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贝贝

施坚雅在论述 “核心—边缘”理论时提到：“在这一片土地上出现的新的中心地不仅是市镇，也就是说，不仅是经济中心地；别的种种“城市”职能，那些一度限于都邑的职能，也被移交给了他们。”［1］(P26)这里所指的“城市”职能便是伴随着市镇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市镇经济中心地功能辐射的不断扩散而形成的，并以市镇这一独立的商业地理实体向广大基层农村开展的文化中心地角色与功能辐射。

有清一代，随着海河干流及五大支流（大清河、子牙河、漳卫南运河、北三河、永定河）构建的水运网络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大量市镇沿河流两岸发育和聚集，成为华北地区市镇发展的核心。独流镇居于大清河、南运河和子牙河三河交汇之地，为海河水系沿岸典型的交通枢纽型市镇。胜芳镇位于大清河北岸，在清初已经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商品流通型市镇。而彭城镇则为海河水系沿岸较为典型的手工业专业市镇，镇以制售磁器为业。三镇虽同处于海河水系，但是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市镇经济发展方向与轨迹却大相径庭，是海河水系沿岸乃至华北地区不同经济类型市镇发展的典型代表和缩影。通过对独流、胜芳和彭城三镇多元文化信仰空间的形成、庙会和花会的繁荣、文化教育机制、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开展综合分析和考察，可以清晰地把握海河水系沿岸不同类型市镇文化中心地角色的建构过程和辐射作用，提炼出海河水系沿岸市镇文化的普遍内涵，有助于深入考察和理解清代华北地区市镇文化与社会生活面貌。

一、多元文化信仰空间的形成

市镇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带动的人口的增加和聚集、短距离或长距离人口的流动，必然会带动信仰、祭祀和崇拜的需求和迁移，这些多元的、流动的信仰和崇拜根植于市镇的每个角落，凝聚在市镇的街头巷尾，构成市镇社会生活的重要篇章。

根据调查，清代独流镇的宗教信仰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民间宗教。佛教寺庙有文殊寺和大佛寺，祠庙、道教及民间信仰庙宇颇多。除了传统的佛道寺庙和神庙，镇内的清真寺和李爷庙最具独流特点。伊斯兰教于嘉庆年间随小批回族穆斯林移民传入独流镇，并在集聚区建立了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是清代海河水系沿岸市镇多元信仰融合的重要表现之一，随着海河水系构建的水运网络的盘活，大批回族穆斯林沿大运河或内河经商和迁徙，在河运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城镇定居，建造清真寺，围寺而居，并且“以地域为中心，以伊斯兰教、血缘、乡谊为纽带，以茶馆、会馆、公所、清真寺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结成一种松散的、自发的商人群体”［2］(P54)。

李爷庙建于光绪年间，由独流镇的富户捐款修建，是独流镇唯一的地方神庙。庙内仅供奉一位骑着白马的阴阳脸少年塑像。据《独流镇志》记载：

“李爷”名为李正士，静海县西贾口村人，在其十三岁时骑一匹白马赴独流镇上学的路上，被一只野兔惊了马，从马上坠亡，死于独流镇第三埠。李正士死后由于脸部血肉模糊，变成了一幅阴阳脸来到酆都城。阎王见他长相奇特，便封他为拘拿人家圣灵的“办差官”。事有凑巧，在李正士死后的几天内，独流镇的有四户人家的公子都忽然得了重病，并在晚上都做了相同的梦：“如为李正士在第三埠修一座庙，病人即能痊愈”。后来这几家富户便捐钱建成了“李爷庙”，并且公子们的病就真的好了。［3］(P433)

这种民间传说多为以讹传讹或者编造，但李爷庙在清末香火尤为旺盛却是事实。由于其传说的非常灵验，津冀一带的船户都经常到李爷庙烧香许愿，祈求船运平安。随着李爷庙的声名远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李爷”信仰，在独流镇的许多村里都建起了“李爷庙”，以求庇佑船运平安。独流镇特有的李爷信仰是航运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伴随着河运的繁荣发展，李爷信仰成为船户们的重要精神寄托，也是河运文化在民间信仰中的体现和深刻烙印。

