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霞

摘 要：宋金“海上之盟”是影响12世纪东北亚格局的重大事件，长期受到众多学者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主要围绕“海上之盟”的背景、缔结原因、内容、过程、评价等展开了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重复研究以及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

关键词：宋金;“海上之盟”;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1-0014-08

有关宋金“海上之盟”，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最早涉及“海上之盟”研究的是陈乐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对“海上之盟”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考证，在某些问题上有开创之功[1]。此后，赵铁寒《宋金“海上之盟”始末记》[2]、吴景宏《宋徽宗朝北盟本末》[3]对“海上之盟”的背景、具体经过等进行考证。八十年代以后，“海上之盟”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数十篇论著都对此进行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4]中收录的四篇文章：一是《北宋联金复燕之议始于何时？》详细考证了“海上之盟”开始商议的时间[5];二是《北宋联金复燕的活动及其经验教训》论述了“海上之盟”的背景，并对其做出评价[6];三是《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几个史实问题》考证了联盟过程中几个关键性问题[7];四是《宋金“海上之盟”评议》则对联盟过程中北宋和金的表现分别做出评价[8]。该领域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样值得重视。何俊哲等所著《金朝史》[9]、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著《金朝史研究》[10]、陶晉生著《宋辽关系史研究》[11]也有诸多关于“海上之盟”的重要见解。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海上之盟”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硕的，本文拟对此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关于“海上之盟”订立背景的研究

契丹建国后，不断征伐，很快就建立了以辽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澶渊之盟”后，东亚政治秩序是宋辽对等，辽凭借强大武力占据上风，西夏与高丽是宋辽朝贡体系中政治地位最高、最重要的两个藩属国，到“海上之盟”前夕，东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

赵永春所著《金宋关系史》[13]强调北宋末年，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辽、女真、宋三种势力：辽王朝灭亡之势在所难免;女真族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宋极其腐朽。黄纯艳所著《宋代朝贡体系研究》[14]和虞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15]一文都认为，女真崛起改变旧有东亚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形成辽金政治新格局，北宋遂决定执行联金灭辽策略，摒弃风险较大的独力伐辽策略。

温铁军《略论宋金“海上之盟”》[16]、储修玙、郭田甜《宋金“海上之盟”与宋蒙联合灭金之比较》[17]、张朝发《两宋联盟外交之比较》[18]、梁利《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19]均认为此时是辽与宋都步入腐朽的阶段，女真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徐玉虎《宋金海上联盟的概观》一文中提出此时的政治格局是“后三国”格局，辽势力较强，宋金两国都受其侵扰而称臣纳贡[20]。倪洪在《宋金海上联盟时期东亚政治格局演变研究》着重论述此时的政治格局演变，主要有两点：北宋为恢复燕云失地，重建“天下独尊”的东亚政治秩序而挑战辽;金朝为摆脱附庸地位，与辽平分北方的政治“霸权”而挑战辽。两国对辽的挑战表现出“各自为战”的形式，因辽依然为大国，国力与余威尚在，无论北宋还是金，都未能实现各自目标[21]。

综上，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海上之盟”前夕，宋与辽都处在衰落期，金则处于发展壮大的时期，但宋与金都无法直接撼动辽的统治。

