类前，一半出现在其之后，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顺序效应。另外，由于本测验中记录的是反应时，且精确到毫秒，易受个体状态的影响，为得到被试相对稳定的反应，参照类似作法（Greenwald， & Farnham， 2000; Farnham， Greenwald， & Banaji， 1999），将相容的和不相容的部分各重复一次，在各部分之前出现（即第三、五部分各重复一次），作为各部分的练习，故本研究中整个测验共有七部分。

三、结果

（一）道德推脱对外显自尊与攻击行为的调节作用

对外显自尊、道德推脱及攻击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对反应性攻击回归显著（t=2.890，p<0.01），即道德推脱显著影响大学生反应性攻击。

如表1，将外显自尊与非人性化的交互项和反应性攻击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效应显著（t=2.451，p=0.016<0.05），即非人性化在外显自尊与反应性攻击中起到调节作用。将非人性化的标准分按照大于一个标准差和小于一个标准差分为低非人性化组和高非人性化组，进一步对外显自尊与非人性化的交互项和反应性攻击做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图略），即非人性化水平低的组，外显自尊负项预测反应性攻击，非人性化水平低的大学生，外显自尊越高，其反应性攻击水平越高。

如表2，将外显自尊与责任转移的交互项和主动性攻击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效应显著（t=-2.224，p=0.028<0.05），即责任转移在外显自尊与主动性攻击中起到调节作用。将责任转移的标准分按照大于一个标准差和小于一个标准差分为低责任转移组和高责任转移组，进一步对外显自尊与责任转移的交互项和反应性攻击做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图略），即责任转移水平低的组，外显自尊与主动性攻击成正相关，责任转移水平低的大学生外显自尊越高，其主动性攻击水平越高。

（二）道德推脫对内隐自尊与攻击行为的调节作用

将反应时差、道德推脱及攻击行为进行回归分析，以反应时差作为内隐自尊的指标，结果显示道德推脱对反应性攻击回归显著（t=2.967，p<0.01），即道德推脱显著影响反应性攻击。将道德推脱的标准分按照大于一个标准差和小于一个标准差分为低道德推脱组和高道德推脱组，进一步对反应时差与责任转移的交互项和反应性攻击做回归分析，结果（图略），即道德推脱低的组，内隐自尊负向影响反应性攻击，道德推脱水平低的大学生内隐自尊越高，其反应性攻击水平越低。

四、讨论

就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而言，研究者普遍认为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即高自尊的个体，其攻击行为更容易发生，即有高攻击行为的倾向，Baumeister（2003）提出高自尊异质性（heterogeneity of high self-esteem）学说，认为行为多样性是高自尊个体表现出的显著个性特征，且个体防守性自尊越高，攻击行为发生的频率越高。Kernis等人（1989）对自尊的稳定性进一步研究，若是个体的自尊水平较高，且稳定性较差，其攻击行为发生的频率更高即有高攻击行为的倾向。而低内隐自尊则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影响自我的行为，且非言语行为也更易受个体内隐自尊的影响（Spalding， L. R. ， & Hardin， C. D. ， 1999; Leah， R.， Spalding， Curtis， D.， & Hardin. ， 2016）。在本研究中发现，内隐自尊、外显自尊与攻击行为无显著相关，这可能存在更复杂的心理机制，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谷传华，张文新（2003）也发现自尊与攻击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但个体的精神质等因素能更好地预测攻击行为的强弱。