清代彭城镇分布的庙宇众多，大大小小的寺庙四十余座，规模较大的玉皇庙（万神殿）、龙王庙、大钟寺和都土地庙合称为清代彭城四大寺庙。除去常见的佛教和道教寺庙，还有缸神庙、火神庙、陶神庙、晋祠娘娘庙等多所与制瓷业相关的神庙，其行业神信仰尤为发达。行业神，又称行业守护神、行业保护神，是从业者供奉的用来保佑自己和本行业利益，并与行业特征有一定关联的神灵［4］(P5)。由于彭城镇在清初已经是成熟的陶瓷业专业市镇，其行业神信仰也随着形成和发展，主要为陶神、缸神和火神。彭城镇的陶神庙又称为窑神庙，康熙三十四年（1695）《陶神庙戏楼碑记》载：“登其庙，殿宇巍峨，梁栋舞影，洋洋乎大观也……募陶民约费白于金，而戏楼遂功成于乙亥（1695）之夏日。”从中可以看出，在康熙年间，陶神庙已经是一座气势恢宏，初具规模的行业神庙，且在陶户们心目中的地位神圣，在重修戏楼时，踊跃为戏楼捐资出力。除了供奉和祭祀陶神之外，陶神庙还是陶工们娱乐和交流的场所，“每年农历二月十五为陶工供奉祖师大会，提前请戏班在戏楼唱戏，一般为五天，由各窑场推举总管负责筹资”［5］(P11)，这期间除了酬神演戏，娱乐消遣，陶户们也在此相聚交流。

随着彭城镇制瓷业的繁荣发展，大批山西的工匠们来彭城镇谋生。来自山西的工匠们主要从事缸窑烧制，这些缸匠们不仅在半壁街出资建造了缸神庙，还专门从山西请来了缸神爷供奉在庙内，所以缸神庙又被称为“山西会馆”。除了祭祀和供奉缸神，缸神庙还是山西缸匠们娱乐、接待和议事的场所，每年的九月初三为缸神爷生日，山西缸匠们便会筹资进行祭祀活动，包括唱戏、敬奉和还愿。火神不属于行业神，但由于彭城镇的陶瓷业对火尤为依赖，对陶瓷的制作，烧制过程尤为关键，因此大部分的窑工对火神尤为崇拜和景仰。道光年间的《重修火神庙序》载：“从来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然亦不过一乡一邑已耳，而唯火德真君庙遍天下焉。况彭城缸碗两行，莫不赖火以为陶冶。”［6］(P1046)火神庙除去是窑户和窑工的祭祀场所，还是烧工行会所在地。行会定期在火神庙举行会议决定全镇窑场各工种每烧一窑的价格，并处理和协调烧工之间的矛盾。彭城镇的火神信仰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火神信仰，其反应出的是制瓷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与联系，也是基层社会在生产和生活中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进而转化为更高层面的行业崇拜。