二、关于“海上之盟”缔结原因的研究

燕云地区是北宋抵御北面敌人的屏障，一部分学者认为“复燕云”是北宋缔结“海上之盟”的重要原因。李桂芝著《辽金简史》认为北宋为了“复燕云”选择与金联盟[22]。赵永春所著《金宋关系史》强调北宋十分关注女真的反辽动向，看到金军连连取胜，从侥幸心理出发，意欲联金灭辽，以收回燕云十六州[23]。齐木德道尔吉著《辽夏金元史徵.金朝卷》认可赵永春的看法[24]。张博泉所著《金史简编》认为辽在女真打击下不断衰落，北宋与金的联盟是企图把战火局限于辽的统治地区，从而收复燕云。宋朝鉴于长期的屈辱外交和岁币负担，国策转变为联合金人灭辽[25]。徐玉虎《宋金海上联盟的概观》一文提到北宋结盟目的是消灭终年为患的敌人，以求自身的安居乐业，即消灭辽，收回燕云[26]。王明荪《金初的功臣集团及其对金宋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宋原本视收复燕云为国策，马植、高药师降宋带来女真势力扩张的消息，主战派随之抬头，联合金对抗辽[27]。陈昱彤在《浅析北宋联金复燕政策》中认为北宋一直密切注意辽的动向，“复燕”思想影响着宋各种决策，一见辽衰落之势，马上联金复燕[28]。关伯阳《“海上之盟”：大宋祸变自是而始》[29]、孙文政《宋金“海上之盟”历史经过考察》[30]论述观点与陈昱彤一致。程兆奇《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中也阐述了宋代的“恢复”燕云情节是宋与金联盟的重要因素[31]。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海上之盟”是宋金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何俊哲等著《金朝史》认为北宋主动发起联盟，金因联盟有利积极响应宋的倡议，故而这是双方各取所需[32]。徐春夏《从宋金“和战”管窥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一文认为女真建国后欲推翻辽，宋欲收复燕云十六州，双方共敌促使宋金订立盟约[33]。倪洪《宋金海上联盟时期东亚政治格局演变研究》中认为“海上之盟”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北宋试图恢复燕云的计划流产，金的发展给北宋提供了较低作战成本与风险下实现打败辽朝与恢复燕云的可能;另一方面，金朝虽然能屡破辽军，但辽拒绝承认金朝的敌国地位[34]。都兴智在《略论张觉事件与宋金寒盟》中论述了宋金联盟是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从北宋方面来说，女真攻辽节节胜利，彻底打破南北原有平衡关系，为宋朝恢复燕云提供难得机遇;从金朝方面来说，一个刚建立的弱小政权与相对强大的宋朝结盟，大大提高金政权的地位[35]。

有学者认为宋缔结“海上之盟”的原因与北宋各种国策息息相关。日本学者外山军治所著的《金朝史研究》认为北宋“以夷制夷”传统国策对“海上之盟”有所影响[36]。张天佑在《宋金海上联盟的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海上之盟”是北宋“复燕”国策的影响和“久屈思伸之”的结果[37]。张政在《论“海上之盟”订立之因及其对北宋的影响》中认为宋朝传统的“守内虚外”国策是订立联盟的主要原因[38]。郭敏在《浅析两宋对外联盟政策成因——以“海上之盟”、联蒙灭金为例》中认为宋朝恪守“祖宗之训”国策对“海上之盟”有所影响[39]。

部分学者从文化心理层面解释了北宋选择与金联盟的原因。杨小敏、张自福《论北宋晚期徽宗君臣收复燕云之国策》[40]、杨小敏《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41]、杨小敏《从宋金结盟过程看北宋晚期腐败政治》[42]都特别强调了辽使北宋遭受巨大的国防压力和心理屈辱，加之政和年间“燕云”情节极其高涨，因而准备借助金人之力收回燕云地区。

也有学者从金朝的角度和所处背景论述了“海上之盟”的原因。赵永春《完颜阿骨打对宋政策探析》一文认为金辽议和之时，金没有战胜辽的把握，此时宋请求联盟，金才与宋联盟[43]。吕云峰、王春雷在《议阿骨打在抗辽建国时期的外交政策》中提到金反辽战争虽然成绩出色，但辽是大国，短时间内无法推翻。因此金朝欲与宋朝结为犄角，联袂灭辽[44]。

宋徽宗个人的推动作用也是“海上之盟”的极大助力。狄宁《宋金燕云交涉研究》提到了宋徽宗作為君王肩负国家重任和民族希望，渴望再造盖世奇功，彪炳史册，因而极力支持“海上之盟”[45]。李瑞在《宋徽宗联金灭辽政策新探》也提到从宋徽宗继承和发展了宋初以来收复燕云的历史情结，好大喜功、禁受不住近臣诱说，支持联金复燕云[46]。王天晞、孙建民在《宋代关于“结盟”与“非结盟”的三次争论》提到为了转移矛盾和满足好大喜功的心理，宋徽宗妄图乘辽衰弱之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东联高丽”失败后，宋徽宗决定依赖新兴的女真势力[47]。

