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茂峰 卜风贤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水、旱灾害发生时，疫灾多相伴而生。然而，疫灾的发生并非绝对地需要以洪水、干旱的发生为前提。《周礼·天官·疾医》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1］(P70)。”《礼记·月令》也记：“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2］(P205)。”这说明古代疫病的发生在一年四季中是很常见的事情，与人为的时令倒错、战争及自然介入等因素存在交杂，而相较于常态疾疫的发生，较为猛烈的疫病发作与传播，如天花、鼠疫、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疫病则存在一定的限制条件，如气候、温度、受病群体以及人为乱食等因素于其中作用。

较早有清楚的文字记载“疫病”二字可追至春秋时期。《诗经·小雅·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3］(P271)。”“瘥” 即指的是瘟疫灾祸。又《史记·秦始皇本纪》：“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4］(P224)。”可见疫病的发生不仅对一定区域范围的百姓带来严重的身体危害，其形成的机理更是有着不同形态的触发条件。古代中国将“疫”视作“天灾”，认为是上天对庶民的惩罚，直至近代医疗体系形成以后，“疫”才作为医学范畴的内容为人们所理解［5］(P1)。

本文以历史时期疫灾发生的频次分析为背景，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变动与气候变化，对该时期疫灾的构成进行剖析，试图厘清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疫灾首个高峰时期，在疫灾的成灾规律、影响疫灾出现因素、与寒冷期气候关系以及该时期疫灾应对方面上存在怎样的灾害变化与灾害效应，以此推进国内疫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分析采取时空划分的方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发生进行时段划分，即三国时期（220—264）、西晋时期（265—316）、东晋时期（317—419）以及南北朝时期（420—580）4个时间值段。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温度距平变化及气候序列，结合该时期疫灾序列，进行疫灾与气候指标的比较分析，阐明了该时期疫灾发生与寒冷气候的相关性联系，并针对该时期疫灾的发生进行疫灾应对路径的分类，主要可分为朝廷、军队及个人3种人类行为的疫灾应对手段。

疫灾统计以龚胜生［6］(P5-20)建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序列为主要数据来源，并辅以《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2019）、《三千年疫情》（1998）等资料中疫灾发生文献记录作为补充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0）疫灾发生进行时段划分，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化序列［7］(P129-140)进行疫灾与气候的变动性相关分析，且在孙关龙［8］(P123-128)对中国历史（公元前13世纪至1911年）385条大疫的疫情烈度进行的定量分级的基础上，结合魏晋时期疫灾序列的文献记载，对此一时期疫灾的反应模式进行灾害链的插补说明。

二、结果与分析

（一）历史时期疫灾频度变动分析

历史时期（前220—1949）中国疫灾的发生呈现逐期增加态势（图1），疫灾发生的高频时段可分至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220—1000），该阶段受限于文献数额，疫灾指数存在差异性浮动。单从已有疫灾年文献记载，东汉晚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疫灾指数较高的时段，两汉时期疫灾流行约20年1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达到约5年1次，两汉、唐时期是疫灾记载年较少时期，疫灾指数呈低峰值段，整阶段疫灾指数无大于5a值段，均值1.46，是中国历史时期首个疫灾高频时段。第二个阶段（1000—1450），阶段疫灾指数存在多个峰值，阶段始至南宋中期，疫灾指数总呈上升趋势，南宋末期、明前期为阶段疫灾指数低峰时段，但整体疫灾指数均高于前一阶段，均值达4.64，疫灾间隔年出现，发生较为频繁。第三个阶段（1450—1949），明清时期是中国疫灾发生年份最高的时段，累积疫灾记载年达387年，指数均值9.44，文献记载疫灾发生可谓无年不疫，是历史时期中国疫灾发生最为频繁的时期。

