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华锋

(四川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唐宋时期，川渝地区佛教鼎盛，留存下来一大批以石窟寺为主的佛教遗存。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这一地区现有唐宋石窟900余处，其中镌刻着约1200则摩崖题刻，总字数超过55万。这些原始的、未经后人改动的摩崖题刻不仅是巴蜀佛教发展史的直观记载, 更是该区域历史变迁的忠实反映，是探究地方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相关社会历史问题独特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笔者在整理这批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造像题记、经变题记、传记碑、诫誓碑等四类摩崖题刻中保存有一些与古代瘟疫史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年代集中在唐宋时期，内容涉及古代瘟疫的诸多方面。就学术研究史而言，前贤时俊已在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1)如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另外，各类断代灾荒史、区域灾荒史、灾荒通史论著中也涉及不少古代瘟疫的研究。，但迄今鲜有瞩目这批资料者。本文拟在辑录、考释川渝石窟相关题刻的基础上，就其中反映出的古代瘟疫史有关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一、安岳庵堂寺天成五年(930)白衣观音造像题记

庵堂寺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安岳县林凤镇庵堂村,现存22龛造像，其中第13号龛是一个双层方形小龛，龛高50厘米，宽40厘米，龛内雕刻白衣观音菩萨像和两身胁侍(图1)。白衣观音像的头、颈部为现代补修，发辫覆肩，上着通肩式上衣，下着长裙，腰束带，跣足，左腿内盘，右腿屈起，双手抱右膝，游戏坐于束腰仰莲圆座上。龛下磨平的长方形壁面上阴刻一则题记(图2)，保存完好，共9行，计105字。刘健先生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岳县文物局曾先后对此处摩崖造像做过调查，并分别刊布了考古简报，其中均对此题刻做过录文(2)刘健《四川省安岳县庵堂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第26-27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县庵堂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12-613页。。兹参考前人录文，结合实地核查，纠正部分录文的错漏之处，重新将题刻内容释读如下：

敬镌造曜像白衣观音菩萨/一身。右比丘怀真所造前件功德，/意者为往年自身忽染天行/时疾，归在俗家将理，并染俗/家，大小不安，遂乃发心愿造。/果蒙圣力加备，得获平善，不/负先心，镌妆周备，伏光圣慈/照知。时以天成五年庚寅岁二月廿/五日，比丘怀真题记，永为供养。

对于这则题刻，过去的研究者多取其中的年代和造像名称等信息来进行断代和定名，缺乏全面的认识。细致分析后，我们发现此题刻中对于造像缘起的描述十分特别，尤其是其中的“天行时疾”一语颇值得注意。在文献中，“天行时疾”也作“天行时疫”，朱震亨《丹溪心法》清晰地指出：“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3)[元]朱震亨撰，王英、竹剑平、江凌圳整理《丹溪心法》卷1，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可知其意为瘟疫。怀真所染为何种疾病，我们已无从获知。但题刻中明确记载他染病后离开寺院回到俗家休养，随后家人也被“并染”，致使家中“大小不安”，这一历程呈现出明显的 “转相染易”(4)[隋]巢元方编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卷11：“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的瘟疫特征，故而可确定怀真所患必然是一种流行病。

从流行病救治的角度来看，怀真的经历非常生动地从反面证明，隔离收治是此类疾病防治的第一要务。事实上，翻检史籍可知，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逐渐注意到了这一点；到唐宋时期，寺院和政府共同成为了主要的流行病防治公共机构，唐代寺院中曾设有疠人坊、悲田养病坊等，宋代官方也曾设置病坊、安乐坊、安济坊等机构(5)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第1期，第32-35页；张志云《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06-108页。。这些机构极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从空间上集中隔离流行病人，有效管控传染源，这与现代流行病防治的基本原则大体一致。