此外，宋金交往的历史渊源也是“海上之盟”的基础。程民生《“海上之盟”前的宋朝与女真关系》一文中论述“海上之盟”前，宋与女真长期有政治、经济交往，在国际战略上，宋朝一直重视女真的地位。[48]宋金交通路线的开辟也给“海上之盟”创造了交通条件。最初宋金缺乏直接交往的条件，1116年金朝灭渤海国，将势力拓展至辽东半岛，宋金才具备直接交往的交通条件[49]。

综上，对于宋金“海上之盟”缔结的原因，学界的基本观点有三：一是宋为了收复燕云失地，完成祖宗遗愿，解除边防威胁;二是双方各取所需，宋为了收复燕云失地选，金则为了摆脱辽的压迫;三是与北宋的各种国策和长期遭受的耻辱心态有关。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与宋徽宗个人因素、宋金交往历史渊源、宋金交通有一定联系。

三、关于“海上之盟”内容与过程的研究

宋金两国“海上之盟”的内容是相对明确的，而对于“海上之盟”的构想何时开始、联盟过程中宋金两国何时互用国书以及盟约中燕云地区的具体划分，却是相对模糊的，陈乐素、赵永春等人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一）“海上之盟”内容的研究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中详细论述了盟约内容：宋金两国地位平等，互致国书，对等交往;宋金双方正式确立了联合灭辽的方针;灭辽之后，燕京一带归宋;宋朝将每年给辽朝的50万岁币转送于金;事定之后，当于榆关之东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双方约定，自盟约签订之后，不可与契丹讲和[50]。其他学者的观点与之类似。

（二）“海上之盟”动议时间的研究

关于北宋联金复燕之议始于何时？史料记载互有歧异，有政和元年说，政和五年说等。最早对此进行研究是陈乐素，在《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中考证马植归宋提出联金复燕之议的时间应为政和五年[51]，吴景宏《宋金攻辽之外交》[52]、《宋徽宗朝北盟本末》[53]中亦持同样观点。赵永春《北宋联金复燕之议始于何时？》[54]、黄晓巍《宋徽宗政和年间谋辽复燕史事考论》[55]也持政和五年的观点。

（三）宋金“国书”之争的研究

对于宋金“国书”之争，赵永春《关于宋金交聘“国书”的斗争》一文认为分为三个阶段：1118-1125年，是宋朝在交聘中试图使用“诏书”到双方确立为对等之国、互相使用“国书”阶段;1125-1164年是宋朝“奉表称臣”和金人使用“诏书”阶段;1164年到金末，是金宋为叔侄之国、伯侄之国和互用“国书”阶段[56]。冷秉程《论宋金〈海上之盟〉的平等性》也认为是宋先将金看成臣下小邦，在两方交往中试图使用“诏书”而非“国书”，在两国之后的交往中造成了麻烦[57]。

（四）宋金燕云归属之争的研究

对于宋金燕云归属之争，赵永春在三篇文章中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宋金“海上之盟”期间的领土交涉——以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的记载为中心》以赵良嗣所写的《燕云奉使录》为主线，以“海上之盟”为分水岭，叙述“海上之盟”期间及其之后的宋金燕云领土交涉[58]。《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几个史实问题》认为阿骨打只将燕京及其六州土地归宋，并非违背盟约，金人始终未许平、曹、旅三州[59]。《宋金“海上之盟”评议》中也论述了订约时，金人并未许云州一带土地与北宋，阿骨打在占领燕京、军事全盛的情况下，又特许西京一带土地。宋皇帝不明辽朝地理及行政区划，导致了土地交涉的种种麻烦[60]。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亦集中体现于其专著《金宋关系史》[61]的相关章节中。董克昌在《宋金外交往来初探》也提到部分宋金国土之争的内容[62]。

综上，“海上之盟”的动议时间应是政和五年。学界集中研究宋金交聘“国书”的斗争和燕云归属问题的主要是赵永春，他对于这两场争端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评价：金太祖阿骨打虽想为金争得更多利益，但他坚守盟誓愿与北宋交好;宋皇帝不懂地理、指挥失误，导致了后来的种种麻烦[63]。

四、关于订立“海上之盟”重要人物的研究

在宋金“海上之盟”过程中，学界对两人给予特别关注，分别是提出“联金复燕”之策的马植（赵良嗣）和多次出使金国商讨“海上之盟”具体事宜的马扩。

（一）马植研究

马植出生于燕京汉人大族，原任辽光禄卿一职。后归宋提出“复燕之策”，宋朝接纳赐名“赵良嗣”并委以重任，作为宋使多次出使金国，为“海上之盟”和宋金燕云地区交涉往返多次。学术界对马植的研究主要是归宋的原因和个人的评价。