历史时期疫灾的发生存在百年周期变化，人口变动趋势与疫灾频度变化存在线性关系（见上页图1），战争是导致疫灾频发、形成疫灾高峰波段的直接要因。统计先秦至清代2682年关于兵疫的记录，平均13年便有一次兵疫的发生，频度均值8.05%，累积兵疫年达224次（图2）［10］(P78-86)。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兵疫发生的首个高峰时段，兵疫发生年29年，兵疫频度8.03%。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多发，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人口大量损耗，社会经济衰败，大规模流民跨地区迁移，疫灾流行呈常态化显现。南宋时期疫灾小高峰的形成，主导因素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无太大的差异，仍旧以政权更迭而导致的兵疫发生为主。19世纪是明清时期兵疫发生最为密集的时段，统计兵疫发生年43年，波及县地215个，人口损失数以千万计。以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为例。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清军于孝陵卫、浦口分建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对南京形成合围攻势，爆发多次作战。恰逢这一年遭遇大旱，大小战役导致城周遍地散乱着大量死亡将士与牲畜的尸体未能及时掩埋，疫气流行，各种传染病肆虐全城，两军兵士及南京百姓大量感染，死者甚众，曾国藩在谈及此次疫灾情况时曾写到：“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 而 半 殆 于 途［11］(P1633)。” 由 此 可见，兵疫发生所带来的疫病传染不仅种类繁多、死亡率高且传播速度也是极快。

疫病的传播以密集、流动的人群为依托。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明清时期是中国疫灾发生的两个前后高发时段，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中国人口数量的低值时段，明清时期则处于高值时段，人口数量变动对疫灾流行的广度、深度存在时段性的不同变化，成正向比例关系。南宋以前，人口数量较少，政治与经济中心尚未分离，人口多聚居于一定地域范围之内，当战乱出现，人口难以迅速分散，疫病在有限的范围与地域内快速进行传播，此时疫病的传播受限于人口数量和地域的人口密度，疫病流行面较为狭小，但疫病人口的流亡使得疫病的流行呈现逐步南移态势。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进程，南方地区社会经济逐渐稳固，人口分布范围逐步扩大，地域流动性不断增强，人口密度不断增长；至明清时期，社会较为稳定，人口在百年时期内迅速增殖，达至清时期人口数额的高值。该时期疫灾的发生以兵疫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战争波及范围扩散至南北全国各地区（如太平天国战争），人口的急剧增长数额加剧了兵疫等疫灾发生广度及深度的扩大。此外，气候异常导致的温度、降水等变化以及如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出现是疫灾发生的重要诱因。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变动分析

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期间，战争连绵不断，社会极为动荡，统治者热衷于政权斗争而对社会疏于治理，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加之气候异常条件下水旱多发，饥荒、疫病等灾害时有发生，死亡极为惨烈。对历史文献中该时期疫灾年进行梳理，可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发生年分为四个阶段，即三国时期（220—264）、西晋时期（265—316）、东晋时期（317—419）以及南北朝时期（420—580）。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发生年总计76年（实际疫灾年份至少78年，如479年、563年，都有说明疫灾的发生是“连岁”出现），均约4.8年即发生一次疫灾；统计三国时期疫灾年发生7年，疫灾频度15.6%；西晋时期疫灾年18年，发生频度34.6%；东晋时期疫灾年20年，频度19.4%；南北朝时期疫灾年31年，频度为19.3%［6］。

竺可桢在对历史时期中国气候进行序列划分时，将魏晋南北朝归属于寒冷时期［12］(P2－23)。对于这样的寒冷属性划分学界存在一些争论，但更多的研究结论在总体上肯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以寒冷为主要气候特征的看法，并在这一基础上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温度的变化存在270s～350s、450s～530s两个冷谷时期，有着“冷—暖—冷”的世纪波动（图3）［7］。由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寒冷特征导致的气温、降水异常是促使疫灾发生的导向原因，其时气候的寒冷特征存在如异常霜雪日期等方面的表现，也与疫灾的发生存在直接的联系。