清代胜芳镇也是寺庙纷繁，较为著名的有“三寺两庵十八庙”。“三寺”是指东大寺、北大寺、石沟大寺；“两庵”是如意庵、海月庵；“十八庙”是玉皇庙、老母庙、七神庙、关帝庙等，除去这些传统的佛道寺庙及民间神庙，还有乾隆年间建立的清真寺和光绪末年建立的天主教堂。在胜芳镇复杂的信仰空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具有地方特色的火神和妈祖信仰。胜芳镇的火神信仰源于该地苇编行业的兴盛。在康熙末年中亭河开挖之前，胜芳淀水面宽广，田地稀少，胜芳淀生长的大片芦苇成为了当地农民重要的生活来源。“男打鱼，女织席”的俗语是当时胜芳镇农民真实生产生活模式的描写。苇行和席行是在此状态下应运而生的行业，前者“专门经营苇场，从事芦苇收割、储存、管理、买卖”，后者是指“收购苇行经营者或百姓手中的芦苇，并雇人编织成苇席或其他苇制产品，最终由其收购并卖给外地席铺或其他客户的买卖商”［7］（P243）。由于苇行和席行的特殊行业性质，火灾便成为了最为需要防范的灾害，继而便催生了胜芳镇火神信仰的兴盛，从事苇编行业的农民筹资建起了火神庙。区别于彭城镇“迎神”的祭祀活动，胜芳镇是用“送神”的祭祀方式，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和六月二十三开展持续四天的摆会，为火神爷送葬，祈求生产平安，后渐渐演变成为了著名的胜芳花会。妈祖信仰是典型的外来信仰，是明清内河航运发展尤其是胜芳镇航运业繁荣发展的产物。“漕粮运自东南沿海，海上形势险恶难测。在这种形势下，宋代在东南沿海地区产生并流行起的妈祖信仰自然会沿着海运路线向北迁移，这样就形成了河北及京津地区妈祖信仰沿海河、北运河、通惠河至大都分布的格局。”［8］（P137）清中期以后，胜芳镇成为大清河上最要的商业码头，其航运业日益兴盛，从事航运业的船户、渔民和商人为祈求航程平安、货物安全，开始信仰和祭祀妈祖，盛极一时。

在独流镇、彭城镇和胜芳镇的多元信仰文化空间的剖析中，可以发现工商业的繁荣与人口大量的集聚为市镇多元信仰文化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各种信仰文化遍布于市镇，本地与外来信仰文化在市镇共生共存，形成了独特的海河水系沿岸市镇信仰文化的特征，由于市镇经济发展趋向不同，三镇均形成了不同的“李爷”“陶神”“缸神”“火神”等行业神和地方神的崇拜，真实地反映出了海河水系沿岸区域经济生活状态，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区域基层社会经济和文化系统发展的文化性表达。

二、市镇庙会文化的兴盛

庙会是清代华北地区基层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体现在海河水系沿岸市镇文化中心地角色的构建中，最直接反映的就是庙会文化随着市镇多元信仰文化的繁荣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兴盛，也是市镇市场的一个重要补充。白洋淀沿岸的鄚州镇有盛大的药王庙庙会“诸会鳞集，祈福报赛者接踵摩肩”［9］（卷二《建置·坛遗》），滹沱河沿岸的南孟镇奶奶庙庙会，在清末“香烟甚盛，届时妇女结队胭脂成群，焚香祈祷者，络绎不绝，繁华热闹，极一时之盛”［10］（P104）。

独流镇、彭城镇和胜芳镇的庙会境况也是热闹非凡，独具特色。独流镇的形成规模的庙会主要有药王庙会、关帝庙庙会和李爷庙庙会。药王庙庙会的会期是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是独流及周边地区最隆重的庙会；关帝庙庙会的会期为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李爷庙庙会会期为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六、九月初九、十二月初八日。彭城镇的庙会有“八大”“九小”：土地庙庙会、万神殿庙会、天齐庙庙会、缸神庙庙会、玉皇阁庙会等八处规模较大，会期一般持续二至三天；龙王庙庙会、火神庙庙会、奶奶庙庙会等九处是小庙会，会期只有一天。胜芳镇的庙会较为隆重的有火神庙庙会、关帝庙庙会和娘娘庙庙会。

寺庙本是宗教信仰活动场所，所以庙会首先体现出浓厚的迷信崇拜色彩，来者首先是香客、祈祷者、信众，后来许多寺庙所具有的文化娱乐与商业功能也都是由此而来的［11］（P120）。独流镇、彭城镇和胜芳镇规模较大和较为隆重的庙会皆为镇上最受崇拜和香火最为旺盛的寺庙，如独流镇的药王庙、李爷庙，彭城镇的陶神庙和胜芳镇的火神庙等。民众前来庙会的首要目的或是祈求神灵的庇佑、寄托情思，或是酬神还愿，以独流镇的李爷庙庙会为例，在庙会期间，独流一带乃至塘沽、汉沽等地区的渔民和船户络绎不绝前来烧香祭拜，以祈求航运平安，得到神灵庇护。在此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的基础上，庙会才逐渐演变成为娱乐、聚会和商业交易的场所。庙会的娱乐活动最初是信众自发的娱神、酬神和敬神的主要内容和手段，虽逐渐演变成大众娱乐，但其酬神祈灵的根源和目的始终存在。