對于马植归宋的原因，赵永春在《金宋关系史》中认为此时辽朝矛盾尖锐，马植知辽朝必亡，加之在契丹贵族斗争中失利，因而投降宋朝，献上灭辽之策[64]。王煦华、金永高《宋辽和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认为马植在辽政治上受到排挤，加上辽的衰退，金已崛起，因而背辽奔宋[65]。于国石、吴中今《评赵良嗣之冤》认为燕云地区的汉族士人饱尝异族统治心酸，意欲助宋恢复燕云地区的统治，加之辽的衰落十分明显，马植利用时机弃旧归新[66]。何俊哲《燕京地区官僚豪强在辽、宋、金角逐中的态度》[67]、关伯阳《“海上之盟”：大宋祸变自是而始》[68]认为马植投宋是经过长期策划，代表燕京地区一部分官僚豪强政治态度的行为。段鹏在《马植与宋辽金关系研究》中总结出辽对于燕云汉人在任官，参政等方面处处防范，引起他们心怀“旧国”的情感，马植的叛辽归宋也正是燕云世家大族心怀故国的一个缩影[69]。

对于马植的评价，传统史家对于马植的评价倾向于负面，认为他是导致宋朝兵祸的罪魁祸首，将他写入了《宋史》的《奸臣传》。但赵翼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马植往返六七，颇能缓颊尽心，与金争议，之后国家蒙难罪责不在马植，应入《功臣传》[70]。

近些年来众多学者对于马植的评价愈加客观。姜青青所著《马扩研究》中对传统史家对马植的负面评价表示了疑问[71]。王煦华、金永高《宋辽和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认为元修《宋史》把马植写进《奸臣传》里是不合适的，“海上之盟”是宋廷决策者负责，不能让马植承担所有罪责[72]。程溯洛《北宋联金攻辽的外交》认为马植只是宋金外交政策的谋主，并非联金的主角，马植为宋代灭亡负责是被冤枉的[73]。何俊哲《燕京地区官僚豪强在辽、宋、金角逐中的态度》认为以赵良嗣为代表的燕云地区官僚豪强提出的联金灭辽策略在执行中取得一定成绩，只是由于宋腐败、无法御金才导致失败，诿罪于赵良嗣等人是不公平的[74]。于国石、吴中今《评赵良嗣之冤》中马植投宋和使金交涉中坚持立场，不取媚献宠邀功，亦无通敌之嫌。不应让马植为北宋的灭亡负责[75]。段鹏在《马植与宋辽金关系研究》中认为马植提“灭燕之策”、多次往返出使金国，为宋朝尽心争取利益;在联盟中马植是执行者，决策者是徽宗君臣;马植对于金人侵宋负有一定责任，但负全责的应该是宋徽宗和童贯、蔡京等[76]。袁源《马植与宋金战争之关系新论》中认为马植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地缘战略眼光人才，北宋的败亡归因于马植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77]。

综上，现学界的观点趋向于认同马植的“故国情节”。对马植归宋和个人的评价，更多地考虑到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归宋的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对于马植与北宋的灭亡、宋金联盟所负责任的评价更多地以他当时的身份来考虑，因而趋向于更加合理的态度。

（二）马扩研究

马扩生于北宋，卒于南宋。因缘际会的参与了“海上之盟”的谈判、宋金战争等重大军政要事。军政、外交能力杰出，但始终在幕后，事迹鲜为人知，终其一生未获重用，未入《宋史》。在“海上之盟”谈判中，他曾多次作为北宋政府的使者出使金，在恶劣环境中赢得尊重。有《茅斋自叙》传世记述他出使辽金和敌后抗金的经历。

