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晓

〔中图分类号〕B266;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6—0096—11

为了克服现代性的理性危机，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的异化困境，哈贝马斯致力于建构以同质型主体间性（homogenized inter-sub-jectivity）、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与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为核心要素的交往行为理论。一方面，哈贝马斯承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理性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来重塑理性对日常生活的统摄地位。由于这种重塑理性统摄地位的思维预设，交往行为理论的终极目的便不是交往行为本身，而是交往理性。因此，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也必须以理性对日常生活之流的抽象为基础，从而使交往行为丧失了实践性。

总览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交往行为理论往往处于对话性与理性的紧张冲突之中。哈贝马斯既希望交往行为理论具备“由己及人”的对话性质，又希望这种交往对话时刻以理性共识为导向。为了使交往行为兼具对话性与理性，交往行为便必须以“理想的言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为言语预设，而这种预设本质上仍是对日常生活的理性抽象。由于其抽象性，交往行为理论只能被部分政治精英所掌控，为精英统治阶层的建制商讨提供理论支持，无法真正进入人民大众的日常对话之中，丧失了其实践性。张汝伦曾对交往行为理论的以上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批判。然而，张汝伦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批判方式，主要以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形式化处理以及语言的理性化处理为突破口，并没有层次分明地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整体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