面对瘟疫，除医疗救治外，古人的另外一种重要的应对措施是诉诸宗教。根据上述题刻，我们知道，比丘怀真及俗家大小身染“天行时疾“时，曾求助宗教的力量，并发心造像，后来“果蒙胜力加备，得获平善”，为了还愿，怀真于天成五年镌造了此龛白衣观音像。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白衣观音是川渝地区五代至北宋初流行的一种造像题材，现存实例十余处，有纪年者最早的是安岳圆觉洞第22龛前蜀天汉元年(917)赵义和等人造白衣观音像(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县圆觉洞摩崖石刻造像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最晚者延续至十世纪末，如安岳上大佛第8-2龛北宋端拱元年(988)何彦超夫妇造白衣观音像(7)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上大佛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第7页。，空间分布上尤以眉山和安岳、大足一带最为集中。白衣观音是观音菩萨的诸多化身之一。经过南北朝至隋代的发展，到唐五代时期，观音菩萨已广为人知，受到空前推崇。虽然白衣观音素衣覆冠的形象与普通观音有明显的区别，但就信仰意涵而言，二者并无明显的差异。川渝地区十余例白衣观音造像的发愿辞均主要集中在往生净土、祈保平安、延年益寿等方面，这种表述与同时代的观音造像是完全相同的，涵盖了现世救难和死后度亡等信众期望的诸多方面，其中当然包括治愈疾病。事实上，有关白衣观音护佑愈疾的功能，我们还可在其他文献中发现不少类似的记载，例如宋人葛胜仲《丹阳集》卷15载：“(妻硕人张氏)尝得寒疾滨死，观世音现白衣璎珞像升卧榻，以杨枝荆芥祓其体，寻汗浃顿愈。”(8)[宋]葛胜仲《丹阳集》卷15“妻硕人张氏墓志铭”条，收入《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在这则文献中，张氏同样因信仰白衣观音而使其寒疾得治。

图1 图2

二、安岳卧佛院崇宁二年(1103)《诫誓贼盗火烛祛除邪祟神碑》

此题刻为一通摩崖碑刻(图3)，位于四川省安岳县卧佛院第81号窟内。此窟是一个未完工的唐代刻经窟，窟口高230，宽181，深175厘米，窟内没有造像，只在正壁上有此晚期雕刻的宋碑。碑身为长方形，顶部抹角，下有龟趺底座。碑身刻字26行，共1127字，保存较完好。有关安岳卧佛院，彭家胜、曹丹、李良、邓之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安岳县文物局、秦臻、张雪芬、雷玉华(9)彭家胜《四川安岳卧佛院调查》，《文物》1988年第8 期，第1-13、30页；曹丹《安岳卧佛院卧佛刻经与题记》，《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第52页；李良、邓之金《安岳卧佛院窟群总目》，《四川文物》1997 年第4 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安岳县文物局《安岳卧佛院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6)》，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91页；秦臻、张雪芬、雷玉华《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等学者或单位都曾做过调查，并发表了考古简报、报告，其中均对此碑做过不同程度的录文；另外，张雪芬、李艳舒也曾论及此碑，并刊布了拓片(10)张雪芬、李艳舒《安岳卧佛院第4号龛题记与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11年第6期，第51-56页。。前人的录文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均存在录文不完整或讹漏较多的问题。兹结合实地调查核对，重新将碑刻内容校录如下：

此《诫誓贼盗火烛祛除邪祟神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以来，虽前后有过多次调查，但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对其中涉及的诸多社会历史问题研究不足。总的来看，院主法宗竖立此碑的背景，一方面是寺院财物屡遭劫盗借取，另外一方面是其时“灾疴频挠”。碑文的内容首论佛法之广大，次叙寺院的发展历程，最后对僧众及信众提出六条诫誓。

在碑文记载的诸多内容中，两次提到“院内亡殁行者王法显、贾慈显，俱患劳疾死亡，不得传尸谴迎”。可见，这是当时寺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劳疾”，又称肺劳、痨瘵、传注、劳注、劳瘵骨蒸等，是一种慢性传染性肺部虚损性疾患，相当于今天的肺结核，是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疾病。《太平广记》有载：“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人”(1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20，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更有甚者如曹瑴“少出家为行者，其家累世病传尸，主门户者一旦尽死，无人奉祭祀”(12)[宋]洪迈《夷坚甲志·炽盛光咒》，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2页。。可见，这种疾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危害很大。“劳疾”又名“传尸”或“传尸劳”，古人认为这种疾病是由尸气相传而传染的，即所谓“此病多因临死哭泣，尸气入腹，连绵不已……翕翕然死后,家中更染一人,如此相传……”(13)[明]朱橚《普济方》卷237“尸疰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因此，古人对患此病亡故之人尸身的处理十分谨慎。根据《诫誓贼盗火烛祛除邪祟神碑》的记载我们知道，在竖立此碑之时，卧佛院的两位修行者王法显、贾慈显患病亡殁，院主法宗在碑文中两次强调此二人所患为“劳疾”，以警醒僧俗大众，并明确诫誓“不得传尸谴迎”。这里的“传尸”直接的含义为迎送尸体，当然也暗含着对此种疾病通过尸体“转相染著”的巨大危害性的强调。法宗在碑文中第二次言及此事时，又进一步给出了解决办法——“殡□后毗”，即将尸体停放在寺院，就地发送、焚化。这种做法当然与佛教的丧葬习俗有密切的关联，但客观上却有效地阻断了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即使从今天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也有相当的合理性。