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的庙会娱乐活动主要包括演戏和花会两种形式。演戏是庙会娱乐活动中最普遍的的节目，在庙会兴盛的庙宇中基本都建有戏楼，如彭城镇的陶神庙、缸神庙、武圣庙和万神殿均建有戏楼或者戏台，除了固定的戏台，每个庙会都会临时搭建戏台。花会是华北地区市镇庙会独具特色的娱乐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庙会艺术，和演戏酬神的性质一样，在庙会期间进行表演，以求神灵庇护、祈福还愿。《燕京岁时记》曰：“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杠箱、五虎棍、跨鼓……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随地演唱，观者如堵。”［12］（P63）独流镇有锣鼓棒、龙灯、龙亭、钟幡、法鼓、大高跷、金钱莲花落、少林会、杆会等几十道花会。

而胜芳镇的花会文化更为发达，在兴盛时期可达到七十二道，比较著名的有胜芳南音乐会和跨鼓老会。每年的六月二十三日火神庙庙会期间，胜芳镇所有的花会会社都要与火神爷游神仪式一起在全镇进行巡游表演，持续四天时间，有迎神、敬神和送神的三个仪式。庙会的演戏和花会活动使得民众在酬神祈灵的过程中进行放松和娱乐，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乐趣，这对一年到头忙于生计的乡民极富有吸引力，“民俗终岁苦，间以庙会为乐，演戏召亲”［13］（卷五《礼仪志·风俗》），使得庙会的性质和功能都得到了延伸。

庙会在经济功能层面上可谓是市镇商业市场的补充。庙会的宗教和娱乐功能集聚了大量的周边人口，人口的聚集使得庙会具有较强的购买力，吸引市镇以及周边农村地区的工商业从业者在庙会进行商业活动。根据表1（见次页）统计，仅彭城镇一处每年都会举行十五次之多的庙会，超过一月一次的频率。由于彭城镇开设庙会的寺庙都集聚在镇的前街、后街和南河沟三条大街，每场庙会时这三条大街都是摊铺。每次庙会售卖的主要商品有所不同，视季节而定，有山货、陶瓷、牲口、杂货等，俨然和集市无甚区别。宣统元年（1909）《调查磁州集市庙会售卖物件册》对磁州境内的庙会售卖商品进行了统计，主要大宗商品有十四类，包括瓷器、矿产、米麦、牲畜、皮革、布匹、白酒等，除去本地的瓷器商和矿产商，牲畜商人多来自河南的林县和涉县，布匹商人多来自直隶曲周县，白酒商人多来自山西襄垣和河南武安［14］（P988-989），足可见彭城庙会市场的繁荣和商业吸引力。

表1 清代彭城镇主要庙会情况汇总

三、基层文化教育的中心

“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解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时，我们一般认为文化是本质性的，教育是文化的形式，是一定人类文化的表现。”［15］（P232）因此，在剖析海河水系沿岸市镇文化中心地角色的构建过程中，市镇教育是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它不仅是市镇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市镇经济与社会在发展及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部分。在清末新政之前，“清朝地方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官办的府、州、县学及社学、义学，二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书院，三是里甲和私塾教育”［16］（P122）。体现到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的文化教育中就是较为普遍的义学。