从认知倾向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个体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研究探讨道德推脱的影响，发现它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显著相关（Gini G ， Pozzoli T ， Hymel S. ，2013），也与儿童的攻击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Bandura， 1996）。Kiriakidis（2008）以少年犯为被试群体，发现这一特殊群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要比普通儿童要高。在之后对于这一群体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道德推脱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暴力行为，个体产生的身体攻击行为也与个体的道德推脱这一认知倾向有关，且在青少年早期的道德推脱水平，有助于研究者推测后期发生攻击行为的频率。（Paciello，M.，Fida，R.，Tramontano，C.，Lupinetti，C.，& Caprara，G.V.， 2008; Caprara， G. V. ， Fida， R. ， Vecchione， M. ， Tramontano， C. ， & Barbaranelli， C. ， 2009）。同时，道德推脱在不同群体中差异显著，男大学生、企业中的男性员工道德推脱水平显著高于女性，且在企业中，员工的道德推脱水平与年龄、工龄显著正相关（王兴超， 2011）。本研究也通过实验进一步验证了道德推脱与反应性攻击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生反应性攻击与其道德推脱水平显著相关。在作出不道德行为时，因已有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自身内部的道德标准，会产生内疚、负罪等负面的心理情绪，为了摆脱这种心理，个体会调整自我的认知，即通过道德推脱扭曲自己的认知倾向，不让道德标准约束自身的心理，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0）。Dodge和Coie（1987）发现，反应性攻击为个体在受到他人攻击时保护自身的一种反应，是以防御为基础的;而个体主动地表现出，且故意甚至是有预谋的作出的一些暴力的或者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因不具有防御性是主动为之的，则称为主动性攻击。道德推脱为反应性攻击即防御性的攻击创造了条件，这也启发我们在学校开展素质教育提升青少年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加强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干预，通过降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制约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表明，内隐自尊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受道德推脱的调节，在外显自尊的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责任转移、非人性化发挥调节调节作用。当道德推脱水平较低时，内隐自尊与反应性攻击成负相关，即低道德推脱的个体，其内隐自尊水平越高，较少会对他人的攻击作出反应性攻击。低水平的道德推脱，意味着大学生个体有较强的道德标准，这就使得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有较高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身，较少做出与自身道德准则违背的行为（岳红， 2013）。持有较高内隐自尊的个体会无意识地倾向于将自身与好的、积极的评价及事物相联系（Greenwald， A. G. ， & Banaji， M. R. ， 1995），进而在受到他人言语或非言语的攻击时，也不会因为个体自身的防御作出反应性攻击行为。个体从婴儿期开始，就有了对自我积极的肯定（Fernald， A. ， 1993; Swann， W. B. ， & Schroeder， D. G. ， 1995），在由儿童期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随着个体不断地练习，最终内化为自身的图示形成自动化运用（Kernis， M. H. ， Grannemann， B. D. ， & Barclay， L. C. ， 1989）。因此这种内隐自尊的形成是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积极反馈分不开的，这也启发我们要在儿童阶段、青少年阶段给予个体积极的反馈，帮助其树立高度的道德观念进而减少未来攻击行为的发生。

在外顯自尊的研究中则发现，当非人性化水平较低时，外显自尊负向预测反应性攻击，即低非人性化水平的个体，其外显自尊越高，就会较少产生反应性攻击。非人性化水平低即较少在认知方面否认或贬低他人的个体，若外显自尊水平较高，受外界攻击而产生的防御性攻击就会减少。未来学校的德育课程可以参考这一研究结果，较多地干预青少年道德推脱的非人性化推脱机制，培养有较高水平自尊的青少年较多产生对他人客观或积极的看法，进而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另外，研究结果也发现，当责任转移水平较低时，外显自尊正向预测主动性攻击，即低责任转移的个体，外显自尊越高，主动性攻击也会越增多，这与Baumeister等人“高自尊的个体容易产生攻击行为”的观点相符合。责任转移水平低，即会较少否认或转移自身在不道德情景中的责任，该类型个体若有较高的外显自尊，正如Baumeister等人在高自尊异质性学说中提到的，拥有较高的自恋水平，即有膨胀的且不稳定的自我，更易主动对他人产生攻击。因此，在青少年阶段，就应给予孩子积极的反馈，重视德育教育，以培养孩子积极的内隐自尊，培养对他人客观且积极的看法，进而减少未来攻击行为的发生。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和实验法对大学生内隐外显自尊、攻击行为以及道德推脱的关系进一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大学生道德推脱在其内隐自尊与反应性攻击的影响中有调节作用。即当大学生个体道德推脱水平较低时，大学生内隐自尊与反应性攻击呈负相关;（2）非人性化的道德推脱机制在大学生外显自尊与对反应性攻击的影响中有调节作用。即当大学生个体非人性化水平较低时，大学生外显自尊与反应性攻击呈负相关;（3）责任转移的道德推脱机制在大学生外显自尊对主动性攻击的影响中有调节作用。即当大学生个体责任转移水平较低时，大学生外显自尊与主动性攻击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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