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乐耕

陶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先民将粘土通过一系列的工序烧结成坚硬的陶，是一种人力改变天然物的开端。用湿润柔软的粘土制作陶器，塑造各种动物、人物，丰富了陶的造型，其中动物造型成为了陶瓷造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原始陶中就有大量的动物造型出现。由于原始宗教与图腾崇拜的观念，人与动物的关系密切，相于对陶塑人物，动物的塑造显得格外用心，更加成熟，其造型手法是一种去繁就简符号化的提炼，这是一种古人简化世界、掌握世界的方式。动物造型成为具有最大共性的代表，比如与人们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演化成生肖文化，构建起人与动物在时空观念的统一，也搭建起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一种自我投射认同。例如笔者的《吉狗迎春》（图1）就是对中华生肖犬蹲立姿态的高度提炼，将狗的可爱，忠诚陪伴人类的品质得以凝聚，用粉彩梅花进行装饰，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龙行天下》（图2）运用了中国几千年哲学思维的太极阴阳“S形”弧线；《玉兔迎春》（图3）的造型中，取一弧形即表现了玉兔的充满生机、可爱跃动，圆润的弧度也包含了中国传统对“圆道”的崇拜。生肖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对自然、天地的尊重，体现着华夏民族的最初意识形态，即对自然的崇拜与虔诚。

动物雕塑去具象化细节而强调动物本体的特征，是中国造型艺术的基本底色，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象征之一。中国文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汉字，总体来说，是一种象形文字，而非拼音文字。对于事物常常是通过一种绘画的方式进行记录，逐渐将其简化，最终用简单笔画构建出汉字。比如，现实中的马都是唯一的真实的具体的某一匹马，但是提炼出的“马”却具有马的共性特征，头、躯干、四肢、尾，以最能显示马的特征的侧面构建出“马”字。有了“马”字之后对于显示马的精神则是书写时候运笔点划，搭建字体结构的独立审美，书法艺术由此而生。同样，中国造型艺术其本质也就类似如此，所以有成竹在胸，而非自然造化。

中国传统雕塑中的马常常和英雄在一起，是英雄的承载者或化身，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图4）、霍去病墓的跃马（图5）、昭陵的六骏（图6）等。这些马并非是表达马本身，而是独马以及群馬的变幻组合而形成的精神与气势，演绎了马与“英雄”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英雄精神的载体，也就是英雄的化身。无论是走马以粪还是戎马生于郊，都是对马的异化，被人类和外力强加上不属于其本来特性的东西。

我在动物雕塑创作中，想将无任何异化精神与肉身的自由交融于天地间的状态借动物造型展现出来。我钟爱马，倾慕自然天地间马的各种生存状态，由此创作了许多以马为主体的作品。在塑造的时候，将自然之马的形态转换成心中之马，而非拘泥于某一具象之马、某一具象之景。再将心中之马置于心中天地间自由之景的状态，是精神之趣，更是自由空灵之美：例如《风》系列中一群迎风而立的马气势磅礴，夸张的马鬃和变形的马体，既有呼啸的动感，又有静默的美感。《行空的天马》（图7）系列，我用即兴的自由手法塑造，与青白瓷澄透空灵的气质结合，画面中一望无垠的苍穹大地上，骏马在风中或昂扬、或沉思，其中的意象高远旷达。晶莹剔透的釉色衬托出如君子一样的马，含蓄蕴藉又空灵雅致，如玉一般的青白瓷充满东方的审美趣味。马是自由的灵魂与自由的肉身化显的载体，而“牛”系列作品（图8）则是肉身负重、脚踏实地，沉稳地矗立在天地间的图腾。牛作为农耕时代人类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劳力，给予其最真挚的感恩和爱恋，力量、忠诚、忍辱负重的美感和与生俱来的野性，以及与人、与农耕社会的密切关系，催促观众再次回想渐渐远去的生活场景。

中国传统动物雕塑自古至今，有着浓重的文化血脉，从早期的陶塑家畜、青铜动物尊、陵墓瑞兽祥禽以及拴马柱中，都可以看到以动物为题材进行表现或装饰其表。中国古人通过对动物形象夸张、概括、象征、联想和比兴等手法，来承载当时人们的精神向往。当代雕塑创作处于一种极端自由化、开放化、个性化的状态，需要我们坚守和弘扬中国传统雕塑精髓，从传统的角度回归雕塑本体语言是其根本，追逐与时俱进、展现时代精神风貌更是时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