清代是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的义学建设的黄金时期。市镇的义学教育属于基础性的普及教育，主要以官办为主。官办的“义学之设，原以成就无力读书士。……凡愿就学者，不论城乡，不拘长幼，俱令赴学肄业。其中有奋志读书而贫乏无力者，该府尹酌给薪水以成就之。至建修房屋、师生膏火等费，应于存公银两内酌量奏请”［17］（（嘉庆朝）卷三一七）。如彭城镇义学，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知州蒋擢设立，“捐备修补延师，以较童子而月试其文艺”［18］，完全由官府负担相应支出。除去官办，士绅出资捐立的义学也不在少数。“书院、义学所在有之，或先儒、明贤过化经行之地。崇祀事以伸景仰，或穷乡僻壤乐善好义之家，出钱谷以赡学徒，不必皆属之官也”［19］（P442），以独流镇为例，镇内共有义学四座，其中有两座为静海县的士绅重修或捐建。也有官绅合办的义学，如胜芳镇义学，康熙年间由同知杨朝麟捐立，“延师由岁支公费”［20］（卷二《学校·义学》）。无论是官办还是士绅捐建，抑或是官绅合办，市镇义学的兴办吸引了镇内以及周边农村地区的士子们前来求学，其建立形式的多样化更是从侧面反映出市镇经济的发展与文化教育之间的互动过程。

1901年，清廷开始实行“新政”，颁布了《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立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1］（P5-6）。市镇的文化教育也进入了近代化改革阶段，义学多改设为高等小学或蒙养学堂。“磁县自前清末叶，庶政维新即开始举办新教育，当时邑人陈绍唐创设磁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于城内，吴志仁开办第二高等小学堂于彭城，凡学生书籍笔墨制服等概由学校供给，且每月予以津贴以资提倡”［22］（P59）。“胜芳镇高等小学系镇款公立在河北大悲寺，清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其建筑费二万余吊由本镇徐坤寿、彭王绅、祖经劝募，立有碑记。”［23］（P317）独流镇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独流富户赵向忠在元善义学的旧址上捐资建立了独流蒙养学堂。三镇的高等小学堂或蒙养学堂皆由当地商户捐资建立，且在其运行过程中也给予了大量的财力支持。以胜芳镇为例，在胜芳高等小学堂建立之后，“胜芳镇草捐全年洋八百元，由草商包办。经县署规定年交洋八百元系最低数，丰年再加，不许减”［23］（P317）。另有油捐每年京钱四百吊、干鲜行津贴每年八十元、猪肉行津贴每年四十八元。

四、基层社会保障的中心

市镇的基层社会保障中心是在其经济功能不断辐射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清代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的普遍兴起除了是周边农村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更是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社会结构变动的指征，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市镇成了基层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中心，主要包括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

（一）社会救济的中心地

市镇作为基层农村地区的救济中心主要涵盖救荒备荒、养济孤贫、施棺助葬等活动，具体体现在社义仓、养济院、栖流所、义冢等场所和组织在市镇的设立。清王朝为了备荒、赈灾、调控粮食价格，从顺治年间开始逐渐完善地方仓储设置，至乾隆年间，基本形成了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为主的地方仓储格局，并谕令常平仓设于州县治，义仓设于市镇，社仓设于乡村。作为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的典型代表，独流镇、胜芳镇和彭城镇在清代设有义仓，且均设于乾隆年间。“静邑旧有义仓九座，内独流一座”［24］（P8），“文安义仓九处，一在胜芳镇”［23］（P165），“乾隆十八年，遵照通饬，劝谕乡民在于州属之……彭城……等九村镇修建仓廒，劝捐义谷储存，以备赈贷”［22］（P13）。义仓从修建到管理和运行完全是按照“官倡民办”的模式，以彭城镇为例，修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的彭城镇义仓，是遵照谕令，劝谕乡民共同出资修建。义仓中所储备的粮食皆来源于乡民，“嘉庆十九年，奉文修整并令劝捐谷石，何州牧劝谕四乡共捐谷五千余石储存”［22］（P13）。官府仅是倡导和劝谕，义仓的修建和储谷都依靠乡民，可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于义仓在基层地区的赈济范围，康熙十九年（1680）曾谕令：“嗣后常平积谷留本州备赈，义仓、社仓积谷留本村镇备赈，以免协济外郡。”［25］（卷十三《食货十三·轻重上》）因此，市镇的义仓的赈济范围仅限于本里社。根据地方志资料的统计，独流镇义仓赈济辐射范围内的村镇有8个，胜芳镇义仓赈济辐射范围内的村镇有23个，彭城镇义仓赈济辐射范围内的村镇有21个，具体见表2。