姜青青所著的《马扩研究》中叙述了马扩与其父马政明知艰险，依然出使金朝，是敲开“海上之盟”大门的英雄。马扩出使时展现了杰出武艺，阿骨打等人自以为窥斑见豹，体察到大宋真实武备情况，下定与宋联盟的决心。姜青青同时评价马扩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和为国献身的民族英雄[78]。他同时在《马扩事迹编年》一书中详细论述了马扩的一生[79]。黄宽重在《马扩与两宋之际的政局变动》中从马扩的角度考察了两宋之际这个巨变的时代，同时给予了马扩英雄的评价[80]。谢玉杰《马扩述略》记叙了马扩参与“海上之盟”谈判时的具体事迹，认为马扩促进联盟的缔结并给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高度评价[81]。傅朗云在《马扩其人与〈茅斋自叙〉》中提到马扩对宋收复燕京提出建设性意见，再次使金时说服金军不要南下，赢得短暂和平，同时对《茅斋自叙》的内容进行了总结[82]。赵永春在《〈茅斋自叙〉记载的女真生活习俗与宋金关系》也叙述了关于马扩的内容[83]。

综上，学界对马扩的研究主要集中介绍马扩与金人交往的具体事迹，如“三箭定江山”、建议让宋军独取燕京等，认为马扩个人的优秀素质促进了“海上之盟”的缔结，诸多学者都给予马扩较高的评价。

五、关于“海上之盟”评价的研究

在学界对“海上之盟”的研究之中，对于“海上之盟”的评价一直是重中之重，学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一部分学者对“海上之盟”持相对认可的态度。赵翼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对于宋金“海上之盟”是相对认可的。他认可宋朝的复燕云之功，中华疆土复归版图[84]赵永春在《北宋联金复燕的活动及其经验教训》中认为宋金“海上之盟”是可行的。他持此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辽的方面看：当时辽政权灭亡之势难以避免;从缔结合约看：“澶渊之盟”有局限性，宋辽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和平难以长久;从宋的方面看：宋朝亦走向腐朽，单独攻辽复燕恐无把握，因此联金玫辽，远交近攻，策略可行。从策略看：燕云之地用钱赎回未尝不可。宋徽宗以与契丹岁币转送于金的条件收复了燕京，继承和发展祖宗用金钱赎燕云之地的政策[85]。都兴智《略论张觉事件与宋金寒盟》[86]、段鹏《马植与宋辽金关系研究》[87]提到宋朝与金签订“海上之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非失策，但宋在联盟时的表现太不尽如人意。

部分学者认为与金联盟的策略是可取的，但北宋自身并未充分准备，想完全依靠金的做法是错误的。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88]、张朝发《两宋联盟外交之比较》[89]的认为联金灭辽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由于事先无缜密计划与充分准备。王明荪《金初的功臣集团及其对金宋关系的影响》中认为图燕之举并非绝对不可，但无治燕之策及防金之力，北宋终遭失败[90]。程溯洛在《北宋联金攻辽的外交》一文中认为北宋在受辽压制的情况下看到辽的倾颓，与金联盟并无错。但是在人民异常困苦和军事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轻起边事，对金不甚了解，轻率求人，自处被动地位，这是北宋联金灭辽外交失败的根据[91]。梁丽《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的观点与程溯洛相似[92]。

有学者认为“海上之盟”与宋灭亡有一定的关系。张亮采、杨树森、李洵著《辽宋金元史》认为“海上之盟”过程中暴露的腐败和虚弱，刺激了女真的欲望，从此女真积极准备南侵[93]。陈昱彤《浅析北宋联金复燕政策》[94]、狄宁《宋金燕云交涉研究》[95]、李瑞《宋徽宗联金灭辽政策新探》[96]、杨小敏《从宋金结盟过程看北宋晚期腐败政治》[97]所持观点与李洵等人相同。徐玉虎《宋金海上联盟的概观》[98]、吴景宏《宋金攻辽之外交》[99]、张天佑《宋金海上联盟的研究》[100]均认为联盟与宋朝的灭亡有一定的关联。

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海上之盟持相对否定的态度。陶晋生所著的《宋辽关系史研究》中认为宋徽宗为了贯彻收复失地的主张，冒险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政策，以致一败涂地[101]。舒焚著《辽史稿》认为宋想借助金收复燕云地区的想法是异想天开的[102]。王晓波著《宋辽战争论考》认为“海上之盟”不可行，理由有三：一是宋金军力悬殊，联合不具备平等性，必将受制于金;二是宋想以岁币为代价换取燕云，想法过于天真，金人不可能满足;三是联金攻辽是背信弃义、师出无名、不得人心的行为[103]。黄纯艳所著《宋代朝贡体系研究》中认为“海上之盟的结果是辽朝和北宋两大帝国的灭亡，金朝成为凌驾于南宋之上的最强国，东亚秩序发生巨大变化[104]。

