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秋蓉 叶继红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早期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规避、克服、减少风险和寻求获得安全的一种空间实践选择(1)陈忠：《城市社会的生命自觉与风险治理——一种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视角》，《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人们通常采取建城选址、建造城墙与护城河等稳定性导向的被动防御性策略以强化城市外部系统的刚性。在工业文明时期，城市更多地遭受由人本身的活动、创造所导致的更为深度的社会化风险，从城市内部系统诠释城市本体性安全的脆弱性管理视角，主张采用强制约束、制定安全标准、强化基础设施硬件、提供风险评估服务等以确定性为导向的工程技术性策略。当今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步入了现代风险社会，复杂密致的当代城市也开始遭遇更为全面、深刻的“系统性风险”(systematic risk)，且日益延伸为多样态风险的“凸透镜”。如始于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由单纯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化为综合性、跨越界域的国际巨灾(2)童星：《兼具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世界各国的城市曾先后沦为疫情“重灾区”。这不禁令人反思：在“黑天鹅”频频振翅、“灰犀牛”狂奔而来的时代，城市作为风险最为集中的物理空间和地理区域(3)钱锦宇：《风险治理视域的现代城市疫情防控》，《理论探索》2020年第3期。，该如何跳出“与风险抗争”的泥淖，学会“与风险共处”、适应“与风险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