表2 三镇义仓所辐射范围的情况统计表

除了设立义仓以备荒和救荒，以官办为主的留养局、栖流所、漏泽院等组织的设立以及清末逐渐出现的多元化民间慈善组织，共同构筑了市镇的救济中心地的角色。留养局和栖流所由于社会救济功能的一致性在多种史料中经常被混用或统一归为“留养局”，是在市镇设立最多的救济机构，乾隆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直隶总督方观承率同官绅在直隶全省建设了留养局561所，均分布于“城市集镇冲 途孔道”［26］（P440），以“收 养道路贫病无依之人及本地孤贫之不在额者”［27］（卷四《建置志·惠政》）。居于水陆交通要冲，辐射周边农村经济地区的海河水系沿岸市镇自然是设置留养局的首选之地，有的甚至规模和辐射作用超过县治所内设的留养局，如洺河沿岸的临洺镇留养局，有“局舍三十六间，知县孔广棣碑记所谓‘规制广于城局’者也”［28］（P28）。

作为工商业日趋繁盛的独流、胜芳和彭城三镇，由于经济中心地功能辐射的不断扩散，吸引了大量周边失业的游民和流民到市镇谋生，使得留养局或栖流所成为市镇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以保障市镇的劳动力市场。以彭城镇为例，在清初已经是以制磁业繁盛著称的彭城镇，由于窑场的增多和磁器运销的扩张，吸引了大量周边的流民来彭城镇谋生，尤以山西一带为多。为了救助隆冬时节来彭城镇谋生且居无定所的山西游民，知州蒋擢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立了栖流所：“知州蒋擢因彭城地方有山西一带流民到境，时值隆冬，往往栖宿窑内庙中，多致毙，乡地纷纷呈报。乃捐俸设立空局三间，凡真正流丐来到者，乡保地方一面即时安插，一面查明姓名、籍贯、年岁、来历、到境日月，报官存案，每人每日官给钱三十文，一月一发。保地领钱，按名给散，仍取领状附卷以防诈冒。自十月起至二月终止。外又查照人数量给草束，以便卧宿，并查单衣无棉者给棉衣一件。自是外来流丐有所栖止。”［18］（卷五）

进入清末之后，随着市镇经济的近代化发展，市镇的社会救济组织也趋于多元化，除了官办的栖流所或留养局，出现了诸多民办或商办的慈善组织。以独流镇为例，在清末由镇内富户出资建立了救恤会和掩骨会。救恤会是清末独流镇最大的慈善救济组织，“设立在独流镇玄帝庙内，经费由董事捐纳，或施药品或施棺木，又分设贫民学校恤嫠会，临时兵灾救济会等”［19］（P443）。掩骨会是一种类似于漏泽院或义冢的民间助葬机构，清末独流镇的掩骨会在每年的清明节、七月十五“鬼节”、十月初一“寒衣节”时，雇工将义地、乱葬岗中暴露在外的尸骨进行掩埋，除此之外，如有临时在路边冻死或饿死的路人，掩骨会也会雇人埋葬。

（二）社会服务的中心地

市镇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在工商业日益繁盛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作为社会保障中心地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服务主要通过市镇的行会、商会以及水会等组织进行开展，涵盖内容多样，包括对行业发展的维护和协调、工商业从业者利益的维护和纠纷的协调、工商业经营环境的保护和调节以及对居民提供慈善救助服务等多方面。