徐梦莘对“海上之盟”的看法是“国家祸变自是而始”[105]。余嘉锡认为靖康之祸始于宋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106]。任崇岳在《论宋金“海上之盟”》中认为北宋与金人缔结盟约共同图辽，是北宋统治集团的重大失误，从历史上看：燕云十六州从未隶属过宋朝;从经济观点来看：宋朝虽然向辽方缴纳银绢大笔，但岁币未给宋的财政带来压力，且在榷场贸易中的得利也比岁币多;从宋辽关系看：自从“澶渊之盟”后，宋辽有兄弟之谊，开创民族关系史上新篇章;从宋朝的情况看：徽宗时期国内财匮民窮，还要出兵攻辽，不识时务;就金的情况来说：女真的野心并非是灭辽可以满足的[107]。张政在《论“海上之盟”订立之因及其对北宋的影响》中认为“海上之盟”不但使得宋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矛盾，而且促进了辽的灭亡，更加速了北宋的灭亡[108]。杨小敏、张自福在《论北宋晚期徽宗君臣收复燕云之国策》[109]、杨小敏《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110]认为“海上之盟”从结局看，是引狼入室之举，最终导致北宋灭亡，带来大国幻想坍塌后的无尽耻辱。王天晞，孙建民在《宋代关于“结盟”与“非结盟”的三次争论》中认为“靖康之难”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是历史对“联金灭辽”战略的注脚[111]。

温铁军在《略论宋金“海上之盟”》一文中的视角相对全面，认为要从两方面看待“海上之盟”。“海上之盟”的签订对金国来说是顺应时局，在客观上联合了北宋，孤立了辽国，缩短了辽金之战的进程。在灭辽之后，迅速南下，完成统一北方的霸业;于北宋来讲，由于北宋君臣的昏庸和腐朽，在辽金战争的初期未能把握局势，抱着政治投机心理与金联盟，麻痹自己，失去了战争先机。在加速辽灭亡的同时，同样也加速自己的灭亡[112]。关伯阳《“海上之盟”：大宋祸变自是而始》认可温铁军的说法，认为金国通过“海上之盟”真正强大起来;北宋联金灭辽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方向[113]。

综上，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评价，学界的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为宋金“海上之盟”是相对可行的一项决策，但是由于宋朝君臣的昏聩和宋廷的极端腐朽给宋朝带来了祸端。一类认为是宋金“海上之盟”是不可行的，是宋朝统治集团的重大决策失误，直接导致宋朝灭亡。就现有的成果来看，更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六、结语

“海上之盟”后，辽很快崩溃灭亡，宋亦遭受“靖康之耻”，金国开始主导整个东北亚的政局。“海上之盟”是宋金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二十世纪以来，虽没有以“海上之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但已有的论著对“海上之盟”进行了充分的论述，研究视角既有总揽宋金两朝政治走向的宏观叙事，也有聚焦于马植、马扩等个人功用的小人物视角。总的来说，学界对于“海上之盟”的订立背景，缔结原因，盟约内容等达成已相对一致的看法;对于如何评价“海上之盟”，尚有争议，且持负面看法的学者占大多数。但目前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研究，“海上之盟”对整个东北亚格局产生的影响亦是研究薄弱之处。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研究视角过于单一，以往的学者大多只站在宋朝或金朝的角度去看待“海上之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可以参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探究“海上之盟”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何种影响？是推进抑或阻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可能是我们往后需要探寻的目标。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囿于传统的史料，要更多的寻找和运用新史料，发掘新视角，只有如此，“海上之盟”的研究才会跳出现有的研究路径，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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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

A Review of Studies on Maritime Alliance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iesSsince the 20th Century

WANG Yan-xia

（Department of Chinese History，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Maritime Alliance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influence in the 12th century in northeast Asia is the major event，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cademic circles centered at sea background to conclude why content of maritime Alliance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launched research such as evaluation process， to be a fruitful research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repeated research and research Angle of view of a single problem.

Keywords： Song and Jin; "Maritime Alliance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