“陨”，释义为坠落、毁坏，古同“殒”，有死亡之意，“陨霜”的出现带来的通常性后果是“杀稼”“杀桑麦”，异常性霜雪天气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该年“旱”的出现，也对农作物造成直接性的损害，致使农业粮食的减产甚至于绝收。可见较为直观陈述的记载如元康元年（291）：“七月，雍州大旱，陨霜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此时，梁洲也大旱陨霜，秋谷无收，疾疫流行。《晋书·五行志》（卷28）记载元康七年七月（297年8月5日—9月3日）：“秦、雍二州（甘肃天水至陕西西安一带）陨霜，杀稼也”，这一次的“陨霜”要比现代初霜（1951—1980年30年平均值，天水－西安一线为10月31日［13］(P58－59)）平均日要提早了近60天，恰逢这一年该地区也发生了干旱与疾疫：“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又如太宁三年三月癸巳（325年4月27日），南京一带出现“陨霜”，《明帝纪》也记该年正月至六月不雨，出现了大旱天气，建康（南京）地区瘟疫流行：“于时兵凶岁饥，大疫流行，死者过半”，这一次的终霜则要比现代终霜平均值3月20日要延后了近40天。初、终霜雪日期的提前与延后，和冷性气团自西伯利亚寒潮源地南下的时间成正向关系。初霜日每提前10天，春季气温下降0.4℃；终霜日每推后10天，春季气温则下降0.5℃［14］(P553－560)。由此可推算元康七年天水至西安一线地区秋季温度要比现代均值低约2.4℃，太宁三年南京地区春季温度则要比现代均温低约2.0℃。一方面，频繁异常霜雪的史料记载为侧面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较于现代更为寒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也为由异常气候所导致的疫灾出现作出了补充说明。

饥荒的出现以战争、自然灾害、水旱等气候灾害的存在为前提，对饥疫的形成起推进作用。历史时期上“饥—疫”灾害链的存在有着特殊的机理形成环境，表现形式不具备单一形式，多表现为 “旱（水）—饥—疫”、“兵—饥—疫”与 “旱—饥—兵—疫”等复合型灾害链形式。史料文献中明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饥”引起的瘟疫流行总计达25年次，西晋时期10年次，东晋时期5年次，南北朝时期10年次。如元康七年（297）秦、雍二州发生旱灾引起饥荒，疫病继而出现流行，即旱—饥—疫链，统计至少达8年次；大水、久雨引起的饥疫，即水—饥—疫链，统计达5年次，如永嘉六年（312）“会大雨，三月不止，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晋书》卷104《石勒载纪》）”；战争引起的饥疫，即兵—饥—疫，统计达12年次，如永嘉五年（311），洛阳失陷，石勒朱骏于襄樊，王导攻而伐之，石勒“军粮不济，死疫大半”。

统计疫灾发生季节在春季发生的年次为17年次，夏季发生年次为30年次，秋季11年次，冬季15年次，疫灾季节发生年次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夏季是疫灾发生最为频繁的季节，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差异，与饥疫的灾害表现形式存在同步性质，还存在如寒—疫、热—疫、风—疫等［8］(P123-128)灾害链形式。该时期，旱灾的发生不仅会导致饥疫的出现，也会促使战争进程的加速，从而加剧疫灾的严重程度，即旱—兵—疫链，如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三月，吐谷浑因旱灾而举族西迁，八月“魏军至西平，吐谷浑王什寅走保南山。九月，魏军济河追之，会疾疫，引还（《资治通鉴》卷129《宋纪·世祖孝武皇帝下》）。”饥荒而致的疫病流行并不作为“饥—疫”的唯一路径，饥荒的出现也可引起规模性的农民起义等战争的发生，战争继而引起疫灾，疫灾加剧饥荒，从而生成如“饥—兵—疫”等新的灾害链形式。（见表1）

表1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变动因素年次分布表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应对

古代社会局限于单一的农业社会体系，社会属性表现出相对的脆弱性、易碎性，人们普遍对于疫病的发生显现出应对能力的不足。泰始四年（468）六月，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宋书》卷26《天文志》）”；又公元502年，“建康百姓，流离寒暑，继以疫疠，转死沟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乌眢是厌。加以天灾人火，屡焚宫掖，官府台寺，尺掾无遗”。（《梁书》卷1《武帝纪》）疫灾的一旦出现，便是无人可挡之势，加之异常气候灾害频发，百姓得不到有效救治，疫灾造成的后果极为惨烈。因此，面对疫灾的频繁侵袭，行之有效的应对机制是阻遏疫情加剧蔓延的重要手段（见下页表2）。