随着工商业从业者在市镇的日益活跃，在清中前期，海河水系沿岸市镇中涌现出了大批的商人组织，他们或以行业为组织，或以地域为组织，被称为“行会”或者“堂会”。行会涉及到市镇商业和手工业各个领域，如较为普遍的牙行、脚行、水运行、骡马行、粮油行等，也有具有市镇自身特点的行会，如胜芳镇的草行和彭城镇的缸碗两行。为了维护和管理草行，胜芳镇专门成立了草商公会，丛中选取会长负责工会组织管理工作，公会组织中专门成立了护青队伍。为了规范苇席行业，草商公会还制定保护芦苇生产的条规。清代彭城镇的缸行为山西制缸匠人所垄断，出资建设的缸神庙，并以此为行会会址，处理和协调匠人之间的内部与外部关系，维护山西匠人的利益，又称为“山西会馆”。彭城的缸行制定了严格规定以维护山西匠人的捏缸技艺，如有私授技术者将被逐出彭城镇。同时，如同乡遇到困难，行会也会出资进行救助。

表3 光绪三十三年（1907）彭城镇商务分会集议

进入清末之后，随着市镇工商业的近代化演变，商会开始出现在华北社会经济的历史舞台，以光绪二十九年（1903）天津商会总会商务设立为辐射中心，开始扩散至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市镇，并在市镇社会服务发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独流、胜芳和彭城三镇皆设有商务分会，彭城镇商会分会设立最早，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入会商户不仅限于瓷器业，“外行各商情愿入会者尤复不少”［14］（P197）。彭城商会分会在规范各行业市场、改良瓷器制作工艺、开办学堂、稳定货币流通和物价、街市管理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尤为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辐射市镇各行业及人群。

除了行会和商会，以水会为代表的社会公益组织在市镇社会服务中心角色的构建和辐射过程中也占据有一席之地。水会又称“水局”“救火会”，是典型的民间公益组织，最早出现于南宋。华北地区的水会，在清中期多设于州治或者县治，直至清末才逐渐扩散到工商业发达、居民集聚的市镇。独流镇水会组织最早建于咸丰年间，名为“保安水局”，后又于光绪年间建了“乐安水局”和“普安水局”。三处水局互为备用，一旦商户及乡民遇到火灾，能够及时扑灭救助。“谨案守望相助，镇乡皆同，况水火之警，其不披发缨冠者未之有也，惜其设备不完，时有束手之患。若下所载，皆有组合，有秩序，有器具，故有备无患”［19］（P443）。清末文安县境内共有水会五处，仅胜芳镇就占了四处，分别为：静安、平安、胜安和镇离，分设于镇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以求“消祸澹灾，济人之急”［23］（P165）。作为民间慈善组织，市镇的水会基本由个别大商户捐资创办，然后再由入会的商户捐资购买灭火器材，例如独流镇的保安水局就由镇上富商郑氏创办，共捐房五间。这些设置于市镇各角落的水会，“遇有火警，鸣锣伐鼓，奔走往扑，无遗力，无涣情，绝不令延及他方、成燎原莫救之势。临火者大可受其保护，无虑俱焚，地方公益，以此为最”［23］（P165）。

五、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和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以独流镇、胜芳镇和彭城镇为典型代表的海河水系沿岸市镇已经成为周边广大农村地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心地。在市镇文化中心地角色形成和扩散的过程中，市镇工商业发展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市镇中信仰文化空间、庙会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功能形成和扩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正是由于市镇工商业类型和自身发展状况的差异，造就了单个市镇文化空间的明显差异，比如：地方神与行业神崇拜的差异化明显，庙会活动体现形式及过程各有千秋、开展社会救助和服务的行会与商会组织也有较大差异，同时，也是海河水系沿岸不同经济类型、规模和等级市镇在文化中心地功能构建过程中的典型缩影。

在综合视角之下，多元文化信仰的凝聚和融合、庙会文化日益兴盛、义学的普遍建立以及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功能的不断完善促使市镇文化中心地角色的构建，促使市镇社会形成了独具海河水文化烙印的复合型市镇文化特质——水运文化、经济导向、多元功能，在区域经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中心地的作用。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发展趋向促使海河流域的市镇社会文化结构突破单一形象，更加复杂和多元。这些既有一致性又有独特性的文化特质，承载着辐射范围内基层社会的物资和精神内涵，依托海河水系构筑的水运网络带动市镇文化中心地角色的构建和功能的不断向外围延伸，成了清代华北地区基层社会文化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