图3 图4

三、川渝地区柳本尊题刻中的相关资料

四川安岳、重庆大足地区保存的一系列与柳本尊相关的题刻中也有一些与瘟疫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柳本尊十炼图，如大足宝顶山大佛湾柳本尊十炼图题记(图4)(14)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55-161页。：

第一炼指。本尊教主于光启二年，偶见人多疫疾，教主悯之，遂盟于佛，持咒灭之，在本宅道场中，炼左手第二指一节，供养诸佛，誓救苦恼众生……

安岳毗卢洞柳本尊十炼图有一则与几乎之完全相同的题记(15)王熙祥、黎方银《安岳、大足石窟中〈柳本尊十炼图〉比较》，《四川文物》1986年第S1期，第84-88页。。

另外一种是柳本尊碑刻，主要是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的《唐柳本尊传》碑(图5)(16)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大足石刻铭文录》，第207页。：

……会广明离乱之后，饥馑相仍，民多疫疾，厉鬼肆其凶，居士悯焉，光启二年六月十五日盟于佛，持咒以灭之，是岁八月八日建道场然手指一节供诸佛，誓救苦恼众生……

图5 大足宝顶山小佛湾《唐柳本尊传》碑拓片(采自《大足石刻铭文录》)

上述两种题刻中都出现了“人多疫疾”或“民多疫疾”的表述。所谓“疫”，意为“民皆疾也”(17)[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0页。。“疫疾”与文献中的“疫”、“大疫”、“时疫”、“疫疠”等词语一样，均是古代对瘟疫的指称。柳本尊当时所遇为何种瘟疫，我们已难知悉。但综合上引两种题刻，我们仍然可清晰地从中获得以下三点认识：

其一，此次瘟疫应是由战乱引起的。从历史上看，战乱是瘟疫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18)战乱是古代引发瘟疫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赵青山《试论六至七世纪高昌疫病流行与突厥入侵的关系——以抄经题记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2期，第57-61页。。题刻中明确提到，此次瘟疫与“广明离乱”密切相关。所谓“广明离乱”，指的是广明元年(880)黄巢进逼长安，唐僖宗入蜀之事。其时，蜀地动乱，百姓“饥馑相仍”，由此引发了瘟疫。

其二，晚唐时期佛教应对瘟疫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持咒”。如同前揭安岳庵堂寺天成五年白衣观音像那样，开龛造像是佛教应对瘟疫的传统方式。但到晚唐五代两宋时期，川渝佛教的重要新特点是，各种真言咒语十分流行，持咒成为当时佛教信仰的重要形式。在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在川渝地区陆续发现了一大批唐宋时期的经咒遗存，内容涉及“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大随求真言”“五方如来真言”等近20种真言咒语。在各类密教典籍之中，常会记述持颂真言咒语无所不能的种种神通，当然也包括治愈疾病。

其三，瘟疫是促使川渝地区唐宋时期新教派(即柳本尊教派，或称作“柳赵教派”“柳氏教派”“川密”)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柳本尊教派自晚唐时逐步兴起，至两宋时成为川渝地区最具特色的教派，是川渝佛教发展的辉煌成就。从该教派创建者柳本尊的行化经历(即“十炼图”)来看，他最开始就是通过持咒息疫这种方式来吸引信众的。可以说，柳本尊教派的兴起顺应了晚唐时期川西地区瘟疫流行的历史背景。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瘟疫是促进川渝唐宋佛教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结语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国度。唐宋时期，川渝地区虽相对而言大体稳定，但也常因战乱等原因引发瘟疫，是全国瘟疫较为频发的区域之一(19)陈丽《唐宋时期瘟疫发生的规律及特点》，《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2-13页。。川渝石窟考古调查发现的这些与古代瘟疫有关的摩崖题刻虽大多较为简略，但都是原始的，未经后人编辑的，真实、微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从内容上看，这些资料或描述瘟疫传播的过程，或记载病患死亡后尸身的处理方式，或揭示寺院在瘟疫防治中的作用。透过这些资料，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瘟疫与佛教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从正反两面为今天更好地认识流行病的流行过程、传染源管理、尸身处理等问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