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发展承接两汉时期，医学体系已经较为完善，医药治疗是应对疫病发作的一种重要方式，通常由官府大规模组织并派遣医官对患者进行治疗与散发药物，相关医药送给文献记载次数达4次之多（见下页表2）。这里的“给医药”，“医药”分指医官与药品，除了由朝廷“给医药”，对于医治无效而死亡或未得到治疗死亡者，朝廷也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此减轻民间百姓的负担。如大明四年（460）四月，“京邑疾疫”，辛酉诏曰：“都邑节气未调，疫疠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加赡。”（《北史》卷2《魏本纪·高宗文成帝》）隔离是古代人们通过不断实践检验所认知出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医疗办法，通过将疫病发作之人与无病状者区分开，将患者集中隔离于空荡之所进行医治。永和十二年（356），被称为“永和末多疾疫”，朝廷规定百官之家如有三人以上患疫，即使本人无病疫状，百日之内也不得入朝，然“疫病之年，家无不染”，以至于满朝官员多不得议事于庭。（《晋书》卷76《王彪之传》）显然，隔离的医疗防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疫病的传播与蔓延，缓解了疫灾发生对社会的极大冲击力，给予人们一定的喘息之机。

表2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应对记录

“禳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应对疾病流行的重要措施。“禳”，《说文》作“磔攘，祀除疠殃也”，即通过祈祷以消除灾殃、驱邪除恶。魏晋南北朝时期“禳疫”的措施记载主要可包括帝王自责、赐财、大赦、改元［15］(P48-52)。如大明元年（459），多战事，孝武帝诏曰：“近北讨文武，于军亡没，或陨身矢石，或疠疾死亡，并尽勤王事，而敛槥卑薄。可普更赙给，务令丰厚。”大通三年（529）六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又天康元年（566）疫灾肆虐，南陈文帝诏：“朕以寡德，纂承洪绪，日昃劬劳，思弘景业，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时，亢阳累月，百姓何咎，寔由朕躬，念兹在兹，痛加疾首。”责省自身的同时“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为天康元年”。

禳疫作为疫灾流行期间或至事后官府的一种补偿性措施，为社会秩序的平稳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本质的不稳定属性导致该时期的疫灾应对效力具有一定的限制范围与局限性，兵疫依旧是疫灾发生的重心，无休止地掠夺着人们的生命。在整个时期疫灾76年次中，仅兵疫的发生占比就超过1/3，达29年次。军队对于疫灾的应对本是控制疫灾流行蔓延的重要防治对象，然而该时期，正史文献对于军队应对疫灾的内容极少，且应对方式较为极端。太清三年（549），“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由此可见，军队在应对疫病流行的治理上并未显现应有的正面处置措施，甚至借疾疫充当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对民间百姓造以深重的灾难，瘟疫流行蔓延无以为控，泛滥成灾。

四、结论

通过上述对历史时期疫灾频次的分析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变动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1.历史时期疫灾的发生存在百年周期变化，人口变动趋势与疫灾频度变化存在线性关系，战争是导致疫灾频发、形成疫灾高峰波段的直接要因。疫病的传播以密集、流动的人群为依托。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明清时期是中国疫灾发生的两个前后高发时段，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中国人口数量的低值时段，明清时期则处于高值时段，人口数量变动对疫灾流行的广度、深度存在时段性的不同变化，成正向关系。

2.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寒冷特征导致的气温、降水异常是促使疫灾发生的导向原因，这一时期气候的寒冷特征存在如异常霜雪日期等方面的表现，也与疫灾的发生存在直接的联系。

3.饥荒的出现以战争、自然灾害、水、旱等气候灾害的存在为前提，对饥疫的形成起推进作用。历史时期上“饥—疫”灾害链的存在有着特殊的机理形成环境，表现形式不具备单一形式，多表现为旱（水）—饥—疫、兵—饥—疫、旱—兵—疫和旱—饥—兵—疫等复合型灾害链形式。

4.古代社会局限于单一的农业社会体系，社会属性表现出相对的脆弱性、易碎性，人们普遍对于疫病的发生显现出应对能力的不足。医药治疗是应对疫病发作的一种重要方式，禳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应对疾病流行的另一重要措施，都为阻遏疫灾的恶性传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军队作为疫灾发生的重灾区，在应对疫病流行的治理上未显现出应有的正面处置措施，加剧了疫灾流行的广度与深度。

注释：

①本文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历史文献主要采用龚胜生、叶护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和龚胜生《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齐鲁出版社2019年版）中的历史疫灾记录。因此，文章分析部分所使用的历史文献不再进行脚注页码标识，仅标明史料出处，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