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成

红玲被省里评为“三八红旗手”了，要在县里表彰大会上发言。乡里妇联主任找到我，说啥也要我帮红玲写个发言稿。

妇联主任领着我去了红玲家。

红玲长得很好看，白白的皮肤，红腮帮，嘴唇是自然的胭脂红，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她的两只眼睛看人怯生生的，但那把發梢黄黄的马尾辫，在无拘无束地轻轻晃动着。

进屋坐下，妇联主任说明来意，就听红玲的婆婆在里屋喊，让红玲赶快给我俩打鸡蛋茶。红玲起身去厨房，我和妇联主任跟红玲的婆婆聊了起来。

红玲的婆婆说，红玲进她家后，一心伺候残疾的公婆。两年后，公公下世了，婆婆还瘫痪在床。要不是红玲，她早就没命了。几个月前，她不小心弄失了火，棉被都烧着了，幸亏红玲恰好干了一歇儿活，从地里回来看她……喝完鸡蛋茶，妇联主任就给我设计了几个问题，让我问红玲。不论我问哪个问题，红玲都是笑而不答。里屋的婆婆又搭话了，让去问西边的邻居小立。

小立是村里的团支书。不一会儿，妇联主任领着一位小伙子来了，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展开一看，一行被红笔圈着的标题赫然入目：好军嫂康红玲。我快速浏览了文章，对妇联主任说：“发言稿心中有数了。”

红玲感到不好意思，站了起来，欲言又止，一时忸怩起来，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

我趁机又向红玲重复问起她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问急了，她才说：“其实，也没啥……志刚在部队就给我来了两封信，我就是按志刚信上说的去做的，好让志刚安心在部队里……”

红玲看我还有问两封信的意思，就先截住了话头儿，说：“俺那两封信，俺珍藏一辈子。除了俺俩，谁也不让看。”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之所以讲起，是因为我前些天放假回老家碰见了当年的小立。

我向小立问起了红玲的情况，小立眉头紧锁。

原来，志刚复员半年后，红玲的婆婆就下世了，志刚以红玲没有伺候好公婆为借口，要与红玲离婚。后来，志刚干脆领着一个外地女子住进家里。红玲忍不下去，就同意与志刚离了婚。经人介绍，红玲又嫁给了一户丧了妻子带下两个孩子的杨姓人家。为了供杨家两个孩子好好读书，红玲在街南头开了一家“红玲包子店”。这些年，日子过得倒还踏实。

也真是应了“人在做，天在看”那句话，后来志刚出了车祸，落下残疾，不能自理，那外地女子在夜里偷跑了。没办法，村里就把志刚弄到敬老院里。

假期结束的前一天，我鬼使神差地想去看一看红玲。很快，我找到了“红玲包子店”。

在店门口，我看见一位白白胖胖的男子在轮椅上坐着，看见我就点点头，傻傻地笑。这时，一位身材微胖、系着围裙的女人看我一眼，朝轮椅上的男人说：“志刚，咋又光知道笑，不招呼客人呀？”

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不一会儿，一位穿工作服的男子来到我面前，轻声说：“上楼吧，楼上安静。”想必这就是红玲后来嫁的杨先生，我来前让小立给他和红玲打了个招呼。

楼上有一个收拾得很整洁的小房间，摆着两张小桌。工作服男子示意我坐下，让我先品尝一下红玲的小笼包子，然后坐在我对面，长吁了一口气，缓缓地说：“我姓杨，是红玲的男人，你叫我老杨吧。你就是红玲说的那个会写文章的老师吧？”

老杨说着站了起来，打开了另一间的门。

“你也知道，红玲年轻时得过荣誉。在我心里，红玲是一个好女人。这些年，红玲到俺家可没少吃苦。现在苦日子到头了，我的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今年我和红玲的孩子也考上了大学。这一切……这一切……”

老杨说着哽咽起来，我递给他一张餐巾纸。

“这些年，乡里扶贫也没少照顾俺，让俺在街上开了一个小吃店。多亏了红玲手艺好，生意一直不错……这不，孩子都离开身边了，可红玲总觉得还有什么心没有尽到……”

老杨说着，又站了起来，朝楼下喊了一声红玲，红玲应了一声。

“我知道红玲的心思，她是放不下志刚。毕竟是夫妻一场，他现在着实也落了难。这不，上个月，红玲把他从敬老院里接来了。”

老杨又站起来，朝楼下喊了一声红玲，随即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

老杨进了刚才打开门的那间屋子，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系扎得很严实的塑料袋，递给我，说：“这是红玲珍藏的两封信，都快二十年了。红玲说有朝一日见了你，一定让你看看。”

我大脑蒙了一下，一时不知道怎样才好。

系围裙的女人上了楼，她就是红玲。我缓缓地把装着两封信的袋子交到红玲的手上，低声说：“不用看了，我知道了。”

我默默从红玲身边下了楼梯，仰面看见红玲正捧着那个袋子目送着我，脸上露出了略带羞怯的微笑。

我深深地向红玲鞠了一躬，一字一顿地说：“好——人，珍——重！”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